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前後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以促進海峽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統一為宗旨,是海峽兩岸交流的重要渠道和平臺。我曾長期從事對台工作,親歷了海協會從籌建到成立的過程。為便於世人瞭解和研究這段歷史,我有責任將其記錄並留存下來。
  中央決定成立國務院台辦
  1987年11月,蔣經國決定開放臺灣老兵前往大陸探親,從而打開了臺灣居民和大陸居民間幾十年來被人為強制停止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此,也引起老兵返鄉,以及隨之而來的臺灣居民來大陸的旅遊接待、兩岸經貿往來和投資、婚姻嫁娶、財產繼承等一系列涉台事務。這種情況下,原來的黨內臺灣工作機構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已不能適應兩岸之間民間往來蓬勃發展的形勢。1988年,中共中央決定委託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原鐵道部部長丁關根,籌組具有行政和管理職能的政府內臺灣工作機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務院台辦」)。
  1988年2月,我奉調從華盛頓回外交部,結束了駐舊金山總領事、駐美大使館公使這段歷時4年半的在美生涯。當時,外交部原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以下簡稱「外交部台辦」)調任駐外大使,我就接替了他的職務。
  大概是當年10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外交部辦公廳的通知,要我去北戴河參加一個會議。到達北戴河中央辦公廳招待所後,發現應召前來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了我以外,還有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的李慶洲副主任、中央統戰部的耿文清局長、外經貿部負責臺灣投資貿易的對台辦公室安民主任。
  第二天,在一個小型會議室裏,吳學謙、丁關根和我們一起開了半天的會議。吳學謙傳達了中央關於成立國務院台辦的決定,要我們彙報各自所在部門臺灣工作的情況、任務、編制,並就擬設立的新機構的任務、機構設置、人員編制,以及與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已有的臺灣工作部門的關係等問題,發表看法。
  不久,國務院台辦正式宣佈成立。丁關根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兼國務院台辦主任。
  1989年5月16日,丁關根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要我儘快移交好外交部台辦的工作,早日前往當時設在中南海北區的國務院台辦上班。5月31日,我正式接到國務院的任命,出任國務院台辦副主任。
  當時,國務院台辦已有來自中央統戰部的孫曉郁和來自國家計委的陳宗皋兩位副主任。工作人員很少,共分5個組:秘書組、研究組、交往組、經濟組和交流組。孫曉郁分管交往組,陳宗皋分管秘書、經濟兩組,我分管研究、交流兩組。丁關根經常召集我們三人,有時還有各組的負責人,到同設在北區的他的會議室開會,研究工作。
  我上班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關注當時臺灣當局對大陸的反應和動作,思考大陸方面相應的對策。我仔細閱讀臺灣、香港報刊和有關部門提供的情報資料,每天早晨還要聽臺灣方面的廣播。接著,我組織有關同志,綜合這些材料,編寫簡報,經丁關根審閱後報送中央領導,並分送有關部門。
  擔任國務院台辦發言人
  1990年1月18日,我以國務院台辦發言人的名義,就國台辦的機構職能等問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我說:國務院台辦「作為國務院處理涉台事務的辦事機構」,將「積極組織、指導、管理、協調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政府涉台工作,推動兩岸關係的日益緩和、相互往來的進一步發展」。「組織、指導、管理、協調」被台辦系統的同志稱為「八字方針」,這是吳學謙、丁關根創建國務院台辦時報經中央所批准的職能,一直延續至今未變。
  丁關根在他擔任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兼國務院台辦主任3個月後,於1990年1月30日舉行了歷時3個多小時的記者座談會。在座談會上,丁關根介紹了國務院台辦今年的工作打算:「一、加強對台經貿工作;二、進一步做好臺胞接待工作;三、促進兩岸學術、文化、體育、科技等領域的交流。」他還回答了記者的提問,著重談了兩岸經貿工作。孫曉郁也介紹了去年一年兩岸交流情況。我那時還未完全調入國務院台辦,作為外交部台辦主任,也出席了這個座談會,並就涉台交往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此後,根據丁關根的安排,我以國務院台辦副主任的身份,兼任發言人。開始時的做法是:由我在交流組內組織人員,草擬發言內容,經我修改後報丁關根審核,再由丁關根報送吳學謙審定,請新華社對內外發稿。這樣的做法試行了幾次,以後又改成由我不定期地提報發言內容,按上述程序審定後發表。由於國務院台辦的編制有限,為了承擔這項工作,經丁關根批准,我向外交部幹部司借調了一位剛辦退休手續的同志,又從駐美使館調回並已辦離休手續的同志中挑了一位,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在此前後,我還從別的兄弟涉台部門借調了兩位同志,分別參加我分管的研究組和交流組的工作。
