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醫學教育家柯麟醫生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由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主辦的「柯麟與鏡湖醫院」學術研討會，昨日在澳門科技大學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顯法等出席了研討會。
　　柯麟醫生在澳門的事蹟，老一輩澳門居民已經耳熟能詳；青少年也在學習澳門愛國愛澳傳統歷史中，有所了解。其實，柯麟在來澳進行「潛伏」鬥爭之前的鬥爭事蹟，更是精彩，更是可歌可泣。尤其是有兩件大事，其一是協助中央特科嚴懲出賣彭湃烈士的叛徒白鑫，其二是以銳敏的政治觸覺，避免了李碩勳烈士的夫人趙君陶和兒子李鵬也落入敵手。但由於這是屬於更為隱蔽的地下鬥爭，而長期不為人所知。一九八零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四周年，《人民日報》發表柯麟紀念周恩來總理的回憶文章，才將前一個事件公開於眾。筆者當時曾就此文詢問柯正平，是否柯麟的胞弟，柯正平爽朗地承認了，並說《人民日報》公開的此事他也是第一次知道。當然，後來從各個不同角度描述此一事件的文章越來越多，也就更為印證了柯麟的回憶文章所述。
　　廣州起義失敗後，柯麟與葉劍英兩人經澳門到香港，在大埔墟隱居了九個月。一九二八年夏，兩人一道乘船去上海，迎接新的戰鬥。根據組織安排，柯麟化名「柯達文」，與化名「賀雨生」的賀誠（開國中將）在上海威海衛路開設一家「達生醫院」，作為黨中央的秘密機關。黨中央經常利用它進行聯絡，中央政治局也常在這裏舉行會議。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由於叛徒白鑫出賣，中央政治局委員、著名農民運動領袖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楊殷等不幸被捕，一星期後慘遭殺害。彭湃、楊殷等人被捕後，黨中央立即作出營救計劃。「達生醫院」配合黨的保衛機關——中央特科，爲此進行了緊張工作。但由於敵人迅速秘密殺害了這些同志，營救計劃未獲成功。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集中到嚴懲叛徒白鑫上來。白鑫叛變投敵後自知難逃懲罰，向國民黨特務機關提出保護，不露踪影。但是，時隔不久，白鑫又露面了，這真是天賜良機。迫使白鑫抛頭露面的關鍵人物正是柯麟。
　　原來這時白鑫的瘧疾病又犯了，痛苦難忍，而柯麟正是他最崇拜和信賴的醫生。柯麟與白鑫也是同事，一年前，他們同在葉挺的四軍教導隊工作，而柯麟這時在上海的真實身份，白鑫却一無所知。在白鑫眼裏，柯麟是一個重感情、不熱心政治、醫術高明的老熟人，他自然首先想到找柯麟看病。萁實，在彭湃等被捕後，黨中央就準確地估計到了這一點。彭湃等被捕的第二天早晨，關向應就來到柯麟家裏，分析了白鑫找柯麟看病的可能性。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還向柯麟通報了中央特科的有關準備情况和聯絡辦法。白鑫這次找柯麟看病正是送「貨」上門，自投羅網。經過多次偵探，柯麟摸清楚了白鑫的行踪，報告了周恩來、陳賡領導的中央特科。十一月十一日，白鑫從範爭波公館直接去飛機場，動身前往意大利「避難」。當白鑫、範爭波等五人出現在公館門外的汽車旁時，特科行動隊員突然將他們團團圍住，不到一分鐘時間，白鑫、范爭波的弟弟和兩個保鏢當場被擊斃，範爭波受重傷。當巡捕房的警察聞聲趕到時，中央特科「紅隊」全部人員已撤離一空。
　　柯麟協助中央特科懲辦出賣彭湃烈士的叛徒白鑫，其實也可說是為自己的「帶路人」報仇。一九二四年春，柯麟在廣東公醫大學讀書時，就是由同鄉及好友彭湃介紹加入「CY」，成為「公醫」的第一名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一九二六年，組織上決定中山大學醫學院（由「公醫」更名）的「CY」轉為「CP」，柯麟是該校第一批共產黨員之一。
