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回歸以來澳門發展以博彩業為主，經濟多元化工作中的「縱向多元」得到了良好的發展，比如圍繞博彩業積極發展旅遊和展覽等行業，但是，澳門經濟多元化工作中的「橫向多元」卻明顯不足，一旦經濟來源的主動脈——遊客流量受到影響，經濟社會就會陷入困難乃至停滯狀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當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遇到回歸祖國以來的最嚴峻形勢和最大困難，經濟適度多元化迫在眉睫。近期，中央和特區政府頻頻提出「加快粵澳深度合作區(下稱深合區)建設」,「加快」二字，既充分說明了橫琴深合區建設已經具備良好的基礎和條件，又充分彰顯了建設橫琴深合區的極端緊迫性和無比重要性。
　　澳琴合作過往多受限邊界效應
　　作為內地與澳門對接的重要平臺，橫琴新區在2009年成立之初就被定位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肩負起豐富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天然使命和重要責任。2015年4月，廣東自貿區掛牌成立，橫琴片區對創新粵澳合作與澳門可持續發展有著更重要的作用和意義。根據《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的定位，廣東自貿區橫琴片區佔地28平方公里，重點發展旅遊休閒健康、商務金融服務、文化科教和高新技術等產業，建設文化教育開放先導區和國際商務服務休閒旅遊基地，並打造成為促進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新載體。
　　2017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正式列入國家的政府工作報告，至7月，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以下簡稱《灣區框架協議》)，標誌著大灣區建設邁入一個新階段。在資源全球化配置時代，灣區不僅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也是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橋頭堡。
　　《灣區框架協議》提出，「推進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重大粵港澳合作平臺開發建設，充分發揮其在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合作中的試驗示範和引領帶動作用，並複製推廣成功經驗。＂由此可見，國家支持廣東自貿片區試驗區等特殊開放平臺建設，希望橫琴能作為大灣區先行先試的試驗區。
　　澳門多年前通過民間管道，轉達過四種合作開發橫琴的方案：第一是直接劃塊地給澳門，第二是租地，第三是劃塊地由澳門託管，第四是在橫琴島給澳門一個地盤但不劃給澳門。如果按照第一種思路，劃出的地就要遵守澳門的法律，後面三種還是遵守內地的法律。
　　但是，無論是澳門回歸前還是回歸後，澳門與珠海之間的合作，都處在一種不鹹不淡的狀態。主要原因在於：澳門經濟相當程度上依附於香港，本身的輻射力不強。澳門雖然開埠遠早過香港，但由於其在殖民地時期的宗主國葡萄牙較早衰落，加之澳門城市狹小，無法開展大規模經濟活動，所以澳門一直是一個十分細小的城市經濟體，長時間內依賴香港而生存。在改革開放之後，珠海雖然定位為對接澳門，但是澳門與珠海同屬需要香港輻射的准衛星城，澳門能夠輻射到珠海的產業有限，珠海更多要靠自身去緩慢地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
　　在這種影響之下，橫琴早期的發展經歷大規模招商階段，實際上比較粗放，進入橫琴的產業甚至人員都不見得有多少「澳門元素」。比起澳門企業，相比較而言大型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對橫琴的投資意向比澳資企業還要大。
　　對照從多年來中央政府對橫琴開發的態度演變，尤其是從習近平有關澳門的多次講話可以看出，中央政府之用橫琴，主要是為澳門著想。這也就意味著，無論珠海人是否情願，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在橫琴開發中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
　　珠海與澳門這兩個城市過去30年裡經歷了既合作又有分歧的博弈過程，雖然雙方均以「珠澳一體化」作為戰略目標，但是各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很多時候這種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其關鍵原因，就是在於邊界效應所致。
　　雙邊政策多為衝破邊界效應
　　一般來說，邊界的功能與作用是控制界內外的流動及自我保護，即保護所控制的空間、資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觀念及身份認同。在經濟全球化及區域化的發展浪潮下，資源與要素流動，經常會衝破邊界的阻礙，而帶動地區與各國的經濟繁榮。人們把跨境之間的流動，或區域間衝破邊界的經濟合作融合，稱之為經濟意義上邊界的消失。開放邊界，促進流動擴張市場的經濟利益，與邊界對於市場擴張、經濟流動的控制，是一對矛盾。開放還是控制邊界，取決於本土利益與跨境合作的共同利益相衡的結果。
　　基於一國兩制的港澳與內地之間的邊界，其功能主要在於維護兩地不同制度的運轉，也即維護港澳界內的觀念與制度認同。港澳雖然不是獨立的國家，但是一國兩制本身通過邊界，就內涵了對港澳本土經濟利益和內地自身利益差異的認可。這種經濟利益通過兩地的邊界來維護。雖然港澳本身就是自由港，經濟高度自由且沒有管制，經濟意義上的邊界絕大部分消失。但是，相對內地來說，港澳是作為獨立關稅區與經濟體而存在，這個客觀事實不可否認。港澳與內地的區域經濟合作，只有在認可不同的利益訴求，並在不同訴求中找到共同點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忽視一方訴求而偏重某一方訴求，或是僅追求單方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影響他方利益的行為、政策，必然會引發邊界效應的反彈與凸顯，最終危及合作的進程。