  我第一次以國台辦副主任、發言人的雙重身份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是在當年9月16日。
  在這次的談話中,我代表國務院台辦規範了臺灣記者來大陸採訪的事宜,還就兩岸交流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如臺灣當局在兩岸間接通話、通郵中夾帶反動宣傳品、「心戰品」等明信片,臺胞攜帶人民幣入境,防止珍貴野生動物走私到臺灣,大陸方面是否允許向臺灣輸出勞務,臺灣「東群」號漁輪上的大陸船員被押往臺灣受審等問題,逐一作了回答。
  擔任國務院台辦發言人的工作一直延續到1991年底我擔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時為止。在這段時間內,執政的國民黨明顯出現滑向「兩個中國」的趨勢,在野的民進黨更是出現要將「臺灣共和國」列入該黨黨綱的動議。對於這些,我均主持起草了發言人談話。這些發言的基本精神,既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鬥爭,反對「台獨」活動;又立足於規勸和爭取國民黨。
  例如,1990年9月28日,我發表談話指出:臺灣當局「一國兩區」「這一提法和臺灣當局過去所提的『一國兩府』一樣,實質上是使兩岸關係變成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任何可能導致『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我們堅決反對。」我還說:「為了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雙方應儘早接觸,這是關鍵。只要真正本著一個中國的原則坐下來商談,一切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並求得妥善解決。我們希望臺灣當局對此表現出誠意。」
  再如,1991年10月15日,我就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發表談話指出:「臺灣省民進黨中一部分頑固推行『台獨』路線的人,繼今年8月25日炮製出『臺灣憲法草案』後,又在13日操縱民進党五全大會通過決議,將建立『臺灣共和國』列入黨綱,明目張膽地進行分裂活動。我們對此表示嚴重關注。」
  「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麼『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的問題。極少數『台獨』分子打著『公民投票』的幌子,行臺灣獨立之實,這完全是違背臺灣人民意願的」。「我們注意到,民進黨內對於是否將建立『臺灣共和國』列入黨綱,存在著歧見,這說明此一行動並不代表全體民進党黨員的意志。」
  「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絕不會容忍這一小撮『台獨』分子的倒行逆施,他們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我們希望臺灣當局不只是在口頭上而是真正在行動上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制止『台獨』勢力的蔓延。」
  現在看來,當時這些談話似乎有些「挽狂瀾於既倒」的味道。事實上,當時內心的想法是:爭取好的,準備壞的。
  當時,我就曾與國務院台辦的一些同事說起:當年,美國軍艦侵犯中國領海,外交部都奉命提出抗議。這一方面是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揭露美軍的非法行徑,另一方面是表明立場,「立此存照」,「記一筆」。我的發言,表達了希望國民黨真正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願望,以及對「台獨」分子的嚴肅警告,縱使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也反映了大陸方面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鬥爭的歷史軌跡。將來,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內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的人,就不要再說「言之不預」了。
  參與起草江澤民第一份關於臺灣問題的公開講話
  1990年6月,中共中央要召開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前一年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要在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要講到臺灣問題,需要起草一段話。這個任務就交給了國務院台辦。
  這是江澤民作為新任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就臺灣問題第一次發表公開講話,自然關係重大,影響深遠。丁關根親自抓這項工作。我和國務院台辦研究組的一些同志,來到他的會議室,參加他主持的會議,和應邀參加會議的統戰部等有關部門同志一起,重溫鄧小平有關臺灣問題已經發表或未公開發表的各次講話,分析李登輝為首的臺灣當局上臺以來對大陸政策走向,研究我方當前的對台方針、政策和措施,確定擬起草的大體內容。大家認識到:江澤民的講話,首先要遵循鄧小平過去的有關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和基本政策的精神,同時要考慮到蘇聯解體後的國際形勢的變動,以及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民進党成立、臺灣政局發生重大變動的新形勢。我作為國務院台辦內部分管研究和兩岸交流工作的副主任,與研究組的同志一起,根據會上的討論寫出初稿,由丁關根再召集有關同志一起討論修改。經過幾次反復,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
