1986年7月的四川廣漢酷熱異樣，沒有一絲風，人坐著不動都會流汗。這種氣象下，鄉鎮企業南興鄉一磚廠依然在日日取土功課。南興鄉本來叫東興國民公社，改造開放後在全國第一個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磚廠製磚須要大量的土，三星堆堆子便成為取土的好地方。
　　1980年四川省考古隊（即現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進駐的時候，三星堆還有兩個半堆子，到1986年隻剩大半個了，高巍峨立著。
　　當地農夫把這種土叫作「仙人土」。從陡坎最低處開挖，像挖隧道一樣掘進，進到必定深度後，從頂上插入一根鋼釺，使勁一撬，大塊的土就會坍塌，一天下來能夠挖兩方左右。
　　考古隊和當地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默契」關聯。考古隊發掘過的地方，農民個別可以取土。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方便，因為土裏的「雜物」已經清算清潔了。有時他們挖到一些「稀罕」的東西，也會自動拿來給考古隊看。
　　問題是，農夫挖土的速度，遠遠超過考古隊發掘的進度。這就像一場疲於奔命的賽跑。
　　「那時的三星堆遺址什麽都不是，不是『省保』，更不是『國保』，連『縣保』都不是。那是三星堆最難題的時候。」當時的考古隊領隊、三星堆著名的「二陳」之陳顯丹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二陳都是考古隊領隊，當地農民工把陳德安叫「大陳老師」或「眼鏡陳老師」，把陳顯丹叫「小陳老師」。
　　但最艱苦的時候，也就是拂曉破曉之時。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橫空降生，一醒驚天下。
　　2005年，雷雨接替陳德安，擔任了三星堆考古隊領隊，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從1984年接觸三星堆考古至今，他最深入的感觸是一定要堅持。
　　「保持一定有收成。」雷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發掘月亮灣
　　1963年，四川大學歷史係年輕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師一起，來到廣漢月亮灣。他們是來給馮漢驥教授打前站的。
　　馮漢驥上世紀30年代赴美留學，先後在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係和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係學習，1936年夏獲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哲學博士。此後他任教於哈佛大學，並兼任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後改稱「哈佛燕京藏書樓」）主任。因李濟之邀，他拒絕了校方擔任「終言教授」的挽留，回國與李濟獨特開辦了中心研究院人類學研究所。抗戰內遷後，他籌建了四川博物館，主持發掘了王建墓。新中國成立後，他任四川博物館館長，兼任四川大學歷史係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
　　林向在川大歷史係讀完了本科和研究生。那時生活前提艱難，沒有書架，就用磚支起床板當書架，但學術氣氛很好，「不像現在學校裏逼你發論文」。當時想買自行車，沒有錢就找老師借。
　　每禮拜有一兩個晚上，他和師兄弟會到導師馮漢驥家裏去。馮漢驥愛飲酒，常與歷史係主任、有名先秦史學家徐中舒教學對飲，林向等就陪著喝一點，聽他們談話。老師們會問他們讀書碰到了什麽問題，他們就提出來請老師解答。「那個感到好得很。」林向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想。
　　抗戰內遷期間，馮漢驥曾被聘為華西協合大學社會學係傳授，與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過從甚密。
　　葛維漢是三星堆第一位發掘者，1934年組織考古隊在月亮灣燕家院子鄰近進行了發掘，並提出了「廣漢文化」概念，從而揭開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當地政府悉數捐獻給了葛維漢主持的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現在依然完整無損地保存在四川大學博物館內。葛維漢當年製造的各式檔案資料也完好保留著，每件藏品傳播有緒。
　　因為這樣的歷史淵源，馮漢驥始終謀劃對月亮灣進一步考古。林向等打前站回來，帶回了一些陶豆、陶罐等殘片，「馮老師說有搞頭」。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係考古教研室結合組成考古隊，由馮漢驥領導，對月亮灣遺址進行了新中國成立後首次發掘。15個學生參加了這次發掘。
