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守常全集〉題記》中這樣描述李大釗：「（他）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
　　不得不說，血緣是很奇妙的，這些描述用在李大釗之孫李宏塔身上，竟也如此恰當。但與魯迅眼中的李大釗相比，李宏塔身上的謙和色彩更濃一些。當被《環球人物》記者問及榮獲「七一勛章」提名的感受時，他說自己「不够格」；當提到他的紅色後代身份時，他說這不是榮耀，而是責任；當記者就一些他從政時的閃光點提問時，他總是輕描淡寫地說「這是該做的，沒什麼」。
　　這種謙和的背後，是李宏塔放眼歷史的格局和眼界。「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樹的各個典型都是響當當的。建黨百年來，爲了擺脫水深火熱，中華民族的犧牲以千萬計，有名有姓的共産黨員就有100多萬名，更別提無名英雄了。就是在這次授勛的29人中，也有3人已經犧牲或去世了。」
　　在千千萬萬英雄的中國共産黨員中，李大釗是個響亮的名字。他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中國國家博物館0001號文物便是他英勇就義時的絞刑架。李大釗犧牲後，其子李葆華繼承父親遺志，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後在水利部、安徽省和中國人民銀行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在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之際，當李宏塔將沉甸甸的「七一勛章」挂在胸前，人們想到的是那句百年前響徹神州大地的吶喊「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百年後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七一勛章』獲得者都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職、默默奉獻的平凡英雄。他們的事迹可學可做，他們的精神可追可及。他們用行動證明，只要堅定理想信念、堅定奮鬥意志、堅定恒心韌勁，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來，每名黨員都能够在民族復興的偉業中爲黨和人民建功立業！」
　　總書記的話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從李大釗到李葆華，再到李宏塔父子一脈相承的精神力蔚。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却在百年歷史洪流中挺身而出，或力挽狂瀾，或造福一方。李宏塔的一部家史，就是中國共産黨人百年來前赴後繼英雄史詩的縮影。
　　「遇山不愁，逢水不懼」
　　多年後，李葆華回憶起童年，特別提到了1919年北京大學的暑假。當時「五四運動」爆發不久，李大釗帶著全家從北京回到家鄉河北樂亭大黑坨，但沒有選擇在離家較近的昌黎火車站下車，而是在灤州下車後，雇一條小船順著湍急的灤河回家。在家住兩天後，李大釗又帶著李葆華來到昌黎五峰山，寄宿韓文公祠。
　　「父親之所以帶我們乘船又上山，我想他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遇山不愁，逢水不懼』的人。」長大後，李葆華回憶那次經歷，讀懂了父親的用心良苦。這段經歷被李大釗寫在《五峰遊記》中。他抵達灤州後，憑吊起這裏曾經發生的灤州起義，那是1912年當地新軍爲響應武昌起義掀起的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以衆寡不敵失敗，營長施從雲、王金銘，參謀長白亞雨（白毓昆）等殉難」。白毓昆是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就讀時的地理老師，意氣風發的李大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在校時，白毓昆就已看到學生請願開國會是「與虎謀皮」，勸大家「留熱血以供日後用」。灤州起義失敗，白毓昆被捕後大義凜然地說：「吾既為我主義而來，吾自當為我主義而死。」李大釗後來多次回憶起恩師，在1917年路過其就義之地時感慨萬千：「餘推窗北望，但見丘山起伏，曉霧迷濛，山田叠翠，狀若綴錦，更無何等遺迹之可憑吊者，他日崇德紀功，應於此處建一祠宇或數銅像以表彰之。」