  在起草江澤民講話的過程中,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在臺北發表了他就任「總統」的演說。李登輝在這個講話中,改變了蔣經國生前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他擔任臺灣當局最高領導人後的對大陸政策。其中,他改變了原來臺灣對大陸關係上的「漢賊不兩立」,強調「中華民國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要大陸方面「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他拋棄了原來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口號,而用所謂「對等談判」來代替。「對等談判」是指用「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等談判」。他還設定了兩岸關係改善的三條件:「中共當局……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放棄在臺灣海峽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總之,他也講一個中國原則,但他的「一個中國」實際上是指「一國兩府」,本質上也就是「兩個中國」。因此,起草中的江澤民講話,還應當針對李登輝的講話,正式闡明中共中央的立場。
  1990年6月11日,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第一次代表中共中央向李登輝公開呼籲:我們希望李登輝先生從現實出發,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順應民意,擔當起歷史的責任,為祖國統一、民族振興作出貢獻。《講話》還就李登輝當時的某些言論指出:最近,李登輝先生談到兩岸關係的問題,表示「臺灣和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所有中國人同為血脈相連的同胞」「中國的統一和富強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期望」,還提出願意「建立雙方溝通管道」,「研討國家統一事宜」。我們對此表示讚賞。
  與此同時,《講話》嚴肅地不點名地批判李登輝的「一國兩府」觀點。關鍵性的一段話是:按照國際法,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政府代表這個國家。一個國家不可能存在兩個代表這個國家的對等的政府。所謂「一國兩府」,實質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是走向分裂,不是邁向統一。《講話》在批評李登輝的不切實際、不自量力的「三條件」時,指出:有些話顯然是很不妥當的,缺乏誠意,不過這比「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要好。在批判李登輝的同時,《講話》表明了理性、有節制的態度。
  《講話》簡要回顧了毛澤東、周恩來及鄧小平通過和談實現祖國統一的過程,指出:「一國兩制」是照顧到各方利益、從實際出發的實現中國統一的最好辦法。
  《講話》有力地闡明了中共主張「兩黨對等商談」、反對以「政府對政府」的名義商談的原因,指出:這是從兩黨目前的地位、作用等現實情況出發的,也是為了避開臺灣方面感到不方便的地方。這裏指的「臺灣方面感到不方便的地方」,當然就是指中央對地方的問題。針對臺灣當局辯稱臺灣島內有反對黨,因此國民黨雖然是執政黨,也不能代表臺灣當局與大陸方面談兩岸問題的說法,《講話》第一次提出:在(國共)兩黨商談前,同各個黨派、團體切磋議案,共商國是;在商談之中,及時通報情況,交換意見;甚至在參加會談的代表中,也可以吸收其他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
  《講話》要求李登輝要真正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重申:只要雙方坐下來,真正本著「一個中國」的原則商談祖國統一,而不是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一切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商量。在正式談判前,應儘快實現兩岸「三通」,擴大雙向交流。有關兩岸交流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可分別通過適當途徑協商解決。(以上內容可見1990年6月1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江澤民的講話,堅持了鄧小平的對台基本方針和政策,同時面對李登輝上臺後的新動向和新形勢,高屋建瓴,既表明了願意與李登輝打交道的立場,又揭露了他「缺乏誠意」,要他真正堅持一個中國;並明確提出了大陸方面的現階段政策目標:「反對一國兩府」,儘快實現兩岸「三通」和雙向交流。《講話》是1995年江澤民「八點主張」發表前,大陸對台工作最重要的指導文件,成為李登輝執政期間以及陳水扁上臺後大陸有關部門開展對台工作的根本政策依據之一。《講話》所明確的大陸方面現階段對台工作的目標,也成為海協會成立後和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商談遵循的方針。
  楊尚昆接受臺灣《中國時報》記者採訪
