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瀝瀝拉拉地下了一個多星期，空氣中滿是濕漉漉的味道。住在山西汾河邊上的葉永强，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爲氣候問題的受害者。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氣候危機是一個遙遠的話題。人們可能會在媒體上看到太平洋島國面臨的氣候威脅，看到身處異常乾旱中的非洲國家，但很少會想到，這個概念會和自己有關，而且真會對自己的生活産生嚴重影響。
　　葉永强眼看著這場雨，斷斷續續地下著，到了第六天，房子的地基竟然都被雨水泡壞，屋子的牆上裂了縫，能塞進一個拳頭。
　　對「十年九旱」的山西來說，汛期集中在夏季的七八月。這次暴雨却發生在主汛期之外的秋季十月，而且持續時間長，雨量大，都是很極端的天氣表現。
　　一切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郝南如此形容這次山西暴雨。從汶川地震開始，他做了十幾年前綫救災工作，是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負責人。在卓明響應災害的歷史上，他把山西暴雨的災害規模列人前三。
　　據官方統計，10月2日至7日，山西省出現有氣象記錄以來最强秋汛。持續强降雨致全省11個市76個縣（市、區）175.71人受災，因災死亡15人，失踪3人，緊急轉移安置12.01萬人。
　　這些人，是洪水的災民，也是氣候問題的災民。
　　就在山西人民爲異常的暴雨而苦惱前，在首都北京，市民們則爲成片的毛毛蟲感到擔憂。小區的樹上、牆上，甚至居民的屋子裏、私家車裏，常能看到那些長長的、帶毛的蟲子在蠕動。它們不會給人帶來多大傷害，却也令生活出現渚多不便。
　　這些毛毛蟲的出現，也和氣候有關——今年夏天，經歷過異常的79次降雨後，北京的氣候變得濕潤溫暖，這正是這些毛毛蟲喜歡的環境，於是它們便拼了命地繁殖、造蟲。
　　同時，生活在南方的人們，也感到了氣候異常。當北方因爲冷空氣和降水變得濕冷時，南方則持續出現高溫和乾旱天氣。南方人很喜歡的桂花樹，看到這種高溫、少雨的情況，竟然連花都不想開了。
　　說好的金風送爽丹桂飄香，因爲喜歡濕潤低溫的桂花樹消極怠工，生生遲到了一個月才最終到來。
　　氣候系統仿佛忽然間變得紊亂起來，北京變成了江南，山西遭遇了低溫洪水，南方雖然保持著高溫以維護自己低緯度地區的尊嚴，却也不得不而臨少雨乾旱的窘境。
　　問題不是一天出現的，正如郝南所說的，一切都像是「溫水煮青蛙」，等我們意識到它，氣候變化已經不再是「遙遠又抽象」的威脅，而是劈頭蓋臉地呈現在國人眼前。
　　郝南說，短視似乎是人類的本性，只有當大家都真切地感受到痛感的時候，才能産生動力去行動。
　　低溫洪水來襲
　　相比此前的河南洪災，此次山西暴雨引發的洪水有一個特點：寒冷。
　　連綿秋雨成災的同時，接連幾天的寒潮來襲，室外溫度從二十度驟降到幾度。葉水强說，在洪水裏站幾分鐘，脚趾很快就會失去知覺。
　　葉永强所在的村子是介休市宋古村，汾河從村子北面經過。10月6日晚上七八點左右，汾河水暴漲倒灌，窸窸窣窣地流入村子北邊的田地。在這之後，整村800多戶人家中80%都被洪水淹沒，浸泡了八天。
　　他們都成了氣候的災民。
　　整個村子地勢呈東高西低、南高北低，G108國道從村莊北側經過，介休當地的主幹道三賢大道從村莊西側經過，兩條大道都有相對較高的路基。「這就使我們村子在相對較低的地方，洪水很難出去。」葉永强說。
　　浸泡導致許多房屋塌陷、開裂，村裏水最深處達到2米。客廳裏、臥室裏，布滿污泥的雜物堆在牆邊，牆壁從地面裂到屋頂，一些裂縫已經裂透牆體。地基下沉導致大門被卡死，地板塌陷成大坑，用脚跺地有懸空感，磚炕也裂出拳頭大的縫。
　　這幾乎是整個山西災區的寫照，災情更嚴重的地方，集中在脆弱的農村。按照災後的初步統計，直接經濟損失達到50.29億元。而且，作爲中國古建築遺存最多的省份，風雨飄搖中的古建受損嚴重，目前共有1783處文物不同程度受損，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176處
　　災區的村民們怕房子塌了，從10月7日凌晨陸續外撤，或投親靠友，或到市區酒店落脚。
　　「現在食物不缺，最大的問題是住宿。這些房屋還能不能住，要統一檢測。投親靠友或者住酒店，十天半個月還行，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都不方便。」葉永强說，雖然洪水已經退却，但有的災民依然回不到自己家裏。受損的房屋是要修復還是重蓋，政府還沒有安排，村民們都在焦急等待。
　　此外，暴雨不僅發生在平原，山區同樣受到强降水衝擊。在這些地方，次生災害更爲嚴重。臨汾市在汾河以西，陝西以東，這裏是黃土高原的邊緣。住在大寧具巧黃娟說，他們老家很多窑洞都有裂縫，或者發生了山體滑坡將窑洞掩埋。
　　據郝南介紹，山區受災的差異很大，很多村子裏的橋梁被沖毀，村與村之間路不通，形成了一些孤島。而這些村，往往以老年人爲主，他們不會用手機，不知道如何求救。