　　一批批革命者對少年李大釗影響頗深。1908年，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的李大釗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築聲劍影樓」，所謂「築聲」即荊軻好友高漸離為其壯行的擊築聲，所謂「劍影」即荊軻藏於袖中的匕首。在水深火熱的年代，李大釗早已做好爲挽救民族危亡而隨時犧牲的準備。他在一篇短文中說：「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李大釗和家人被捕當天，李葆華正在清華大學好友家中，因此躲過一劫。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此時李葆華還不到18歲。沒了父親，李葆華要獨自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掙紮。經過友人輾轉護送，李葆華秘密赴日本留學，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到國內，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遇山不愁，逢水不懼」的家風，幫助李葆華度過了最艱難的人生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李葆華擔任水利部副部長，用腳步丈量祖國山河。在黃河，他帶隊歷時4個月，行程1.2萬公裡勘察；在淮河，他與水利部部長傅作義風餐露宿，挽起褲腳步行，最艱難時不得不租了3隻毛驢馱著行李，在洪澤縣走過30多公裡的崎嶇泥濘小路。在水利部主持工作的12年間，李葆華的足迹遍布長江、黃河、松花江、海河、淮河、珠江……航行在祖國的大江大河上，就像當年和父親在灤河上漂流。
　　李宏塔與共和國同齡，由於父母工作極爲繁忙，才出生19天，他就被送到了一家市民托兒所，直到6歲才被接回家。在童年，李宏塔不但沒享受過紅色後代的便利，反而因為這個身份承受更多。
　　1965年，16歲的李宏塔報名參軍，「那幾年不僅長了好的身體，同時也磨練了意志」，回憶起青春歲月，李宏塔感慨萬千。他被分配到江蘇河口農場，成為農墾兵，每日犁地、播種、插秧、除草、漚田。部隊糧食產量高，所以工作量更大，李宏塔身體瘦高，戰友給他起了個外號「大蝦」，但他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稻穀，是戰友中的佼佼者。幾年間，李宏塔從未和戰友說過自己的祖父是李大釗，隻有個別領導知道，他則在內心以這個身份激勵自己。部隊3年間，他被評為勞動能手、神槍射擊手、萬米遊泳能手。
　　1969年，李宏塔從部隊退伍後，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廠成爲一名工人。「那時廠子按『連』分，化工廠是一連，生産毒性最强的六六六農藥」，每天，他和工友們都戴著防毒面罩上崗。由於突出的成績，李宏塔在1973年被廠裡推薦上大學，3年後大學畢業，他仍然選擇回到了廠裏，繼續耕耘在基層崗位。
　　直到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爲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之後才走上領導崗位。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敢擔當、善作為
　　在1919年的那個暑假，李大釗帶著李葆華來到昌黎五峰山韓文公祠寄宿，這是李葆華與父親朝夕相處的一段時間。1000多年前，韓愈提出「氣盛言宜」，認爲作家的詩文之盛取决於精神力量、道德和學識。在韓愈祠堂，李大釗寫下《再論問題與主義》，駁斥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鮮明地說「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並指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不然，你盡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却一點不生關系。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李大釗的這種實幹精神，也傳遞給後人。
　　上世紀60年代初，李葆華調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他以非凡的政治勇氣糾正了一些錯誤，不僅為4000多名被錯劃的右派平反，還在安徽放開農貿市場，允許農民在完成征購後將糧食拿到市場上銷售。主政安徽期間，李葆華在當地留下輕車簡從、埋頭苦幹、實事求是的名聲，當地群衆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李青天」。
