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7日下午，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當提問環節來到最後，問題指向了當今外媒「如何報道中國」。
　　王毅對此表示，「希望外國媒體記者將焦距對準中國時，既不要用『美顔相機』，也不要用『灰黑濾鏡』。中國希望並歡迎更多外國媒體記者成爲『新時代的斯諾』」。
　　王毅提到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國新聞史上，斯諾與另外兩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艾格尼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是無法繞開的重要人物。
　　一個世紀以前，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宣告成立。這個全新的政黨到底是個什麽樣？諸如斯諾這樣優秀的外國新聞工作者通過他們的筆，得以讓世界更全面、客觀地認識中國共産黨。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歡迎各位記者朋友在中國多走走、多看看，繼續關注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的發展變化，更加全面地瞭解和報道中國」。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習近平總書記曾如此發出「邀約」：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詞，我們一貫歡迎客觀的介紹和有益的建議。
　　中國共産黨從來就自信地歡迎所有人近距離觀察，只要他們帶著客觀公正的眼光和態度，他們會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
　　「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上世紀20年代初，年輕的中國共産黨與「紅色中國」在外國人眼中充滿神秘。當然這種「神秘」，和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待中共的態度有很大關係。
　　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滅後，爲了徹底消滅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國民黨除了在軍事上進行「圍剿」以外，還對中共領導的蘇區和根據地進行「封鎖」，嚴格限制物資和信息進出，同時發動「宣傳戰」，試圖對中共進行「匪化」和「妖魔化」宣傳。
　　在國民黨圍困封鎖蘇區的情况下，1928年到1936年，國際社會與中共的接觸幾乎完全被隔絕，西方想獲得中共的一手資料和報道，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外關於中國共産黨人的報道大都來自第二手材料，而且充滿了敵意……西方記者幾乎不可能同中國共産黨人接觸。」美國人肯尼斯•休梅克（Kenneth Shewmaker）在《美國人與中國共産黨人》一書中寫道。
　　這一時期，美國是最早想要瞭解「紅色中國」的國家之一。斯諾在他最著名的作品《紅星照耀中國》中，回憶起最初對於中國共産黨的困惑：「中國共産黨人究竟是什麽樣的人？他們是不是留著長鬍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裏夾帶土制炸彈……」
　　在斯諾正式來到延安之前，已經有外國人向世界介紹中國共産黨早期的模樣。此人便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薄復禮。早在1922年10月，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勃沙特便被教會派往中國西部傳教。勃沙特根據孔子講的「克己復禮」，給自己取了中文名「薄復禮」。
　　薄復禮有機會接觸和報道中國共産黨更像是一場意外。
　　1934年8月，27歲的蕭克指揮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出發西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紅六軍團就突出重圍，直插湖南、廣西。兩省軍閥紛紛調集重兵，嚴防紅軍入境。根據敵情的變化，紅六軍團此後開始向貴州境內挺進。10月1日，紅六軍團攻取貴州黃平縣的舊州。
　　在舊州的一個教堂，和妻子一道路過的薄復禮遇到了紅軍。不過，一開始出於對傳教士過往不好的印象，薄復禮本人被紅軍扣留下來作爲「俘虜」。從那時起，直到1936年4月，薄復禮都與紅軍待在一起。
　　貴州道路崎嶇，紅軍整日行軍，有時夜裏也不休息，薄復禮感到苦不堪言。不過在行軍途中，紅軍戰士格外照顧這位洋教士。他們把自己的鞋子脫下來給薄復禮穿，宿營時儘量讓他睡在用稻草鋪墊的床上，而自己却睡在潮濕的地上。
　　慢慢地，薄復禮對於中國共産黨和紅軍的態度也發生轉變。紅軍隊伍不賭博、不抽鴉片、不拿群衆一針一綫，這使他大爲驚訝和敬佩。薄復禮終於認識到，被國民黨和部分西方報紙稱爲「匪徒」的這些人，原來是一群馬克思主義者，是「堅信共産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
　　1936年，薄復禮與紅軍分別，去往昆明。他迫不及待地著手整理自己在紅軍中的那段親身經歷，想要把這些告訴人們、告訴世界。在他人的協助下，薄復禮寫出了一部傳奇紀實作品——《神靈之手》。
　　那一年11月，《神靈之手》在倫敦出版發行，從而成爲西方世界最早介紹紅軍長征的專著。一個月後，該書便在英國脫銷，接著又發行第二版和第三版。薄復禮在書中寫道：「我就是這樣在『被迫』中，一點點地認識了共産主義，並隨著時間而逐步加深。看到那驚人頑强的鬥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爲之感慨萬千。」
　　「中國共産黨能從人民那裏瞭解一切」
　　差不多就在薄復禮與紅軍分別的同時，遠在北平的斯諾，一邊從事在華通訊員的工作，一邊在當時的燕京大學兼任新聞系講師。1936年前後，像他這樣身在中國、對中國共産黨有興趣和好感的外國人並不罕見，其中多是記者。
