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召開。出席黨的一大的共有15人，其中的13人是全國58位黨員的代表，另兩人是共産國際的代表。鮮爲人知的是有7個人，雖然沒參加黨的一大，却與黨的一大有關。值此慶祝建黨100周年之際，特把這7個人分別簡要講述如下，供讀者備忘。
　　參加黨的一大的籌備、會務和保衛工作的王會悟
　　王會悟，1898年7月8日出生於浙江省桐鄉縣烏鎮。雖然她一生也沒有加入中國共産黨，但却參加了黨的一大的籌備、會務和保衛工作。新中國成立後，王會悟曾在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任職。後因身體多病，離職休養。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5歲。
　　1921年6月，確定召開黨的一大後，李達把安排各地代表來上海食宿、選擇開會地點、安全警戒的工作交給了自己的夫人王會悟。
　　當時年僅23歲的王會悟接受了這一光榮使命後，立即想到了和自己交情頗深的博文女校的校長黃紹蘭。當時正值暑假，學校基本空著，當王會悟找到黃紹蘭說「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要借此住宿時，黃紹蘭就一口答應下來。因爲人員不是很多，王會悟只租了女校樓上的三間房。就這樣，除上海的兩位代表李達和李漢俊各自住在自己的家裏外，外地陸續來上海的11位代表有10位住在了博文女校。廣東代表陳公博携新婚妻子來度蜜月，住在大東旅社。緊接著，王會悟又開始爲選擇開會的地址忙碌，物色了好幾處，均因不理想而放弃。最後想到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在外地，所住的公館內只剩下李漢俊、薛文淑（李書城的新婚妻子）、年幼的李聲韵（李書城與已病逝的前妻的女兒）及一個厨師和一個保姆，再加上李書城有著民國元老的顯赫聲望，有很好的掩護作用和此處地處市郊，周圍環境比較僻靜，有利於會議安全進行，因此王會悟就把黨的一大召開地點選定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李公館。經與李漢俊商量，李漢俊當即就同意了。
　　1921年7 月23 日晚，黨的一大在李公館召開了第一次會議。24 日召開了第二次會議。25日、26 日休會兩天。27 日至29 日，舉行了第三、四、五次會議。30 日晚召開第六次會議時，會議開始不久，法租界巡捕房一個密探闖入會場，自言「走錯了地方」後就匆匆離去。具有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敏感到有問題，當即建議立即休會轉移。代表們離開會場（李漢俊和陳公博未離開）後僅十幾分鐘，十多名法租界巡捕闖入李公館。李漢俊以房主親屬身份與之周旋，說這裏是李書城先生的公館，你們有何貴幹？巡捕們例行公事般地做了一些盤問，便草草收場。由於會議不能再在李公館舉行，經王會悟建議，代表們從上海乘火車轉移到浙江嘉興，到嘉興後，王會悟租了一艘中型游船,訂了一桌酒菜，領著代表們從城東門外獅子匯渡口坐擺渡船到南湖湖心島，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會悟預雇的開會游船。代表們上船後在艙中開會和吃飯時，王會悟始終坐在船頭放哨，在游船上召開了黨的一大的最後一次會議，會後王會悟和代表們滿懷著勝利的喜悅，回到了上海。
　　黨的一大會場李公館的主人李書城
　　李書城，1882年6月24日出生於湖北省潜江縣。1905年7月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成爲同盟會創始人之一。1908年10月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應廣西巡撫張鳴歧之邀，到桂林任廣西陸軍幹部學堂監督，同時兼任陸軍小學堂監督。1910年4月與甘世瑜結爲夫妻。1911年武昌首義時，黃興爲戰地總司令，李書城爲總參謀長。後參加護法戰爭，任護國軍司令。1917年，他的妻子甘世瑜在他上海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裏17號租住的寓所病逝。1918年，李書城出任湖北護國軍司令。1918年5月護法戰爭失敗後，李書城回到上海寓所閉門讀書，想在書中尋找中國革命的出路。1920年秋，從白爾路三益裏17號租住的寓所搬遷到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租的二樓二底的石庫門房子，即望志路106號、108號（後改爲興業路76號、78號）居住。1921年春，李書城告別新婚不久的妻子薛文淑，帶著警衛梁平離開上海去湖南主持討伐湖北軍閥王占元的軍務。7月20日，在李書城等聯絡下，湖南督軍趙恒惕任援鄂總司令，以湘軍第1師宋鶴庚爲援鄂總指揮，21日湘軍兩個師由岳州進攻湖北。
　　1926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李書城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1927年12月因中共一大在其公館召開，奉蔣介石之命，鄂省國民黨軍閥將李書城軟禁了100餘天。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後，李書城擔任湖北省銀行董監會監察。抗戰勝利後，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從武漢地區的工作重要性和那裏黨組織活動中斷的情况出發，派李聲簧（李漢俊之子）和趙忍安到武漢重建黨的組織。李聲簧住在伯父李書城家中，趙忍安到漢口和成銀行當經理作掩護，進行地下活動。兩人的秘密工作得到了李書城的全力支持。