　　白鑫被處决後，陳賡找到柯麟，傳達了黨的指示，立即離開上海，到東北去由那裏的黨組織安排工作。陳賡最後加重語氣說：「這是周恩來同志的意見。」
　　柯麟到了奉天（今瀋陽）後，大約過了一個月，有人通知他黨的領導人要見他。接見他的是劉少奇，其實兩人在廣州時就已經認識，今次是重逢。劉少奇關切地說：「你這個廣東人來北方很不習慣吧！這麽冷的天，你穿著這樣單薄，你又不會說東北話，工作困難。我看建議中央在南方分配你的工作更適合一些。」隨後，柯麟回到上海，陳賡去碼頭迎接。在上海時，由陸定一、陽翰笙、關向應做媒，柯麟與上海同德高級助產學校畢業的陳志英結婚。
　　隨後，柯麟按照組織指示，到廈門開設「同德醫院」作為黨的掩護機關。廈門的省委機關受到敵人監視後，省委書記羅明指示他轉到香港開展工作。在弟弟柯正平的幫助下，他在香港深水士步開辦了一家小藥鋪——「南華藥房」，作為秘密聯絡點。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時任廣東省軍委書記的李碩勛，到藥房找他。原來李碩勛在上海同王明一夥意見分歧，被派到海南進行兵運工作，其夫人趙君陶（中共早期烈士趙世炎的妹妹）和年僅三歲的兒子李鵬也隨行，也來到香港。柯麟認為一個外江佬（李碩勳是四川人），不懂海南話，預感到此行凶多吉少，再三叮囑他多加小心，並建議不要攜帶妻兒同行。
　　果然，李碩勳在海口被捕並英勇就義。在就義前，李碩勳從獄中托人帶出、輾轉寄給柯麟夫婦兩封書信，請求他與章漢夫取得聯繫。但來不及營救，李碩勳就英勇犧牲了。柯麟聯想到前此不久設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和香港市委機關遭受破壞，一些省、市委領導同志被捕犧牲，而身爲香港市委秘書長的潘亞波却太平無事，依然留在香港，不禁疑慮重重。他立即同住在潘亞波家裏的趙君陶取得聯系，表明了自己的懷疑，希望她儘快離開潘家，到上海向黨中央彙報。趙君陶接受了他的意見及銀元，立即離開潘家乘船去上海。事後證實，潘亞波等人叛變了。因此可以說，柯麟間接營救了後來成為共和國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而曾經出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的柯小剛，在出任駐阿根廷大使時，經過周密安排，李鵬委員長訪問阿根廷，兩人接續了父輩的革命友情。
　　柯麟醫生是於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這比後來成為他的上司並指派他到澳門工作的廖承志（一九二八年入黨）還要早，甚至還早於與他關係密切的葉劍英元帥。據《紅色醫生、教育家柯麟傳》一書所述，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柯麟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部中共秘密支部通過吸收葉劍英入黨，柯麟為他一向敬重的老相識葉劍英入黨高興地投了贊成票。
　　而據相關史料顯示，在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時，只有九百九十四名黨員。而在柯麟入黨的一九二六年七月，也只有一萬八千五百二十六名黨員。此後如果撇除犧牲、失聯、失蹤、脫隊、叛變等者外，在新中國成立時，可能只剩下幾千人了。這幾千人，也就是當時的中央政府部委及地方省級以上幹部的主要組成部分。實際上，許多比柯麟遲入黨的人，此時都已是兵團級的幹部，獲授予上將、大將軍銜，或在中央或地方擔任省部級以上的職務，包括當時在廣東省主政的陶鑄。而柯麟醫生卻安心於可能只是相當於司局級的中山醫學院的院長，可見他不圖虛名，謙虛謹慎，埋頭苦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