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一點點暗下來，晚飯時分，空氣裏彌漫著中式小炒的香氣，路邊的飯店人聲鼎沸。吳洋蜷縮在巷子的角落，不敢出聲。幾名男子緊追而來，找尋他和同伴的踪影。
　　自從偷渡進入緬北，他們倆就處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狀態，膽戰心驚度過了大半年，直到十多分鐘前從那個「魔窟」逃出來。他們在異國陌生的巷子裏飛奔，終於甩掉了「尾巴」，攔了輛出租車，報出目的地：中國國門。邊防人員查問，你在緬北從事什麽職業？吳洋說，KTV的酒水銷售。多日後，他回到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對家鄉的公安人員吐露了真話，「我被騙去搞了半年的電詐。」
　　此時是2020年末，幾個月之後，針對像吳洋這樣滯留緬北的涉詐及偷私渡人員的勸返行動，在全國範圍內層層鋪開。包括安溪在內的許多縣市都收到了上級下發的紅名單，須在截止日期前，將名單上的人員勸返。
　　安溪是重點地區，需勸返人數一度高居國內第三位。作爲中國大陸最早發生電詐案件的城市之一，過去的十多年裏，許多安溪人成爲電話那頭操福建口音、行詐騙之事的電詐犯，安溪甚至一度被稱爲「騙子之鄉」。
　　詐與反詐之間的反復較量，在這個小城從未中斷。剛剛卸任安溪縣副縣長、公安局局長的杜雙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全國正在採取的（反詐）措施，我們都採取過，大家遇到的困難，我們以前也遇到過。」從某種程度上說，安溪反詐正是中國反詐的縮影。
　　「紙醉金迷」吸引著年輕人
　　19歲的吳洋是懷揣著賺錢夢來緬北的。2020年3月，交友軟件上相識一周的女生跟他提起，親戚在緬北開KTV，招募酒水銷售，每晚只需工作幾個小時，每月工資8000元，另外還有提成。
　　吳洋和朋友都心動了。第二天，他們就啓程前往雲南省保山市。機場外有人接他們，開車到了邊境，準備偷渡。全國各地來的一二十人，被蛇頭帶著，在中緬邊境的大山裏穿行。天色已晚，山路陡峭，人隨時都可能墜落山崖。
　　一夜之後，他們到達緬北，被一輛車接進KTV所在地。大樓前，有穿著軍裝、背著槍的人把守，樓內只有三四間KTV，其他房間門鎖緊閉。吳洋驚愕地發現，地下室裏還有一個水牢，裏頭的哀叫聲斷斷續續傳出很遠。
　　看守給他們講解接下來的工作，吳洋反應過來，這是一個電詐集團。他需要操作三四個手機，手機裏只有一個不知名的社交App，看守說，許多玩網絡賭博的人都用這個App。不同的手機注册App不同的賬號，被拉進同一個聊天群，吳洋需要用話術打動網絡那端的賭徒，「我今天在某某平臺充了××元，賺了××元。」另幾個號立即跟上，「我也是，我也賺了。」以此誘使他人到該平臺充錢。
　　電詐在臺灣興起於1997年，又稱爲「臺灣式詐騙」。福建警察學院偵查系副教授鄭震指出，2000年後，臺灣詐騙分子潜入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建立詐騙窩點，實施詐騙活動，幷迅速在全國發展蔓延。
　　安溪是福建泉州的下轄縣，與臺灣隔海相望，許多人從那時起走上了電詐之路。鄭震以福建各地公安機關破獲的128起電詐案件、抓獲的345名犯罪嫌疑人籍貫作分析，安溪縣獨占大頭，有146人。也就是說，案件受害者接到的電詐電話，有接近50%的概率，是安溪人打給他的。
　　電詐在安溪很早就呈現「傳幫帶」的趨勢，甚至一個村都搞電詐，大家共同切磋，還有專門的「詐騙培訓學校」及「詐騙點子公司」。村民對此的理解是，詐騙自古有之，兩軍對壘時常用，是一種謀略，對社會帶來的傷害也僅是「騙騙人而已」，和偷搶幷不一樣。