　　李宏塔說，從他記事起，父親就很少對他講人生道理。相反，他總是用實際行動給孩子做出榜樣，「在我們家，一向是身教大於言傳」。1987年，李宏塔調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第一次去北京開會時，他順便看望了父母。一進家門，父親很吃驚，問：「你怎麽跑回來了？」李宏塔解釋說自己到北京開會，順便來家看看。李葆華開始批評兒子：「既然開會就要認真，領會會議精神，回去才能抓貫徹落實！你回家幹什麽？」李宏塔的母親心疼兒子，在一旁打圓場，李葆華卻繼續教育兒子說：「民政工作，就是直接做群衆，尤其是困難群衆的工作，一定要深入一線，真正了解群眾生活。」後來，李宏塔理解了父親的話：「他要求我不能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如果別人帶著我下去看，那看到的有可能不是真實情況。」
　　李宏塔將父親的話記在心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被總結爲「反方向工作法」。在安徽工作的幾十年中，李宏塔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在基層度過，調研的足跡遍佈省裡的每一個鄉鎮。為了看到真實情況，他每次下鄉都不和當地打招呼。他的做法是，專挑車進不去的地方，然後就近尋找農戶，讓他們引路。為什麼這樣做？李宏塔說：「一般農村愛養狗，看到外村來的生人，狗就汪汪叫個不停，兇得很，外村人根本進不來。」而由一位鄉親引路，狗就不叫了，鄉親們也會放下顧慮，反映真實情況。這套自下而上的調研方法，能夠真正發現存在的問題，「而如果讓縣裡安排、陪同，往往會提前安排好村民，隻給你看做得好的那幾戶」。
　　就是用這套方法，李宏塔發現並解決了不少問題。有一年，安徽南部一個山區縣在夏季遭遇了洪澇災害，民政廳及時發放了救災資金和物資，但年底回訪時，李宏塔沒打招呼直接到了村裏，群衆紛紛圍上來，說根本沒人過問災情。後來李宏塔才得知，這筆錢被縣裡補了財政的窟窿。
　　安徽是洪澇災害頻繁的省份。1998年，李宏塔走上省民政廳「一把手」崗位後，正值民政部提倡開展制定救災預案工作。李宏塔率先提出在安徽沿江地市推行救災預案，並親自一個市一個縣地跑，狠抓落實，還要求寫進政府的工作報告中。結果，預案剛一做完，就發生了1998年特大洪水。安徽有備而戰，災民安置得很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評價。後來，預案隨著每年受災後的經驗教訓加以完善。在調研中，李宏塔還發現一些執行不力的情况，於是制定監督管理體系，確保預案的執行。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責任。」李宏塔說，爺爺的願望，現在已經實現了，「他當時宣傳馬克思主義，參與創建中國共産黨，就是爲了改變舊中國受人欺辱的狀况，改變人民貧困面貌。現在，帝國主義不敢在我們面前挑釁了，我們國家也全部完成脫貧」。所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在新時代應當有新的解讀。李大釗是用寫文章和演講的方式，爲水深火熱的民族尋求出路，「但父親和我都不是通過寫文章的方式工作，所以我理解的這句話就是，敢擔當、善作爲。做事情要認真負責，該你做的事情要義不容辭，主動去做，而且要做得漂漂亮亮。」
　　「我們隻有一個權力，為人民服務」
　　不少合肥老市民對李宏塔很熟悉。在他們眼中，李宏塔不是廳長和政協副主席，而是一位騎著自行車在街頭穿梭的老大爺。時間久了，上班途中的長江路、六安路上，民警和小販也都認識他了。在安徽擔任領導工作的前20年，李宏塔騎壞了4輛自行車，穿壞了5件雨衣、7雙膠鞋。直到2004年，李宏塔才因年齡增大，辦公地變遠，換了電動車，他笑稱自己「與時俱進」。
　　當時有人提醒過他，身爲廳級領導，騎自行車上班會讓副廳級領導「下不來臺」，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稱騎自行車可以鍛煉身體，至於其他領導，坐車隻要符合規定即可。有一次，有人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因爲他當天下樓發現車子被偷走了，而公交車人又太多，於是步行過來。這些都是人們經常問起他的，而他總是說，「我父親當年在北京，每天從家裡到人民銀行上班都是步行」。他總是這樣，將別人眼中的「不尋常」詮釋成「理所應當」。
　　從1981年開始，李宏塔就已經是副廳級，按照安徽省政府1982年的規定，他這一級別的領導，可以住70—95平方米的住房，但他卻搬進了55平方米的兩居室。這套住房在樓的最西面，冬冷夏熱，一家三口在此蝸居。調到民政廳後，李宏塔先後4次主持廳裡的分房工作，有將近200套住房分了出去，但他從未給自己分過一套。由於房少人多，李宏塔每次都是按照「先群衆、後幹部」的老規矩辦。1998年，面對最後一次福利分房的機會，李宏塔看到很多年輕同志住房差，還是主動放弃了機會。