　　10月9日，在卓明的首次災情彙報會上，郝南說，山西這次災害的規模很大。相比於河南暴雨，因爲沒有像鄭州這樣特大城市被襲擊的爆點式事件，所以一開始，整個災情的社會關注度比較低。
　　北京要變成江南？
　　「十一」長假期間，三分之二個山西的雨量超過了100毫米，近一半氣象站超過200毫米，最大達285.2毫米。對山西大部分地區來說，這場降雨的雨量是常年同期的5倍以上，山西太原附近的降水量達到了8倍以上。
　　按照中國氣象局專家的解釋，往年10月，北方開始冬、夏季風轉換，北風勢力增强。但今年，副熱帶高壓異常偏北偏强，導致大逯水汽沿副高邊緣向北輸送。恰逢冷空氣到來，冷暖氣流交匯導致了這場顯著秋雨，而山西正是這場交匯的主戰場。
　　同樣也因爲異常偏北偏强的副熱帶高壓，今年北京經歷了122天的超長汛期。
　　據北京市防汛辦最新數據顯示，自6月1日入汛以來，北京共有79場降雨，其中10場降雨的平均雨量達到大雨及以上量級。全市平均降雨量792.6毫米，較常年同期425.7毫米偏多約9成，較近十年同期數據偏多約7成。
　　本文開篇提到的那些毛毛蟲，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群結隊破繭而出的。據媒體報道，它們屬於美國白蛾的幼蟲，中科院學生李國成曾跟導師一起，抓捕白蛾做過實驗。他接受《時尚先生》采訪時介紹，這些白蛾和毛毛蟲幼蟲，生命力極强，把它們的頭部剁掉，身體還會動很久，幼蟲在斷食狀態下可以存活10天以上。一隻雌蛾最多可以産卵2000粒，有專家稱，如果放任一隻雌雄白蛾成蟲不管，隨其自然繁殖，等到第三代時，最多可以産生2億隻幼蟲，能够吃掉100畝楊樹林，這被林業工作者稱爲「無烟的火災」。
　　因氣候變化産生的這些毛毛蟲和白蛾，就這樣悄然入侵人們的生活，並逐漸對北京的生態系統，産生著影響。
　　不止北京，之前有河南暴雨，十月份又是山西暴雨，今年整個北方的夏秋季都異常潮濕。有網友表示，難道華北大地要變成江南水鄉了嗎？
　　河流水量也是標誌之一。今年入汛以來，受持續强降雨影響，北京密雲入庫水量超過10億立方米，是同期多年平均入庫水量的四倍之多，蓄水量達到34.5億立方米，突破1960年建庫以來的最高紀錄。
　　此外，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對大衆來說記憶猶新。一天之內，强降雨持續16個小時，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11個站的降水量打破紀錄。這是自1951年有完整氣象記錄以來北京最强的一次暴雨。
　　2012年，北京市氣象局氣候中心主任郭文利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2008年以後北京地區確有往多雨方向轉變的趨勢。
　　國家氣候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華北地區年降水貴明顯增多，與此同時南方地區的降水開始減少。在中國東部持續數十年的「南澇北旱」降水格局，可能正悄悄發生逆轉。
　　今年以來，北方多地持續降雨，南方各省降雨偏少、屢現高溫，似乎印證了「南旱北澇」的說法。
　　國際氣候組織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劉君言說.雖然有氣候模式上的變化，但總體來看，短期波動還不至於根本改變中國南方水資源充沛、北方水資源短缺的局面。
　　對於像山西暴雨這樣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彼得裏•塔拉斯認爲，其根源還是氣候變化。原本是最穩定的氣候系統，進入了動蕩階段。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在建立新平衡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極端天氣頻繁發生。
　　《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0）》指出，1961至2019年，中國極端强降水事件呈觀増多趨勢。中國是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的敏感區和脆弱區，也是極端天氣事件最爲頻發的國家之一。
　　平均氣溫上升1.4°C，意味著什麽？
　　劉君言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氣候變化的巨大威力是在2018年。那一年她和中科院的科學家一起去考察中國青藏高原及其周邊的一些冰川的變化。
　　他們到達的第二個冰川叫做「天山一號」。這座冰川位於烏魯木齊河的上游，它供給著烏魯木齊河差不多40%的水源。1993年，「天山一號」冰川的東西兩支是握在一起的兩隻手，而在2018年，這兩隻手已經永遠地分開了。