　　安溪縣委書記高向榮曾在魁鬥鎮看到一個「博物館」，裏面有不少因詐騙等行爲賺到錢的人物榜單。他非常不理解，「沒感覺這是一種耻辱嗎？」2017年，高向榮在全縣打擊電詐的大會上感嘆，有的鎮村不推不動、推也不動，幹部麻木不仁、熟視無睹，群衆不以爲耻、助長歪風。
　　電詐最猖獗時，安溪境內一天發出的手機短信達上百萬條之多。設在安溪縣魁鬥鎮的移動電話通信基站是「全亞洲最繁忙的基站」。大大小小的團夥，每天用群發器不間斷發送各類短信，「六合彩特碼」「恭喜您中了大獎」「代辦各種文憑」，等待願者上鈎。
　　對選擇幹電詐的安溪人來說，相較電詐，貧窮是更抬不起頭的事。安溪曾總結過涉詐人群的基本畫像：年齡小、文化程度不高、經濟條件差。電詐之風剛起時，安溪尚未脫貧，年輕人涉詐，是因爲想靠電詐掙錢。魁鬥鎮的一名村幹部曾總結說，農戶一年賺不到一兩萬塊錢，年輕人吃不了苦，不願幹農活，出去賺錢也沒什麽本事，再加上法律意識淡薄，很容易就學壞了。他們根本沒想過，這是犯罪。
　　如今，安溪是全國百强縣，2020年的GDP 是757.41億元。縣裏的兩大重要産業，涉茶總産值250億元，家居工藝産業總産值超200億元，大部分人都在從事與這兩個産業相關的工作。兩大産業都因搭上了電商有了更快的發展。安溪有36個淘寶村，10個淘寶鎮。縣城裏流傳著不少做電商暴富的故事：現在開摩托，三個月後就可以開寶馬；有人白手起家，現在月入四五萬元；外省人來縣城學做淘寶，兩三年賺了一千多萬元。造富神話刺激著人們的神經，但與此同時，收入幷不均衡，貧困人口在一年前剛剛清零，全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2.5萬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吳洋一家人都在做家居工藝産品的加工，供貨給工廠。吳洋學電子商務，畢業後開了網店，想將爸媽的加工産品銷往外地。但網店銷量始終平平，期待的一夜暴富幷沒有到來，他轉而尋找其他工作，希望抓住緬北的「機會」改變命運。
　　幾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年輕人也都有著相似的經歷。他們出生於農村，家境一般，學歷基本是初中、中專，子承父業、打工賺錢。
　　大北、阿威家都從事家居工藝産業，和吳洋一樣，自家做産品加工，供貨給工廠，後來做電商，但生意始終不景氣。周振家有十幾畝茶田，早些年，他隨父親做茶農，經歷過百克鐵觀音茶王被炒到幾十萬元的年代。後來，鐵觀音價格回落，賺錢夢碎。他家的房子在安溪的山間，紅磚壘的兩層樓，外墻和二層都沒有刷漆，一層的墻皮斑斑駁駁。家門外是土路、草叢，走幾分鐘下山才能看見公路。周振一直想賺筆錢，至少去縣城買套房子，攢「老婆本」。
　　相似的經歷，讓他們都渴望去緬北尋找商機。年輕人去緬北，有的是奔著電詐去的，更多的，則是從社交平臺、網頁彈窗上看到招工信息，做厨師、送餐員、酒水銷售，每月工資1.5萬元左右，遠高於他們在家鄉的三五千元。今年年初，短視頻平臺曾廣泛流傳一段視頻，低沉的男聲說，「這裏是緬甸北部，我生長的地方。歡迎來到我的世界，嬌貴的小公主。」緬北的「紙醉金迷」深深吸引著這群年輕人，他們冒險偷渡，期待命運在緬北被改變。
　　緬北夢碎
　　命運確實被改變了，但不是朝著吳洋希望的方向。電詐「工作量的考核」每兩周一次，如果沒有拉足10名客戶，要接受狼牙棍懲罰。更嚴重的，則接受電棍懲罰。吳洋因爲任務不達標，被狼牙棍打過。他的朋友不服管教，大鬧過幾回，被電棍狠狠教訓過。
　　被困在電詐集團，吳洋吃不下也睡不好，一心琢磨怎麽能離開。工作手機裏沒有微信、QQ，他就在詐騙的聊天群裏觀察，誰和他有一樣的話術，再通過常用語縮小範圍，確定某個人可能會是自己的朋友。