  1990年9月24日,臺灣《中國時報》全文刊登了楊尚昆接受該報記者採訪時的談話。《人民日報》也在9月25日作了報道。這是中共領導人1949年以來第一次接受臺灣記者的專訪,談話內容由臺灣報刊一字不改地全文刊登。這是楊尚昆接受採訪的條件。臺灣《中國時報》履行了他們的承諾。
  談話中,楊尚昆深入淺出、合情合理地闡明了鄧小平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和基本政策,答復了臺灣民眾關心的問題。
  在介紹「一國兩制」的內容時,他說:「為避免臺灣人覺得我們把臺灣吞併,才提出一國兩制。」「當然,臺灣與港、澳不同,可以與香港同中央的關係不一樣。我們曾托人把《香港基本法》帶給臺灣,請他們看看,有什麼意見,有什麼對臺灣可以更加變通的,但至今還沒有回音。」
  同時,他說:「我們絕不能承認臺灣與大陸是平等的兩個政府,因為這就成了兩個中國了。」「要統一,中央政府一定是在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初期……先談如何通商、文化交流等兩岸往來的問題。當然,這些不能解決政治上的最終統一問題,但可以先避開這個問題。我們也無意『以大淩小』,這已經是仁至義盡,再沒有可以退讓的地方了。」
  他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溝通,建立能代表雙方直接談判的渠道。這幾年臺灣來的很多人都聲稱代表臺灣當局,其中不少是搞政治投機的。」「雙方商談時,可以先不談中央、地方問題。不是說沒有這個問題,其實這是最癥結的問題。」「談起來不一定就談統一,可以談各種方案,大家來討論。臺灣各民眾組織、黨派都可以參加討論,但總要一個作主的。」「臺灣百分之八十的人與大陸有親緣,包括民進黨,我們也歡迎他們來……溝通很重要,不要限制,不要怕。」
  他說:「李登輝先生也有他的優勢,因為他同國共兩黨的糾紛沒有什麼瓜葛,沒有多少歷史包袱。江總書記講話中就提到,希望李登輝先生能夠推動兩岸統一進程。」
  他說:「臺灣有些人以大陸生活水平不如臺灣為由,拖延統一。我認為這是一個藉口,也是沒有道理的。」「兩岸比起來,大陸有的,臺灣很多沒有,如大的鋼鐵工業,大的機器製造,尖端電子工業等。管理經驗臺灣固然要比我們好一些,但我們也在學習中。所以,並不是臺灣樣樣都比大陸強。從綜合實力看,臺灣是瘦子,大陸是胖子。不能以人均多少錢作為統一的條件。」「就像我們看臺灣一樣,(臺灣)也不是一切都好。對大陸的問題,我們從不避諱。我們認為臺灣也有可以學習的地方……應以公平的立場來看待一個社會,每個社會都有它的長處。如果雞蛋裏挑骨頭,任何事情都能找到壞處。」
  他說:「我所說的對統一問題有些著急,是因為蔣經國先生在世時,傳出一些信息,似乎要解決兩岸統一問題,所以我們比較樂觀。現在看急不得,但太慢了也不行。鄧小平先生就曾提出,最好在國共兩黨老一輩人物在世時,雙方能進行溝通,解決這個問題。因為知道國共兩黨歷史的人健在,問題好解決一些。再拖下去,新一代的人有很多問題不知道。這是我說有些急的意思。」「中國有句俗話,叫作『夜長夢多』,臺灣確實也有人不希望統一,想搞獨立。中國還有一句話,叫『水到渠成』,我們應該讓水流得快一些,最好能加上水泵,把坡度加大,讓水能夠流得更快、更順暢。如果流一千年,豈不嗚呼哀哉!」
  我對中共中央「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政策的理解,除了鄧小平的有關著作外,就要推楊尚昆的這篇講話。我沒有參加楊尚昆這篇講話的有關工作。國務院台辦方面,是孫曉郁帶著一些同志參加的。
  在楊尚昆擔任國家主席和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組長時,常在中南海北門西的一個院落召開對台工作小組會。國務院台辦方面,除先後擔任主任的丁關根、王兆國(王兆國在1990年11月間接任國務院台辦主任,丁關根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出席外,副主任孫曉郁、陳宗皋和我也經常列席。
  中央第一次全國對台工作會議
  1990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年底召開全國對台工作會議。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召開的除臺灣以外的全國性對台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的負責人均出席。根據楊尚昆的委託,文件起草工作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成員朱穆之主持,參加的有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辦公室、國務院台辦、外交部、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等部門的同志。我奉命率國務院台辦研究組的同志參加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
  眾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粉碎「四人幫」和中美建交的新形勢下,鄧小平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時機做出過重要的判斷,並設想可以較快地解決臺灣問題。這從他1979年1月1日在全國政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他在講到1979年元旦有三個特點時說:「第一,今天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第二,今天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接著,他於1月5日接受美國記者採訪,回答對方提出的「在促成北京和臺灣當局和解方面正在做些什麼努力」和「您是不是預期在您有生之年能夠實現臺灣同大陸統一的目標」的問題時,更具體地說:「我們將採取多種方法同臺灣當局,特別是同蔣經國先生商談祖國統一的問題」,「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今年就實現這個願望。就我的健康狀況來說,至少還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以上內容可見1979年1月2日、6日《人民日報》)