　　1949年5月武漢解放後，李書城受邀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武漢市軍管會高級參議。不久，李書城接到毛澤東的親筆信：「李老先生，見信後速來京共商國家大事。」李書城欣然北上後於9月21日出席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10月1日受邀出席開國大典，10月19日在政務院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經周恩來總理提議，任命李書城爲農業部部長。1954年9月27日，在第一届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爲常務委員。1964年12月，在第四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爲全國政協常委。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李書城時曾說：「你的公館裏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是我們黨的‘産床’啊！」1965年8月23日，李書城在北京病逝，享年83歲。
　　查找到黨的一大會址的沈之瑜
　　沈之瑜，原名茹志成。1916年5月生於浙江省杭州市。1940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後曾任華東軍政大學文工團團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處長、上海博物館館長等職。1990年1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74歲。沈之瑜受命查找黨的一大會址當在1950年9月間。當時主政上海的陳毅把查找黨的一大會址的政治任務交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負責後，因爲此事屬「社會文化事業管理」範疇，故姚溱就把查找黨的一大會址的政治任務交給了時任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管理處處長沈之瑜，並給沈之瑜提供了兩條「綫索」，讓他去找黨的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夫人楊淑慧幫助查找和找到周佛海寫的《往矣集》一書。
　　沈之瑜先從在上海圖書館借來的《往矣集》中，查到了兩個至關重要的地點：一是參加黨的一大代表的住宿地點，即「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二是黨的一大開會的所在地，即「貝勒路李漢俊家」。緊接著沈之瑜與楊淑慧先後查找到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的寓所和黨的一大代表的住處博文女校的校址（太倉路127 號）。幾天後，楊淑慧向沈之瑜提供了自己在黃陂南路和興業路的交叉口，即當年貝勒路和望志路的交叉口看到的一處墻上橫寫著「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很像當年的李公館（望志路106號）。根據楊淑慧提供的這一重要綫索，沈之瑜來到那家墻上寫著一個巨大「醬」字的「恒昌福面坊」，經過自我介紹和說明來意，被人稱爲「老土地」的戶主董正昌，毫無隱瞞地向沈之瑜講述了這處樓房三十多年來的變遷。原來，在1920年的夏秋之交，一個陳姓的老太太在此處（望志路）建造了一排五幢石庫門式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一樓一底，獨門出入。自東向西，門牌號碼依次是：100號、102號、104號、106號、108號。1943年望志路改爲興業路後，門牌號碼依次改爲70號、72號、74號、76號、78號。陳姓老太太建造這五幢房子，自己並不住，是用來出租掙錢的。房子建成後不久，一個李姓先生就租下了106號和108號，並把兩幢房子的隔壁打通，變二爲一。後來李姓先生舉家從租住的兩幢房子搬走。1924年，董正昌把這五幢房子全都租下，並做了大規模改造。沈之瑜聽了董正昌的講述，基本上就斷定這裏就是李公館，董正昌提到的租了兩幢房子的李先生，就是李書城。
　　沈之瑜初步確定了黨的一大會址就是望志路106號（興業路76號）後，馬上通過姚溱報告給中共上海市委。以陳毅爲首的中共上海市委爲了最後確認興業路的那一排房子中的76號確實是黨的一大會址李公館，馬上派人去興業路的那排房子、陳獨秀的寓所和博文女校三處照了相。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楊重光帶著三處的照片前去北京，楊重光在後來是這樣回憶的：「……我到農業部找到李書城。他說：「那時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號，現在路名和門牌都改了。」楊重光回到上海向市委彙報後，因爲李書城確認瞭望志路106號和108號（興業路76號和78號）是他曾經租住的地方，所以確定興業路76號李公館就是黨的一大會址是準確無疑了。
　　黨的一大會場李公館的女房東薛文淑
　　薛文淑，本名吳阿藕。1906年生於上海市松江縣。7歲時被金山朱涇鎮一戶姓薛的人家領養，從此有了一個改姓後的文靜名字薛文淑。13歲時在廣州偶然與李書城相識，李書城給她留下了上海的地址。1920年春，時年14歲的薛文淑流落到上海謀生。她憑著對李書城的信任，來到了上海三益裏找到李書城求助。李書城留下了薛文淑，讓她寄住在家裏。不久還送她去民生學校上學。李家遷往望志路之後，薛文淑改去博文女校上學。