　　吳洋和一起偷渡的朋友就此接上頭。二人反復商榷，找到了一個可行的辦法。這天傍晚，看守們依舊外出拿飯，吳洋和朋友沖向正對後門的窗邊，抓住水管，借力滑向一樓。後門是整棟樓唯一無人看守的地方，且能通向外面的大路。二人用盡全力飛奔，沒有退路，終於逃離了這裏。
　　吳洋的經歷幷不少見，很多年輕人被困緬北無法脫身。安溪縣劍鬥鎮的黨委書記易雷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鎮裏發現有一人在緬北失聯，通過在東南亞做生意的同鄉，拜托當地的商會找人，輾轉找到了其疑似踪迹。中間人說，他是被蛇頭以數萬元的人頭費賣給電詐集團的，如果要放他離開，他必須賺够這筆人頭費，沒賺够的話，需要交贖金。
　　在短視頻等平臺上，講述自己從緬北逃離的人有許多，一個真實而殘酷的緬北被越來越多人所瞭解。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教授戴永紅指出，緬北主要指緬甸北部的克欽邦和東北部的撣邦，中緬邊境雲南段1997千米，除了與德宏州相對的緬方一側爲緬政府控制以外，其餘地州緬方一側均爲緬甸地方民族武裝（以下簡稱民地武）勢力所控制。
　　1947年，緬族精英與各少數民族首領共同簽訂了《彬龍協議》，建立聯邦制國家，承認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原則。但在之後幷未得到貫徹和執行，「大緬族主義」一直存在，遭到民地武的强烈反對，雙方的衝突也就因此爆發。緬甸政府軍和地方武裝力量長期爆發衝突，尤其小規模的戰事衝突已是家常便飯。
　　如今，民地武勢力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在了緬北地區，但雙方始終處於拉鋸狀態。雲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實踐中心主任簡琨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民地武爲了獲取巨額軍費，選擇了走私、毒品交易、賭博、人口買賣等犯罪作爲財源。這也導致緬北地區出現了世界罕見的局面，以准國家的形式支持犯罪。因此，各類犯罪長期盤踞在我國西南地區，屢禁不止、打擊不盡。
　　簡琨益說，刑事司法合作，有國家之間的，也有地區之間的。但如果要和緬北的民地武進行此類合作，則涉及一個重要外交議題，即如何定義民地武。據他所知，無論是我國國家層面還是邊境省級層面，與民地武均沒有簽訂此類合作條約。
　　除此之外，還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國的電詐團夥在此聚集。簡琨益在中緬邊境走訪時也發現，邊民的國別概念較弱，管理始終是一大難題。尤其是一寨兩國的地方，村寨一半在中國，一半在緬甸。村民說雲南話、用人民幣，手機信號是移動聯通，手機支付用支付寶、微信，孩子上學、家人看病都要跨境來中國，很可能一家人裏，哥哥姐姐住在緬甸，弟弟妹妹住在中國。
　　在文化背景相似、來往頻繁的前提之下，電詐集團與緬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且便於偷渡。簡琨益指出，他們彼此語言相通、文化相通、認識相通，「前者想找保護傘，後者想要客戶，權力與犯罪很容易建立關聯」。
　　緬北的人群也因此形成了魚龍混雜的局面。有當地人，有與之來往密切的雲南邊民，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領、中層以及馬仔。網絡上一直流傳著一種說法，在緬北從事電詐的中國人有十多萬人。另外，國內還有許多人懷揣掘金夢偷渡前去，從事服務業。但多位回來的人坦言，在緬北從事服務業，難以賺到預想中的錢。