  但是,美國在中美建交後迅速通過了《與臺灣關係法》,干涉中國內政;蔣經國則拒絕國共第三次合作和「一國兩制」,提出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因此,在80年代中期,根據形勢的變化,鄧小平又做出了臺灣問題的解決「要花時間」的新判斷,並提出了相應的基本對策。例如,1984年9月,鄧小平還把當時國務院總理預定在國慶招待會上發表的講話稿中「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共同協商,早日實現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統一」一句,改成「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和各界人士共同協商」,也就是不再把協商的對象完全放在國民黨一邊。他在別的場合,也多次強調對臺灣各界,「接觸面要寬」。1984年10月,他在中顧委全體會議上講:「解決臺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一個臺灣方面的工作,一個美國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時間。」由於預見到臺灣問題不可能很快解決,他特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臺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他還接著回答說:「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以上內容可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
  在鄧小平1984年中顧委全體會議上講話後,形勢出現很多變化:1986年,主張「台獨」的民進党成立,臺灣島內政治形勢趨向複雜多元;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大權,出現公開滑向「兩個中國」的趨勢;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中美兩國原來以對付蘇聯擴張為共同目標的這一戰略基礎突然削弱了,美國開始把中國作為潛在對手。而所有這些,使人們更加體會到:鄧小平「解決臺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的論斷,是多麼切合實際。
  參加起草中央第一次全國對台工作會議文件的同志,毫無疑義地都擁護鄧小平在1979年後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和他以後對臺灣問題的一系列判斷,以及具體方針和主張。大家認識到:起草會議文件的任務,就是要把鄧小平對臺灣問題的新觀察、新論斷,包括江澤民、楊尚昆的講話精神,融入會議文件中,並把他們的對策、意見具體化,經過中央的批准,變成各部門和各地方應該執行的方針、政策。
  1990年12月6日至13日,中央第一次全國對台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喬石、宋平、李瑞環等出席會議並接見了全體與會代表。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分別在會上作了報告。我作為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和國務院台辦副主任也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吳學謙主持,他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作了開幕詞和閉幕詞。
  會議通過的文件貫徹了鄧小平對台工作的新判斷、新對策,也體現了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講話的基調,呼籲「國共兩黨應當儘早接觸談判」。鑒於民進黨等臺灣多党政治的現實,文件提出:「談判中可以吸收兩岸其他政黨、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談判可以在高層進行,也可以先從較低的層次開始。可以先談統一問題,也可以先談如何促進兩岸雙向交流、實現直接『三通』。」「當務之急是要加強兩岸的聯繫」,「對於臺灣各政黨、團體和各界人士要進行廣泛的接觸溝通」,「應當進一步擴大人員交往和各種交流,特別是加強經貿往來。」
  文件提出:「對於臺灣當局堅持一個中國的言論,以及緩和兩岸關係,放寬雙方交往的措施,應予熱誠歡迎;對於臺灣當局推行『一國兩府』,『彈性外交』,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姑息『台獨』活動行為,必須堅決反對」。(以上內容可見1990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對於這一原則,我方稱之為「以我的兩手對李登輝的兩手」。