　　在「天山一號」脚下，劉君言印象最深的是一塊石頭——這塊石頭上寫著「2014年5月」，這是當年冰川站科考隊員留下的，記錄了冰川末端的位置。當他們在2018年的時候也抵達這個點位時，它已經是一片石子灘，而冰川的末端退縮到了幾十米開外。
　　冰川不僅僅是氣候變化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器，它能够映照出氣候變化到底是怎樣影響著我們的生態系統。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個固體水庫，滋養著下游幾百萬民衆的生活。
　　劉君言說，可以想像，如果我們再不阻止氣候變化的發生，30年50年以後，下游數以百萬計民衆的水資源短缺危機將會帶來多大的影響。
　　冰川融化，是人們想到氣候變化時最容易想到的問題，它雖然具體却又遙遠。
　　但從年初創紀錄的嚴寒到春季的沙塵暴，從5月武漢、蘇州的龍捲風到甘肅白銀馬拉松遭遇寒潮，從7月鄭州經歷嚴重洪澇到秋季的山西暴雨，極端天氣在中國頻繁上演。對於普通大衆來說，極端天氣的影響也更可感，不再只是遙遠的冰川在融化。
　　對於像山西暴雨這樣具體的極端天氣事件，影響因素是複雜的，氣候變化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出現極端天氣的問題上，氣候變化扮演著火上澆油的角色。權威研究表明，溫度每上升1攝氏度，空氣中能吸收的水分藝籲均增加7%。「全球變暖加劇了氣候系統的不穩定性，」劉君言說，「氣溫升高後，海洋蒸發加劇，水汽更多，大氣系統的能量就會更加充沛，極端性和不確定性都會增强。因爲我們不知道這個能量會在什麽地方被釋放。」
　　在以往，專家可以根據趨勢和模型來推算一個氣候事件發生的概率，但是隨著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的頻次和强度增加，不確定性增强，我們對這類事件預報的難度也在變大，直到事件臨近可能才能觀察到端倪。
　　據世界氣象組織的研究，2020年與19世紀工業革命之初相比，全球平均溫度高出了1.2攝氏度。
　　很多人不禁會問，每天的氣溫變化都會大於1.2攝氏度，這到底會有什麽嚴重的後果？
　　劉君言說，這個數字是放在一個全球的尺度下去看的，是被平滑過的曲綫。如果把它縮小到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所在的這個時點，它的波動性會是非常劇烈的。
　　劉君言和她的團隊曾經研究過這個數字對廣州的影響。根據廣州市氣象局公布的數據，從1908年到2019年這100多年間，廣州的平均氣溫升高了1.4攝氏度，看起來，和全球的增長幅度相近。
　　但對廣州，這小小的1.4°C意味著什麽？
　　首先是高溫熱浪。在1900年以前，廣州市每年平均的高溫日數差不多是6.5天，現在這個數字是34.7天。
　　這意味著每一位廣州市民每年經歷的高溫熱浪天數，比以前多了接近一個月。
　　由於城市熱島效應的影響，城市高溫熱浪已經成爲影響居民健康的一個隱形殺手。對於戶外工作者、老人、嬰幼兒，以及患有慢性疾病，心腦血管疾病的居民來說，高溫熱浪意味著死亡兒率會大大增加。
　　接下來一個數字是廣州市全年降雨世，比照20世紀初，廣州全年降雨量增加了300多毫米。劉君言說，這300多毫米不是365天平均地落到地而上，它會短時間集中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落到地面，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雷陣雨，或者短時强降水。
　　此外，現在整個廣州市短時强降水的發生頻率和强度，比以往增加了很多，已經達到歷史最高點。與1990年代相比，它的强度增加了10%到15%。
　　這些短時强降水會給城市排水系統造成巨大影響，包括廣州在內的很多大城市年年都在「看海」。這些經濟損失，基礎設施的損失以及人員的傷害是難以想像的。
　　熱浪、乾旱、暴雨，是人們平時相對熟悉的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據劉君言介紹，還有一些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是悄然的、不可預測的、非綫性的，比如澳大利亞的熊熊山火、東非蝗蟲肆虐引發的糧食危機，以及北京的毛毛蟲入侵。
　　政府在想什麽
　　毫無疑問，在氣候變化和氣候危機的問題上，科學家和學術界遠比普通民衆要更爲緊張和迫切。
　　十月初，美籍日裔科學家真鍋淑郎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研究模型直觀指出了二氧化碳排放與全球變暖之間的關聯——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每上升一倍，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2攝氏度。