　　針對犯罪分子及普通國人偷渡前往緬北幷從事犯罪，中國能做的打擊措施是有限的。簡琨益說，具體的案件辦理，一般需要借助雲南警方在邊境長期辦案形成的辦案路徑、辦案資源，甚至要借助民地武的力量來辦案。這種合作只能特事特辦、難以持續。中國也曾嘗試大規模措施，2019年10月，公安部刑偵局組織開展專項打擊行動，對緬北部分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嚴重區域的QQ、微信、支付寶、POS機等社交和支付賬戶封停。當時，許多在邊境生活的人反映，自己的賬號被無辜波及。簡琨益也指出，這些手段通常難以爲繼，且按下葫蘆浮起瓢。
　　打擊力度開始進一步升級。今年4月8日，全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强調，要嚴格落實地方管理主體責任，對一些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作案人員集中的地方要進行重點整治。相關地方要採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强涉詐人員管理。一名刑偵系統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上級對各地方提出要求，哪個地方去的人多了，要負責把人勸回來。簡琨益認爲，司法權力介入不了，某種程度上說，勸返是打擊緬北電詐最現實的選擇。很快，一場史無前例的勸返緬北行動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鋪開。勸返人群包括涉詐和偷私渡兩類，幾位基層幹部都提到，此次目標是緬北「清零」。
　　史無前例的勸返
　　今年4月，安溪布置了「全縣防範治理緬北涉賭詐暨非法出入境違法犯罪百日攻堅」，要求「一個月拿出打擊戰果，兩個月見到管控成效，三個月基本解決緬北涉賭詐和雲南邊境非法出入境問題」。
　　劍鬥鎮收到了上級下發的勸返紅名單，共有17人，這些人都有明確的緬北足迹，但幷無合法的出境記錄。劍鬥鎮在此基礎上，又自行進行摸排，發現該鎮滯留緬北人員共有700多人。對鄉鎮來說，準確摸排幷成功勸返，挑戰很大。正常情况下，入戶摸排的工作人員會要求村民與在外務工的家人用微信或者QQ實時定位，以此確定對方是否身處緬北。但有的時候，村民不願意配合。
　　安溪作爲最早出現電信詐騙犯罪的地區之一，當電詐集團轉移出境時，安溪也有一部分人因此出境。所以，安溪對護照的管理非常嚴格，鎮黨委書記易雷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果沒有求學、求醫等正當理由，村民是拿不到護照的。村民想去緬北，通常只能偷渡。當地人知道偷渡犯法，緬北又是敏感地區，因此不一定配合摸排，含含糊糊地說，家人可能在菲律賓，也可能在泰國，無法確定。易雷冰很强勢，「要這麽說的話，那不管在哪里，都要勸返」。
　　勸返，重點在「勸」上。有的人早有歸意，只是等一個契機。全國各地的勸返公告中幾乎都有一條政策，即在某日之前主動申報返鄉的人員，一律從寬處理。劍鬥派出所所長特意在5月錄了一段視頻，「所有滯留在緬甸人員，如果在本月15日前，主動申請要回國的，公安機關鄭重承諾，你非法出入境的行爲，我們一概不予追究。」派出所民警給周振父親送去一份不追究的承諾書，周振立刻在邊境排隊做核酸檢測入境。村鎮聯繫上他是在5月9日，七天後，他告訴對接的村幹部，自己已經進入國門。
　　還有的勸返則沒有那麽順利。一名17歲的女孩，隨鄰縣的男友偷渡去緬北打工，失聯了一年，劍鬥鎮依靠當地商會聯繫上她。女孩聽周圍朋友說，回國會被捕，心存疑慮，前後申報返鄉五次，又都取消了。她的父親開了個養猪場，鎮幹部連哄帶騙，如果不回來，你爸的養猪場就要被關了。女孩思索再三，最終才入境返鄉。