　　月亮灣是一條形似月牙的土埂，當年發現大批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於這裏，經發掘後證明為城牆遺存。月亮灣土埂與三星堆堆子隔馬牧河相望，造成所謂「三星伴月」景觀。至於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麽，現在還七嘴八舌。有人以為是城牆的一部門，有人認為是祭祀台，底本是否為一個堆，也未可知。
　　之前人們認為月亮灣跟三星堆是兩個獨破的遺址，跟著發掘的深刻才意識到，實際上是統一個遺址的南北兩局部，北部為生涯區，南部為祭奠區，故當初統稱為三星堆遺址。
　　那時，三星堆的土堆還有兩個半。這一帶的地勢北高南低，林向記得，馮漢驥坐在月亮灣土埂上望著三星堆說，你看這個地方有王者之氣，這裏有可能是都邑。
　　發掘工作從9月23日進行到12月3日，發掘面積150平方米。馮漢驥跟學生們一起挖，工具隻有平頭鏟和尖頭鏟，用平頭鏟刮土層，用尖頭鏟剔土壤。
　　林向說，那時的考古發掘還很不標準，有些人每次10厘米一層地挖，這是錯誤的。土色、土質不一樣，要分層的。
　　遺憾的是，發掘完未幾，馮漢驥就病了，後來身材一直不好，因而這次的發掘結果一直沒能整頓出來。直到30年後，才由當年參加發掘工作的馬繼賢寫成《廣漢月亮灣遺址發掘追記》。
　　這次發掘之後，三星堆再次沉靜。
　　「挖寶隊」
　　1972年，由於國度要舉行出國文物展，考古工作先於其餘行業得到恢複。北京大學歷史係62級考古班的趙殿增趁機申請歸隊。四川省組織部直接下函將他調到了四川省博物館，這在他所在的四川會東縣邊遠山區引起了驚動。
　　1973年初，他第一次出差，跟著李復華、王家佑等老學者去郫縣發掘漢代畫像石棺墓。五一節期間，他們在青城山上整理這次發掘的資料。這期間，同行的劉盤石在繕寫民族史學家任乃強的《華陽國誌校補圖注》。
　　大家告知他，華陽指西嶽之南，主要是今天的西南地域，以巴蜀為主。《華陽國誌》成書於東晉，是中國第一本處所誌，也是對於四川古代歷史最主要的文獻。李白就是看了這本書後才寫了著名的《蜀道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我們現在測定的古蜀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4800年前。李白剛好誇張了10倍。」趙殿增笑說。
　　趙殿增也隨著抄寫了《華陽國誌校補圖注》的一些章節，開端萌發了用考古方式探究蜀史之謎的念想。
　　年青、科班出生的他選拔得很快。1975年，他擔負了四川省博物館古代史部（即後來的考古隊）副主任，負責日常工作。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的考古工作基礎都是配合基建，一旦有人發明了文物蹤影就會給他們打電話，一天到晚都有人喊「老趙，電話！」。他當時形同「救火隊長」，並沒有機遇一圓本人的幻想。
　　機緣終於在1980年春天到來。
　　這年4月13日，他和共事一起到四川彭縣，取回了西周窖藏剛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其中包括了後來被定為「國寶」的兩件大銅?。他們怕對方反悔，愉快之餘趕快撤，半途無事，決定順便到廣漢月亮灣遺址去看看。
　　當時，三星堆的名聲還遠不如月亮灣大。他們開著北京大吉普，一路問道，到三星堆村口時，老鄉問他們找什麽，他們說找地下挖出的碎瓦片，對方說這兒就有。
　　他們跟著老鄉走到磚廠取土的斷面一看，玄色文化層（「文化層」是考古術語，指非天然構成的、含有人類生活陳跡的地層）厚達一米多，有上百米長。大家一會兒就選出了三百多件標本，包含小平底罐、高柄豆、石斧等大體完全的器物。搬到車上後，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了。回博物館匯報後，館長會議即時決定組織步隊進行發掘。
　　趙殿增立刻要去二灘水庫進行文物考察，其他三人也各有工作支配，就從其他工地上把王有鵬調回來主持發掘。王有鵬是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第一批畢業生，1963年曾隨馮漢驥參加過月亮灣考古發掘。
　　發掘地點就選在三星堆第三個堆子旁邊，試掘面約100平方米，發掘出了不少陶片和石器。專家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發掘，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支發掘隊，由王有鵬負責，陳德安和陳顯丹都參加。
　　二陳是同班同窗，剛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畢業。
　　陳顯丹回憶，他1976年當兵複員，進了四川省文物商店工作，每月工資30多塊錢，看到店裏專家收購一件文物動輒就是兩三百塊錢，認為這個東西很神秘，1977年上大學時就抉擇了考古專業。川大考古專業實力雄厚，名師雲集，如林向、童恩正、馬繼賢等。楊建芳老師上課時聲音細細的漸漸的，晚上不斷去宿舍給他們做輔導。惋惜就在他入校這年，馮漢驥先生就逝世了。
　　發掘時間定為半個月，經費為三千到四千元。雇民工的工資是一天一元二角，一個月下來就有30多塊，陳顯丹等的工資才52元5角。發掘小組就住在三星堆二磚廠的宿舍裏。
　　1980年11月，發掘開始。共布了6個探方，二陳各負責其中兩個。當地農民管他們叫「挖寶隊」，每天來看熱烈，成果掃興地看到挖出來的全是些碎石爛瓦，就勸他們不要再挖了，再挖要虧本的。但他們仍然年年挖下去。