　　不少李宏塔的老下屬說，當時年輕的同事都對李宏塔的住房分配心服口服，因爲他帶頭約束自身，「他主動讓出來一套，就能多一個年輕同志分一套」。「難道這個過程沒有過掙紮嗎？」《環球人物》記者問。李宏塔說：「在化工廠的那段經歷，讓我有更多機會了解群眾。就拿我師傅來說，全家五口人擠一間半的小房子，連衛生間都是樓下公共的。所以我心裡是有數的，作為機關工作人員，已經比一般群眾強太多了。」在李宏塔的邏輯中，他要看齊的是老百姓，而不是領導幹部。
　　關心人民疾苦，是從李大釗就開始強調的。1915年8月，李大釗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與陳獨秀發表的《愛國心與自覺心》論辯。陳獨秀有感於災難深重的中國內憂外患，一方面呼籲國人喚起對愛國和自由權利的自覺，另一方面却悲觀感慨：「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李大釗就對這種悲觀論點進行反駁：「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弃，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爲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李大釗寄希望於人民，稱隻有盡其在我，才能承擔起挽救民族、重建民族和國家的任務。
　　李葆華曾回憶，中共北方區黨委開辦過第一個區委黨校。1926年春，他參加了黨校學習，趙世炎、陳喬年等紛紛授課，最後一課由李大釗主講。他在課堂聆聽了父親教誨，內容主要以李大釗發表的《土地與農民》爲藍本，後來毛澤東還將其收入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李大釗說：「農民約占總人口的70%以上……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中國人民雖然災難深重，卻擁有最強大的力量，這些教誨深深影響了李葆華和李宏塔的人生。
　　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李大釗的仗義疏財是出了名的。當時他的工資每月有120塊大洋，這在當時屬於高收入，但李大釗却經常因爲資助他人過度，造成家裏日常開銷困難。還是蔡元培校長囑咐會計每月在李大釗的收入裏扣除一部分，直接交給李大釗夫人趙紉蘭，才保證了家庭開銷。這一點也影響了幾代子孫，李宏塔的同事回憶，每次單位組織的各類公益捐款，他都因捐款數額最大，名字排在第一位。
　　1987年，38歲的李宏塔結束了在共青團系統的工作後，本有機會去地方任職，這樣也更利於仕途。但當組織部門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想起了在共青團工作期間，親身感受到民政系統的工作是直接服務於困難群衆的，所以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民政廳。「民政部門做的事就兩句話：爲黨和政府分憂，爲困難群衆解愁。」他將工作歸納為三句話：視孤寡老人爲父母，視孤殘兒童爲子女，視民政對象爲親人。這是新時代的「鐵肩擔道義」。
　　一般人很難理解李宏塔的選擇，其實這同樣來自家庭傳承。在李宏塔還是少年時，曾有人給家裡送去幾袋新疆葡萄幹。李宏塔拆開一袋就吃，李葆華下班發現後，立刻對李宏塔進行批評教育：「我們隻有一個權利，為人民服務。做了一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共產黨人幹的事。」他讓家人將葡萄幹退回，李宏塔吃過的那一包，也折價退款。
　　2008年，李宏塔的兒子李柔剛結婚，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送了不少禮金。爲了不影響當天氛圍，李宏塔讓婚禮正常進行，但第二天，每個參加婚禮的人都收到了退回的禮金。如今，李宏塔的兒子已是不惑之年，現任國防科技大學電子對抗學院副教授。
　　當中國共產黨進入下一個百年，李大釗家人的故事仍將延續。在和《環球人物》記者的對談中，李柔剛詳細地介紹了電子戰、信息戰等概念，以及當前國內外的相關情况。他深知自己在新時代所肩負的使命。李柔剛還記得1998年，正在讀大三的他加入中國共産黨時，對著黨旗莊嚴宣誓的情形。當他說出最後8個字「犧牲一切，永不叛黨」時，內心的震蕩令他終生難忘。因為，那是曾祖父、祖父和父親踐行過的人生選擇……
（楊學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