　　另一方面，毛澤東等中國共産黨領導人也希望有機會向世界展示這個年輕的政黨。對於這一點，休梅克也曾寫道：「最先到紅色中國去的美國訪問者們既不是外交家，也不是政府的其他官員。他們中大多數是記者，而其餘的是商人、醫生、教育工作者、軍事觀察家、傳教士，甚至還有家庭主婦。他們的身份雖然各不相同，但却幾乎毫無例外帶著對中國共産黨人的贊美之詞，容光煥發地從延安返回。」
　　1936年6月底，斯諾經宋慶齡介紹，由中共地下組織安排進入蘇區。隨後4個月時間裏，斯諾在陝北進行了一系列會談采訪，采訪對象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中共領導人，也有普通的革命戰士和農民。
　　斯諾是第一個來到陝北訪問的外國記者，毛澤東十分樂意與他交談。毛澤東給斯諾講了他的家庭、教育和經歷等等，非常詳盡。因此，後來毛澤東的傳記作品大多把《紅星照耀中國》作爲重要的參考資料。
　　1936年10月底，斯諾帶著十幾本采訪筆記和30卷膠捲離開陝北。此後，斯諾一邊整理資料，一邊在各類報紙雜志上陸續發表了幾十篇關於中國共産黨與「紅色中國」的文章，其中《毛澤東自傳》在《亞細亞》月刊連載，産生了轟動效應。
　　1937年7月，在北平城的槍聲中，斯諾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同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後，立即成爲暢銷書，一個多月就發行5版，並很快被譯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種文字出版。由此，中國共産黨的真實情况，進一步展現在全世界面前。
　　從斯諾開始，外國記者與考察團對於中共的關注越來越多。其中，史沫特萊是第一個進入延安的西方女記者，她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詳細地記錄了朱德的一生，該書與《紅星照耀中國》並列成爲早期西方人向世界介紹中國共産黨的經典著作。另外，英國人岡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也增進了英美讀者對於當時中共的瞭解與同情。
　　1944年，美軍一支18人的觀察組來到了延安。在抵達延安的第六天，觀察組「政治顧問」謝偉思寫下報告：「我們全組成員都有相同的感覺，我們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國家，碰到了不同的人。不可否認，精神氣質和氣氛都有變化。」
　　具體來說，謝偉思認爲「那裏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言辭和行動上都如此。官員和人民還有我們的關係，以及中國人相互之間的關係，都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
　　這一次在延安的行程裏，美軍觀察組見到了一種不同於美國的民主形式：沒有造勢選舉，沒有黨派鬥爭，人民群衆是根據地真正意義上的主人，中共的政策則會根據民衆的訴求而進行調整。而觀察組裏的「中國通」戴維斯更略帶「醋意」地寫道：「這支軍隊又把人民考慮得過多了。黨和軍隊太討好群衆了，而且什麽事都必須開會來决定。」
　　領隊包瑞德在考察八路軍的過程中發現，軍隊裏居然沒有情報部隊，而後來他瞭解到——「中國共産黨能從人民那裏瞭解一切。」這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共之所以能在敵後堅持打游擊戰，離不開全國人民的總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觀察組陸續撤離延安。他們根據親身經歷寫出的一份份報告，讓彼時大洋彼岸的美國乃至全世界，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與人民交融共生的中國共産黨。
　　80多年前的中國共産黨，不斷以積極的姿態，迎接世界關切的目光，努力讓世界認識真實的中國共産黨。而在新中國成立後，作爲執政黨的中共，更將「友好交往」「增信釋疑」的工作納入政黨外交軌道，並於1951年1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過去100年最成功的政黨」
　　近年來，圍繞「一帶一路」「改革開放」「脫貧攻堅」等話題，外界不斷更新對中國共産黨的印象。
　　2021年初，印度最大的通訊社印度報業托拉斯（PTI）曾撰文稱，改革開放以來，按照中國現行的貧困標準，中國已有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中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中國又創造了一個彪炳史册的人間奇迹。」
　　2021年是中國共産黨建黨百年。從成立時僅有50多名黨員的政黨，發展爲擁有9100多萬黨員的世界最大政黨；連續執政72年且全球影響力不斷提高；帶領積貧積弱的中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强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産黨取得如此斐然成就，到底有什麽秘訣？這些問題，成爲今年外媒熱烈討論的焦點話題。
　　對此，英國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更是直言「中國共産黨無疑是過去100年中最成功的政黨」。雅克認爲，「中國共産黨的非凡成就在於其能够在100年的歷史中，找到一種將巨大改革能力與中國社會和文化深刻結合的方法。可以說，中國在經歷2000多年的中央集權制度之後，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的重要性無與倫比」。
　　「回溯百年歷史，始終與人民在一起，是中國共産黨取得彪炳史册偉大功績的一個秘訣」，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2021年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對世界坦誠、友好、開放的姿態依舊沒有改變，對人民的態度更沒有改變。
（王仲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