　　這是勸返也是逼返，基層幹部將這類方法稱爲「土洋結合」。安溪縣針對此次勸返，出臺了「十三個一律」措施，其中有數條逼返政策。比如，凡是參與此類犯罪的，一律拆除其利用贓款所建違法房屋幷追繳涉案違法款項，一律沒收其贓款購買的商品房，已在該房産落戶人員一律遷出，已憑該房産就學的子女一律遷回原籍學校就讀。
　　更爲嚴厲的逼返措施也在執行。湖北天門、廣西賓陽等多地都公告列舉了滯留緬北人員的戶籍信息，幷表示，如果不主動聯繫報備幷入境回國，將在數日後提請宣告失踪、死亡直至注銷戶籍。
　　各地公告發出之後，有網友質疑，措施是否過激，幷涉嫌親屬的連坐制？簡琨益指出，如果將電詐人員的父母抓捕，即轉移責任、剝奪權利，屬於連坐。但從當前的情况看，各地的措施主要是停止福利供應，這是不同的概念。他認爲，一開始，勸返手段確實應該溫和，但如果對方一味頑抗，家人還通風報信，對這類人不應該再給予福利。
　　但因緬甸疫情，中緬邊境出現了入境大擁堵。各國門每日能接收的回國人數有限，比如邊境小城瑞麗，每天接收不到100人，而在緬北一側排隊等待回國的，則有幾千人。李亮在一個月前終於踏入國門，他在5月中旬排隊做核酸，給了黃牛2000元，插隊進了緬方的隔離點。隔離點外，2000多名中國人在排隊。但當天進入隔離點的，只有530餘人。據他所知，一名5月26日去排隊的朋友，直到6月下旬才進入緬方隔離點。
　　勸返的人群，以及原本就較難管控的邊民，給雲南邊境的防疫帶來極大的壓力。從去年9月至今年7月，瑞麗三次出現本土疫情，三度封城。當地一名疾控系統的人說，疾控中心有60多名工作人員，再加上聘用的40多名合同工，大家連軸轉，人手還是吃緊。
　　記者瞭解到，如果某個村或社區出現涉詐人員，該村及村幹部的各項評比都會受影響。比如，多個縣市都規定，緬北窩點人員所在村（社區）一律暫停向上申請項目資金、財政獎補，一律取消「平安鄉村」等當年度各項評選資格。安溪規定，如果轄區內發生此類犯罪案件，幷造成全國性惡劣影響的，一律給予所在村或社區的黨支部書記免職處理，村或社區委員會主任依法責令辭職或依法罷免。出於村集體和個人利益的考量，不少基層幹部對涉詐問題十分敏感，不願多談。
　　難以治本的基層反詐
　　在安溪縣公安局原局長任上，杜雙路的案頭上，反詐始終是最重要的工作。安溪縣長坑鄉黨委書記也曾對媒體說，這些年經辦的文件中，最多的就是涉及電信詐騙，其次是計生服務，第三才是經濟建設、民生工程。
　　安溪的電詐問題早在十多年前就進入公安部的視野。2004年，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爲期兩個月的「打擊治理利用手機短信和網絡詐騙犯罪專項行動」。媒體報道，專項行動的主戰場在福建，而福建的重中之重就是安溪，時任公安部部長助理的張新楓提前兩個月抵達安溪，要求安溪率先啓動這項專項行動。
　　但從效果來看，十餘年來，安溪的反詐呈現屢打不絕的局面。最初，電詐人員集中在安溪的縣域內，少則三五人，多則十幾人甚至幾十人，在樓房或平房內作案。安溪打擊的方式是專項行動，入戶走訪摸排，幷成立公檢法的專項打擊小組，專門負責此類案件的審查、結案。一開始，整治很有效果，電詐案件數量會有明顯的下降。但數據顯示，一旦專項行動力度降低，電詐活動立即捲土重來，案件數會迅速上升。
　　杜雙路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發現電詐犯罪「低成本、低風險、低門檻、高收益」的局面幷未改變，必須要建立更爲長效的機制，才有可能遏制此類案件的發生。多年來，安溪在嘗試兩件事，一是管住人，二是提升發現能力。