  會議重申:「實現國家統一,寄希望於臺灣當局,更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會議對同臺灣各政黨、團體和各界人士「廣泛的接觸溝通」的強調,對兩岸人員往來、特別是「經貿往來」的重視,體現了我方稱之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方針。李登輝走一個中國的路也好,走「一國兩府」「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姑息「台獨」的路也好,除了在國際上我方毫不動搖地仍舊貫徹「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一既定立場外,在島內,我方都要在「廣泛接觸」和「更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方面下工夫,使兩岸人民在經濟上有共同利害關係,思想上增加瞭解和相互理解,感情上趨向密切和融合。做到了這些,那麼,如李登輝走的是前者,我方的上述做法對李登輝是助力;如李登輝走的是後者,我方的上述做法就是對李登輝的牽制,是對「台獨」分裂勢力的迂回包圍。
  中央第一次全國對台工作會議前不久,大概在1991年下半年,以王兆國為主任的國務院台辦和以楊斯德為主任的屬中共中央的對台工作內部機構,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實現了合併。王兆國擔任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以下簡稱「中央台辦」)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在王兆國的努力下,人員編制大大增加,建立了10個局,後來略有調整。
  主持起草「六•七講話」
  由李登輝擔任主任委員的臺灣「國家統一委員會」在1991年2月23日通過,並于同年3月14日經臺灣行政主管部門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國家統一綱領》正式公佈後,吳學謙在國務院會議室召開會議,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應邀出席討論。
  後來,經批准,以「有關方面負責人就臺灣當局《國家統一綱領》發表談話」的名義,正式表明了大陸方面的態度。有關方面負責人稱:「這份文件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中國應當統一,表示同意要『開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我們對此表示讚賞」,認為這「是臺灣當局對統一問題做出的一個有意義的表示」。有關方面負責人接著表示:「但是,這個文件仍然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條件,人為地拖延實施……許多現在就可以做的事情」,「甚至有的人還總是幻想以臺灣的模式『轉變大陸』,這顯然太缺乏自知之明了。」「我們希望臺灣當局少說空話,多做實事,切切實實地做一些符合兩岸人民利益、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和國家統一的事情。」
  1991年4月30日,李登輝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從5月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及「臨時條款」。他走這步棋,就兩岸關係而言,是想借此名正言順地結束「『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正式把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國兩府」「兩個中國」。他宣稱:「我們今後將視中共為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中華民國承認中共為政治實體」;「如果本人現在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名義」邀請「中共當局楊(尚昆)主席」,「他如果肯來,本人可以用這個名義進行」;「如果他要請我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到大陸訪問,我想也不妨試一試」。他另一目的是借臺灣當局單方面宣佈「動員戡亂時期」終止,逼迫大陸方面放棄「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的定位,聲稱「如果中共政權不放棄在台海使用武力、不放棄在國際間繼續孤立我們,則我們認定它為具有敵意的政治實體。」
  在正式宣佈之前,臺灣報刊就傳出臺灣當局將採取一些有助於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措施的消息。1991年4月9日,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後由李鵬總理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臺灣《聯合報》記者圍繞這個問題向李鵬提問。李鵬則請一同出席記者招待會的吳學謙作回答。吳學謙說:「最近一個時期以來,臺灣當局有人不止一次地宣稱『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以後,臺灣同大陸的關係還將處於敵對狀態,臺灣當局堅持反共,等等。這些言論顯然不利於促進海峽兩岸實現和平統一,也是同不久前發表的臺灣所謂『國家統一綱領』中所說兩岸應該摒棄敵對狀態這句話相矛盾的。」(以上內容可見1991年4月10日《人民日報》)
  在李登輝正式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後,奉王兆國、楊斯德之命,我和李慶洲即組織有關同志組成起草小組,入住國務院招待所,研究對策和起草我方的文稿。大家在討論中認為:李登輝想做「有本錢的生意」,用結束「動員戡亂時期」的「空口白話」,而以大陸方面根本不能接受的前提為「擋箭牌」,實際上把大陸視為「具有敵意的政治實體」,從「戡亂」的對象變成「具有敵意」的對手,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卻想拿這個虛幻的東西來換取大陸方面承認「一國兩府」「兩個中國」和放棄必要時使用武力。真是癡人說夢!