　　因應兩制客觀存在的邊界，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界效應，不僅對兩地的交流及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一定的障礙與成本。同時邊界效應的存在因公民身份認同、貨幣、市場、法律與經濟管理制度等差異，也決定了兩地各自的經濟利益差異，以及各自具有的獨立經濟利益。對各自經濟利益追求的激勵必然大於對區域一體化的整體利益的獲取。因而，只有在通過合作，形成本土利益最大化的激勵下，也即共同合作的邊際利益大於>邊界控制的界內邊際收益之時，才會認同共同利益。這種經濟的本土化情結與經濟的一體化追求共同存在，正是一國兩制下港澳參與區域合作、形成不同分工的經濟基礎。
　　事實上，澳門和橫琴是相輔相承、共同發展的合作關係。雖說橫琴的發展必須與澳門合作，但反過來說，澳門也很需要橫琴，否則同樣面臨錯失機遇的局面，尤其中央提出大灣區規劃之後，若澳門再不與橫琴共同爭取佔一席位，將隨時陷入邊緣化的危機。放眼未來，澳琴合作必須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創新雙方的合作模式，提升合作層次和水準。國家始終非常重視澳門，澳琴合作在大灣區有著重要位置和優越的發展條件。
　　橫琴新區位於珠海市的南側，珠江口的西岸，與澳門一河之隔，最近處僅187米，是粵港澳大灣區中粵澳合作的最前沿陣地，具有粵澳合作的先天優勢。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示要求「加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這是粵澳深度合作區(以下簡稱「橫琴深合區」)戰略定位首次在中央最高層面正式提出。
　　據官方說法，目前橫琴與澳門政府達成共識，在多方面實現經濟社會的共同進步。首先建立兩地收益深度共用機制，使粵澳雙方收益共用，深合區經濟發展可以成為支撐澳門經濟的新增量，這是澳門參與深合區共商共建共管的動力之源。同時創新統計方式，研究編制深合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指標體系，全面反映對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貢獻。其次是文化深度認同。橫琴加快建設澳門青年創業谷平臺載體，加大力度吸引澳門居民來深合區創新創業、生活發展，讓深合區真正成為澳門同胞的舒適「生活圈」。同時通過聯合舉辦各類文化、節慶、賽事活動，開發跨境「一程多站」旅遊產品，不斷加強文化認同感，實現民心相通。
　　其實這些措施，其根本就是在一國之下與區域經濟的一體化要求下，實現港澳與內地之間經濟流動、社會互動的邊界開放。
　　深度合作目標為破除邊界效應
　　深合區的目標何在？特首賀一誠在他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澳門將加強與廣東、珠海合作，將澳門「一國兩制」和國際貿易自由港等優勢與橫琴的資源和空間等優勢結合起來，形成更高層次、更高水準的開放型經濟體制，建立粵澳雙方共商共建共用的體制機制，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結合「兩制」優勢的高水準開放區。橫琴是澳門未來發展新的出路、新的機遇、新的希望。經過若干年的努力，橫琴有望建設成為高度自由開放、創新能力卓越、城市功能完善、生態環境良好的高品質發展區和優質生活區。
　　澳門作為高度外向型的微型經濟體，必須通過與周邊地區的區域合作取得發展經濟的動力，這已經為澳門的歷史所證實。由此，習近平主席多年前指出：澳門必須「堅持提升自身發展素質能力和加強區域合作‘兩條腿’走路，以極大勇氣與智慧破解發展難題」。
　　在城市深度融合方面，首先就要從空間方面促進橫琴和澳門之間的便利，不僅僅是把橫琴沉入澳門特區，也要把澳門特區從區域中「拉出來」，對接上國家交通體系，便利的交通不但在空間上促進兩地人們的交流，更是從心理上拉近了雙方的距離。橫琴和澳門的合作上，由於制度的差別導致經濟的交流和溝通產生影響。橫琴以優化「分線管理」為核心，「一線」深度放開，「二線」嚴格管控，加快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高水準開放規則體系，在經濟商事領域先行探索，將深合區打造成為內地與澳門規則銜接的轉換器。
　　其次，深合區的合作，就是需要探索深度對接、合作，打通兩地政府的行政隔閡。更好地對標國際高標準投資貿易的規則體系，形成珠澳一體化的市場開放體系，以此推高澳門的資金流、科技流等資源，通過澳門撬動澳門背後的市場。
　　區域合作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其結果必然是經濟體之間依據各自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區域分工，從而確立各經濟體中在一體化中的專業化與經濟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合作首先是通過專業化，吸納區域中的各類經濟資源進入，強化與坐大不同經濟體中的優勢產業，例如澳門的博彩旅遊業。其次，則是把地區內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通過跨境投資，向其他具有比較優勢的成員地區轉移。最後，則把地區中最具競爭優勢（不僅僅是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其他成員地區擴散，以延伸其競爭優勢。最終實現一體化的經濟區域利益的最大化。資源的吸納與轉移，資本在不同地區的集聚與擴散，正是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機理。
　　因此，粵澳橫琴深度合作區，目標指向就是打破邊界效應，實現雙方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