　　航拍和野外繪圖工作停止後，面臨著對考古中發現的屋宇基址、墓葬是否保護的問題。領導普遍征求看法，有先輩專家提出，遺址的時間不會早於年齡，沒必要適度保護，廣漢縣分管引導也提出「農民要吃飯」，折中的結果是，磚廠不得在遺址內任意取土，取土地點要經考古隊批準。
　　1982年，考古呈文實現。陳顯丹撰寫古跡部分，陳德安撰寫器物部分，王有鵬負責統稿。講演寫到，遺址已具備夏鼐所說命名一種新考古文化所具備的幾個條件，「假如不敢給它以應有的新名稱，那就不免太守舊了」，因此倡議將這種古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不久，王有鵬分開了考古隊，調任省博物館副館長。「二陳」成為考古隊負責人。
　　1984年在成都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考古發掘工作會議」被認為是標記著中國考古學黃金時期的到來。在會上，陳顯丹專題匯報了近年來的三星堆發掘工作，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認為它「成體係，有特點」，說這才是巴蜀文化，應把它作為學科成長點。
　　依據成都會議的決議，考古發掘履行領隊製，領隊必需經由考察，持有執照。陳德安和陳顯丹加入了國家文物局在山東兗州舉辦的領隊培訓班，都拿到了領隊執照。
　　三星堆就猶如一個最好的練兵場
　　1986年初，林向找到趙殿增，盼望能將考古班學生的實習支配在三星堆。林向說，他當了多年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老是為了爭奪實習機會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因為在考古界，有的人會有一種「這地盤是我的，你不能到我這兒來挖」的意識。但趙殿增爽直地許可了。
　　1986年2月，四川大學歷史係考古教研室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討所配合，為川大1984級考古班20餘名學生部署了考古發掘實習。實習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考古挖掘，第二階段為材料收拾，時光分辨為一個半月。
　　這是三星堆歷史上最大範圍的一次發掘，分三個發掘區，一個學生一個探方，再配4個民工。發掘播種很大，通過對16個地層的發掘，證實了三星堆遺址從距今5000年到2600年的歷史是持續一直的。古蜀王國的發展輪廓，躍然紙上。
　　尤其是第二發掘區，發現了一個青銅器坑，裏面有一件圓形銅瑗、一件方形銅瑗，還有一件玉瑗，可惜都是殘件，揣測是一座「墓葬」。
　　但這並不是什麽「墓葬」，而是震驚世界的一號「祭祀坑」。它就在這個發掘區往東30米，被發現的時間僅僅在多少個月之後。
　　「整個過程你運氣不好，那個祭祀坑就失之交臂了。從旁邊走過，你沒有發現。」林向淡淡地說。
　　陳顯丹回憶，1986年7月18日下戰書，考古隊正在駐地整理資料，忽然一個農民工跑來告訴他們，在土坎下15米左右「取出了玉器」，現場的人都在搶。
　　陳顯丹和陳德安等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趕到現場。他們的駐地離現場也就100米左右，不到兩分鍾的時間就到了。
　　此後的事，就順理成章了。
　　陳顯丹回憶，1號和2號祭祀坑先後出土後，他們就開始起草文件，申請將三星堆列為國保單位。他和廣漢文教局的一位副局長帶著四川省文化廳和省政府的文件，到國家文物局匯報。1988年1月，國務院批複下來，三星堆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掩護單位。
　　「拿到這個貨色之後，咱們就拿到尚方寶劍了。你不能再在這挖土燒磚了。之後我們就樹立了三星堆遺跡文物維護工作站。」陳顯丹說。
　　這次三星堆重啟示掘，林向一直在看電視直播。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指點發掘工作的四川省文物局局長是他的學生，一貫有大手筆。
　　他說，這次多部分聯合發掘，一邊發掘一邊就檢修了，而從前他們隻能先把資料取回來，再送出去給人家鑒定。比方他從三星堆遺址發掘的陶器，那麽厚的壁，闡明很可能是用於冶煉的坩堝，但因為全是灰塵，農民工先要對它清理，一洗全洗掉了，就成一個一般陶器了。現在考古不一樣了，「一塊泥巴不能丟」，都留下來。這是古代考古的特色，他去國外考核過，發達國家搞發掘都是這樣子，都有一個很大的團隊，當時就測驗了。
　　林向同時也感到，大眾過於關注三星堆祭祀坑的視覺衝擊力和轟動效應了。他說，實際上三星堆的發掘，地層是最重要的，能斷定年代分期。什麽叫三星堆文明？「祭祀坑」不即是就是三星堆文化，它隻是三星堆文化的一個分支。三星堆文化的實質，是長江上遊的一個文明之光。這是與夏商周文化並行的另一種文明，既嚴密接洽，而又各不雷同。「祭祀坑」就像藤蔓上結的瓜，不藤哪有瓜？
　　他說，原野考古最好采取「墨漬戰術」。猶如在一盆水裏滴一滴墨汁，墨汁就暈開了。學術也是這樣，一點點研究它，緩緩就通了。
　　在他看來，三星堆不僅是出了良多驚世文物，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人。三星堆的百年發掘就如同一個最好的練兵場，從這裏走出去的人，現在都是考古界的頂梁柱了。
（鮑安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