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區政府長官賀一誠昨日以視像方式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志》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既然是關乎粵港澳大灣區的事情，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以視像方式出席了。但香港方面卻多了一項更重要的內容，就是同時舉行《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的出版典禮，而且還是「主菜」。既然如此，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也就出席了該項活動並發表了講話。
　　夏寶龍出席《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的出版典禮，展示了中央對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建設的高度重視。實際上，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尤其是在早期，香港對推進國家改革開放所發揮的作用是重大的，因而習近平主席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就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港澳同胞以及在香港、澳門的外資企業和人士也有一份功勞。四十年來，港澳同胞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作用是開創性的、持續性的，也是深層次的、多領域的。習近平主席還總結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港澳同胞和社會各界人士主要發揮的六大作用，包括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范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梁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國家實行開放政策中，有不少是對香港、澳門先行先試，積累經驗之后再逐步推廣，及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等。
　　既然習近平主席是「港澳一體」地表彰港澳同胞及社會各界人士多推進國家改革開放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有關港澳同胞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歷史記載，也應是「港澳一體」，亦即也應編纂及出版《澳門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實際上，在此方面，澳門也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還創造了幾個「第一」，包括第一家中外合資工廠香洲毛紡廠，而且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簡史》，及作為國家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展覽的重要內容；也包括全國第一家「港式服務」的石景山酒樓等，都是值得謳歌的。
　　但似乎夏寶龍主任專門出席與香港特區的活動，有著更深一層的目的，就是因為在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之後，即將迎來第一場重要選舉——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因此，他昨日在《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出版典禮暨《粵港澳大灣區志》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上的視頻致辭，其中有關選舉的內容就佔了較大的篇幅。夏寶龍指出，「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強調的是「港獨」分子、反中亂港分子絕對不能進入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除此以外，在擁護「一國兩制」方針、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遵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大前提下，祗要善於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善於履職盡責，都可以成為治港者。也就是說，「愛國者治港」是搞「五光十色」，是具有多樣性的。他續指出，這種多樣性，體現在身份的多樣、價值理念的多元，還體現在社會制度的包容。無論是什麼階層、界別、職業、族裔，都有參與的機會；無論持何種思想觀念、政治取態、宗教信仰、利益訴求，都有參與的機會；在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允許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繼續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無論信奉哪種制度、喜歡哪種生活方式，都有參與的機會。他總結表示，我們就是要在愛國愛港旗幟下，最大限度拉長包容多樣性的半徑，畫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香港同胞奔向美好生活這個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圓，也要為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報名踴躍、競選活動熱火朝天開展的畫面和氣氛喝彩、點讚。
　　夏寶龍主任的講話，不但是澄清了某些人的疑慮，駁斥了海內外某些反華政客的謠言，而且也要求選民們在投票選擇上，最好是能夠做到以「均衡參與」的精神，不要排拒已經獲得「入門券」的非建制派候選人，讓其中的一些人能夠當選。這情勢，在客觀上有點像中共「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絕大多數黨代表都不願選舉王明、博古為中央委員，毛澤東親自做黨代表的思想工作，為王明、博古「拉票」，最後二人「低空掠過」當選那樣。
　　因此，既然是「均衡參與」，就應當也包括有並非是「反共抗中」的非建制派人士在內。實際上，早在全國人大審議表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時，夏寶龍主任就指出，「愛國者治港」不是要搞「清一色」。因此，在按照相關規定「DQ」了「港獨」和反中亂港」分子的參選資格後，對於那些已經獲得「入閘」的非建制派候選人，也應給以一定程度的祝福。
　　正因為是「港澳一體」，夏寶龍對香港特區的談話內容，同樣適用於澳門特區，就像夏寶龍此前提出的「愛國者治港」設想及標準，澳門也實施了那樣。實際上，按照「愛國者治澳」原則，澳門的選務機構也「DQ」了一批被認定為「不擁護，不效忠」者的參選資格。
　　而夏寶龍當時「不搞清一色」的談話，同樣也在澳門特區得到較佳的展現。那就是被視為「反對派」的高天賜，並沒有受到「DQ」。因而在澳門特區第七屆立法會，仍然有反對派存在，仍可聽到他們不同聲音，甚至有時還很「激烈」。
　　為何被歸類為「反對派」的高天賜，卻沒有被「DQ」參選資格？這可能其人是土生葡人，對中國的政治不感興趣，並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因而鮮見有批評中國內地及中國共產黨的言行。雖然他曾經參加葡國國會選舉，並因此而導致澳門特區修訂兩個選舉辦法，增補了「效忠」條款，但高天賜並沒有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言行，因而可以領取立法會選舉的「入門券」。
　　另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政治意圖，那就是必須保證澳門立法會要有土生葡人的代表的需要。畢竟，澳門有一萬多土生葡人，而且必須借助他們的語言及熟悉葡語國家情況的優勢，為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平台的建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因此，立法會內必須要有葡裔居民。
　　這也是對《中葡聯合聲明》的尊重。在中葡談判的過程中，葡方針對一九八四年的立法會選舉，由於澳葡政府向華人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土生葡人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需獲得幾百張選票就可當選，而是只能依附在由華人愛國社團組成的「聯合提名委員會」，才能當選的情況，擔心澳門回歸後立法會沒有葡裔居民的代表，因而堅持回歸後立法會議員必須保留委任的部份，希望如果沒有葡裔居民當選，就由行政長官委任。當然，也是要維護《澳門組織章程》的規定，而且在排序上，委任議員還是排在第一位，直選議員排在第二位。
　　因此，澳門回歸後，行政長官何厚鏵根據在澳門特區第一屆立法會的民選議員中，沒有土生葡人的情況，委任了幾位土生葡人律師為議員。這當然也是為了保證立法會議員的法律專業質素。但在此後法律本地化的深入發展後，改為委任華人律師，土生葡人律師退場。
　　今屆立法會選舉，因為「DQ」了一些反對派的參選資格，其中的一些票源留給流給了高天賜的團隊，使其所在團隊獲得兩個議席，因而就沒有委任葡裔居民的需要。而且也實現了在「愛國者治澳」的前提下，不搞「清一色」。這就在客觀上「減輕」了賀一誠的「負擔」，使其在委任七名官委議員時，可以有更廣闊的甄選空間，委任更多的具有各方面專業特長的華人澳門居民「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