　　要管的人分兩類，一類是有電詐犯罪前科的人，一類是沒有前科的人。對於前者，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趙炳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類似性犯罪，從事過電詐的人，再犯的概率很大。對於這類人，他認爲應進行污名化的懲罰，比如在其誠信記錄上、在公安部門的重點人員關注名錄上，應有特別標注。
　　安溪在實踐中採取的辦法是，刑事處罰結束後，涉詐人員如果在安溪或者泉州務工，每個月都須去轄區派出所報到，一旦無故拒絕報到，會被列爲高危人員，採取措施。如果他們外出打工，則須時常在微信中與家鄉派出所民警實時定位、視頻聊天，證實自己不再從事電詐犯罪。
　　安溪地處閩南，許多人依然隨宗族聚居，宗族觀念極强，好面子，各村因此有針對性地制定了村規民約。劍鬥鎮規定，一旦村民被發現涉詐、偷私渡，全村村民都會收到曝光短信，村廣播站也會通報。魁鬥鎮大嶺村則規定，對參與電信詐騙的，要寫悔過書在全村張貼。
　　對於沒有電詐前科的人，有效管理則較有難度，安溪公安對此致力於提升發現能力。安溪建立了情報管控系統，採集轄區人員特別是重點人員的身份、就業、通信、住房、關係人和活動軌迹等信息，後期又專門建設了縣級反詐騙中心，由公安部門、銀行機構、通信運營公司合署辦公。幾方經過長時間的拉鋸、磨合，已經可以爲公安部門提供一定範圍內的大數據，對縣域內發生的電詐犯罪進行預警、資金攔截、涉案號碼封停、案件查證打擊等一體化工作。
　　2017年，安溪被國務院部際聯席會議列爲「赴境外詐騙窩點作案人員流出地重點整治地區」。作爲犯罪輸出地，安溪派出不少民警，常年在全國各地破案抓人，駐在雲南邊境的隊伍始終有20多人，縣公安局全年差旅花費1000多萬元。但該縣一位多年從事反詐工作的民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無論是在國內其他地方還是雲南邊境，安溪所取得的打擊效果是有限的。一方面，涉及跨省、跨境的警務合作，尤其是後者，合作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還是案件發現能力存在問題。
　　安溪不少鄉鎮都面臨空心村問題，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對於戶籍地管理者來說，如何將在外有正當工作的人，和在外從事電詐活動的人區分開來，幷不是容易的事。土辦法是靠群衆舉報，但此舉常有疏漏，不可持續。
　　安溪更希望的方法是，通過支付機構、通信運營公司等提供的大數據進行研判。但安溪的反詐中心只能得到本地銀行、運營商提供的縣域內數據，難以跨省、越級調取縣以外的數據。陝西警官職業學院講師宋曉輝等人著文指出，相關部門有自建的數據庫，能爲電詐案件提供相應的信息，但不少部門會以涉及用戶隱私爲由，拒絕將數據批量移交給公安機關。另一方面，許多詐騙電話是由境外打入的，而且每天長時間、持續性打入，電信運營商對這些異常來電幷未盡監管義務，攔截、關停，銀行、網絡公司等都有相似的問題。「公安機關與電信、銀行等相關職能部門信息交流不暢、協作機制不順已經成爲辦理電詐案件面臨的重大阻礙」。
　　幾位安溪受訪者認爲，基層單打獨鬥治標不治本，國家層面應統一協調，建立反電詐的大數據平臺。上述資深民警也指出，安溪在反詐方面，是國內時間最長、力度最大的，但至今仍未解決電詐問題，主要問題就在於此。
　　他認爲，傳統犯罪的作戰指揮中心通常是由下往上建，但反詐中心應該從上往下建。國家、省、市、縣的運營商、支付機構有明確的責任和義務，幷將不同層級的數據彙集到反詐中心，形成大數據，統一分析研判，案發地、窩點地、犯罪輸出地才能密切合作，形成有效的電詐打擊網絡。「如果提升了發現能力，電詐犯罪會變成低收益、高成本、高風險的犯罪，拐點自然就來了」。
（徐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