　　目前來看，氣候變化早已成爲當前全球科學家的主流共識。近日，康奈爾大學科學聯盟客座研究員馬克•林納斯等人，從2012年至2020年間發表的88125篇英語氣候論文中隨機抽取了3000篇研究，發現絕大多數對氣候變化的現狀，都是持認可態度，只有四篇對人爲導致氣候變化帶有懷疑。
　　但現實中，各國政府面對如何解決氣候變化這個問題時，情況又變得複雜起來。
　　真鍋淑郎獲獎後接受媒體采訪時都忍不住吐槽：相比讓各國真的爲氣候變化做點什麽，研究其背後的物理模型簡直簡單1000倍。
　　和當下全球正在發生的新冠疫情一樣，氣候問題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無法靠單一國家去解決。但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又各懷心事。
　　裏夫金辦公室中國主任、環球中國環境協會執行董事吳昌華，從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之前就開始關注氣候問題，曾在2019年被《時代》周刊評爲全球15位推進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女性領袖。
　　這麽多年來，參加氣候大會的過程中，吳昌華見證了各種博弈。以美國爲例，無論是上世紀90年代《京都議定書》在美國參議院97-0的投票結局，還是前任總統特朗普退出、現任總統拜登上任百日就重返的《巴黎協定》，國際社會已經見證了美國氣候政治的跌宕起伏。
　　無法取得進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各國遲遲未能就氣候融資問題達成一致。發展中國家將發達國家在氣候融資方面的實際行動視爲建立互信的前提。發達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融資的承諾是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並在《巴黎協定》中得到重申。
　　然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去年的一份報告估計，直到2018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融資金額爲790億美元。這一數據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質疑，他們認爲貸款不能計人氣候融資總額內。
　　2015年在巴黎舉行的全球氣候峰會，是人類聯手應對氣候危機的重要里程碑。《巴黎協定》提出，各方將加强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並爲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
　　只是，它並沒有明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和融資落實機制，而是讓各國自行提交「國家自定減排貢獻（NDC）」，每五年檢查一次。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今年年初公布，各國截至去年底已提交的NDC只代表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三成，行動目標在2030年前只會減少1%的總排放量。
　　這個速度，遠遠趕不上氣候變化帶給人們的傷害速度和程度。
　　2020年9月，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承諾，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歷史最高值，達峰之後進入逐步下降階段），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指二氧化碳的淨零排放，具體講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與二氧化碳的去除量相互抵消）。
　　劉君言觀察到，去年長江流域洪水之後，中國官方氣候機構評論具體的亊件和氣候變化關係是很晚才出來的。但在今年，不論是河南暴雨還是山西暴雨，很快就做出響應，指向了氣候變化問題。可以看出氣候議題在中國政治優先級上的提高，這也讓更多普通人去關注這個問題。
　　10月初，一場秋雨之後，鋪天蓋地的毛毛蟲潮似乎伴隨著降溫逐漸退却了。但專家接受《時尚先生》采訪時說，這些小東西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極强，在零下16度的環境裏都能存活。來年春天，它們可能還會出現。
　　山西的暴雨也早已結束，可災民們還在等待著重建問題的解決。而那些濕潤的水汽，也早已經滲透進建築的木頭裏，山西文物保護專家們擔心，它對山西古建築的傷害，還在繼續。
（李慧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