  在起草上述講話時,我們先查了大陸方面公開發表的有關文件。在1979年1月1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就曾宣佈:「中國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軍從今天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臺灣海峽目前仍然存在著雙方的軍事對峙,這只能製造人為的緊張。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
  1981年9月起,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呼籲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為標誌,大陸方面為避免因「中央對地方」的問題影響兩岸商談,已不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這樣的提法。因此,「六•七講話」把談判雙方的主體「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改為國共兩黨。
  兩岸之間儘管總體上已不再出現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但內戰並未正式結束。大陸方面雖然主張用「一國兩制」的辦法,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統一,但臺灣當局仍然敵視大陸方面的政治社會制度,先是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後來又一再鼓吹要大陸「放棄」現行制度,否則,「兩岸統一將是空話」。(以上內容可見臺灣《聯合報》1990年5月8日所刊李登輝的談話)基於上述考慮,起草小組建議用「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來代替「兩岸軍事對峙狀態」,是更加貼切的。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正式結束中國的「內戰狀態」,絕不能導致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分割;因此,正式結束敵對狀態或者正式結束中國的「內戰狀態」,要與中國的和平統一掛鈎,一併列入議題進行談判。但統一不可能一蹴而就,應分步推進。這是大陸方面的正式文件首次公開用「逐步實現和平統一」的提法。
  1991年6月7日,由起草小組起草,經王兆國、楊斯德審定上報中央批准後,新華社將《中共中央授權台辦負責人就海峽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問題發表的談話》公佈於眾,被簡稱為「六•七講話」。
  「六•七講話」說:「『動員戡亂時期』及『臨時條款』本來就是非法的,早就應該廢除。現在決定終止,仍不失為正視現實、降低敵意之舉,應當說是一個進步。但是,臺灣當局仍然強調『敵我意識』,這是很不合時宜的;他們還企圖謀求海峽兩岸互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幻想『和平演變』大陸,這是根本行不通的。」
  值得一提的是,「六•七講話」對先前李登輝在兩岸關係上的講話,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其用詞已不是3月間在對臺灣當局公佈《國家統一綱領》時評論的「少說空話,多做實事」,而是認為李登輝「口是心非」,要他「言行一致」。
  「六•七講話」提出了三點建議。其中一個建議是國共兩黨派出代表「進行接觸,以便創造條件,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這是大陸方面的一貫立場;但在這裏強調提出,也是反「將」李登輝一「軍」:你既然宣佈結束適用于國共內戰時的「動員戡亂」,那國共兩黨理應坐下來談一談如何在兩黨間、兩岸間「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也就是正式結束中國的「內戰狀態」。
  「六•七講話」提出:「還可以在堅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討論臺灣當局關心的其他問題。」潛臺詞是:臺灣當局關心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也可以討論。
  「六•七講話」還建議:「由海峽兩岸有關部門和授權團體或人士,儘快商談實現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的問題」。這是大陸方面第一次公開建議可由兩岸授權團體或人士商談「三通」和雙向交流問題。
  「六•七講話」重申:「中共中央歡迎國民黨中央負責人以及國民黨中央授權的人士訪問大陸。可以先來看一看,也可以來交換意見。我們都熱情歡迎,以禮相待。如果國民黨邀請中共代表,我們願意應邀前往,共商國是」。這是以正面闡明我方立場的辦法,頂回了李登輝企圖通過雙方領導人互訪來搞「兩個中國」「一國兩府」的主張。
  「六•七講話」是經王兆國審批上報吳學謙,並經江澤民批准的關於對台工作的另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文件。而且,是江澤民親自打電話給王兆國,指示以「中共中央授權台辦負責人」的名義公佈這個講話的。
  臺灣當局成立海基會
  1990年11月21日,臺灣成立了「中華民國海峽交流基金會」,辜振甫任董事長,許勝發和陳長文為副董事長,陳長文兼秘書長。據臺灣媒體報道,陳長文將「綜理會務」,「未來主要任務是處理與保護兩岸民眾權益有關的事務性工作,接受台官方委託辦理各項涉及公權力的事務」。臺灣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郝柏村表示:借由兩岸交流,讓臺灣民眾瞭解「臺灣的前途在大陸」,更讓大陸民眾瞭解「中國的希望在臺灣」。同時,他又表示:未來臺灣當局的大陸政策仍然要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大陸工作的重心仍局限在兩岸民間往來。陳長文還解讀說,臺灣當局的新政策是:單純事務性事情應該「要接觸、要談判、要妥協」,但高層次的政治問題仍堅持「三不政策」。(以上內容可見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編:《海峽兩岸關係日誌》)
  針對海基會的成立,經批准,在11月26日,我即以國務院台辦副主任、發言人的名義,就其成立一事用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的形式,迅速作出回應。
  我說:「我們注意到有關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的消息和報道。對於臺灣省的任何團體和個人,只要是真正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促進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我們都願意與之接觸,進行討論。對兩岸交往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我們認為可分別通過適當途經達成協議,求得妥善解決。」
  我還說:「發展兩岸關係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我們一貫主張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就統一問題和兩岸其他重要問題進行談判,同各黨派、團體共商國是。當務之急是實現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我們希望新成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和臺灣省其他團體、人士一起,能為此做出貢獻。」
(上,唐樹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