　　1921年春，39歲的李書城和15歲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結婚。對黨的一大在李公館召開，作爲女房東，薛文淑後來是這樣回憶的：「黨的一大是在我家裏召開的。當時書城不在上海，到湖南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去了，隨去的有警衛梁平。我與聲韵留在家裏，此外家裏還有娘姨和厨師，連漢俊共5人。黨的一大的召開，當時我並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對革命並無瞭解，而且漢俊和朋友們常常在家聚會，都可稱是開會。我只是記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進門就發現天井裏有些燒剩的紙灰，厨師老廖告訴我說，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指李漢俊）的房間，並說沒有抓人……後來回想起來，那次可能就是在開中國共産黨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1951年6月，經查實確定興業路76號李公館（原望志路106號）爲黨的一大會址，但是對房屋外貌和當時會場等詳細情况說法不一。1954年，包惠僧受毛澤東的委派，從北京來到上海考察黨的一大會址，同行的還有薛文淑，3月，包惠僧、薛文淑從北京到上海。薛文淑對「認館」做了詳細的回憶，其中有一點特別重要：她認爲黨的一大應該是在樓下客廳舉行的，因爲望志路106號樓上是李漢俊的書房兼臥室，樓下是客廳，108號樓上是她自己的書房，樓下是傭人的房間，而且家裏僅有的一張大餐桌（一大的會議桌），一直放在樓下，從來沒有搬到樓上過。她還回憶說：「桌上放有一隻粉紅色荷葉邊的玻璃花瓶，餐桌四周放有圓凳若干隻，靠墻兩邊放有椅子和茶几，另有一隻兩鬥長桌放在靠板壁處。」並說，那只花瓶是1921年她和李書城結婚時買的紀念品，原是一對，另一隻放在樓上書房的臺子上。薛文淑的這次「認館」意義非凡，它改變了之前李達等人認爲會議是在樓上召開的說法。同時，因爲李漢俊於1927年就義，黨的一大召開時李書城在湖南，作爲女房東，她的回憶就顯得格外重要。1957年，紀念館再次請薛文淑等當事人對復原修繕提出意見，她的意見經董必武等人認定後成爲布展的重要依據。在大會會址進行復原布置時，會議室就重新放在了樓下客廳，那張長桌也從樓上搬到了106號樓下。從此，關於一大會場的討論終於塵埃落定。
　　新中國成立後，薛文淑先後在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國科學院、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等單位工作。1965年8月23日，李書城病故。丈夫走後，薛文淑立即和自己的三子一女，搬出國務院分配給他們家的高幹公寓房，搬進了僅有五十平方米的普通住宅。1994年7月，葉落歸根，薛文淑又回到上海市松江縣，同年9月11日，她病逝於泖港鎮曹家浜村，享年89歲，葬於上海浦南陵園。她的墓碑上刻著「望志路106號」。因爲這裏是她人生的轉折點，是她和李書城相濡以沫的起點，這裏也是中國革命的起點，是中國共産黨誕生的地方。
　　闖入黨的一大會場的密探程子卿
　　1921年7 月30 日晚，黨的一大召開第六次會議時，法租界巡捕房一個密探闖入會場，自言「走錯了地方」後就匆匆離去。那麽，這個突然闖進黨的一大會場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誰？在後來的近70年幾乎無人知曉。1990年9月上海作家葉永烈在其所著《紅色的起點》一書中，披露了這一鮮爲人知的重要史實。那個穿灰布長衫闖進黨的一大會場的人名叫程子卿，現據此書和葉永烈在《名人歷史現場》中的講述和其他資料，把程子卿簡介如下。
　　程子卿，1882年3月3日生於江蘇丹徒（今鎮江市），後曾在鎮江南門越城內何益順米店當過學徒。在1900年前後從丹徒到上海謀生。他在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時，結識了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結拜爲把兄弟，外號「程老三」。
　　1905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租界大自鳴鐘巡捕房當警士。1911年，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當巡捕，後被提升爲刑事科的政治組探長。這個政治組專門處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組長爲法國人薩而禮。隨著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斷增多，這個政治組後來擴大爲政治部，程子卿擔任政治部主任。上個世紀30年代程子卿曾同熟人談及前往李公館偵查中共一大之事時，說當時只知道一個外國「赤色分子」在那裏召集會議，不知道是中共一大會議。
　　1943年，汪精衛僞國民政府「收回」了上海法租界。8月6日程子卿擔任了汪僞市政府的督察處處長。1944年4月2日起改爲簡任三等警監。8月17日起，他派任僞上海市政府督察處第二督察區主任督察長。是年12月1日，又轉第六督察區擔任主任督察員，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職候用。抗戰勝利後，據說程子卿曾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掛職，拿份乾薪，但並沒有什麽職務和職責。
　　新中國成立後，程子卿在上海因歷史上的政治問題，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審查後，他便向宋慶齡求助。這是因爲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間，曾做過一些有益的事，就是一些中共黨員被捕後，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經過宋慶齡出面向有關部門作說明，程子卿沒有被捕入獄。此後程子卿賦閑在家。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在上海建國中路家中病逝，終年79歲。
（王樹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