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主席槌（仿製件），一份議定書（複製件），一套簽字筆、筆台和吸墨器（仿製件），一本中國代表團成員使用的筆記本，一片能够觸摸展示20年開放成就的專區……前不久，在采訪第四届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以下簡稱進博會）期間，《環球人物》記者參觀了商務部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主辦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專題展」。這些載滿了時光記憶的實物、照片和視頻，再現了復關、入世的曲折歷程，更記錄了2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履行入世承諾、倡導多邊主義、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的一個個大事件。
　　11月4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出席進博會開幕式並發表題爲《讓開放的春風溫暖世界》的主旨演講。習近平强調，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20年來，中國全面履行入世承諾，不斷擴大開放，激活了中國發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經濟的一池春水。這20年，是中國深化改革、全面開放的20年，是中國把握機遇、迎接挑戰的20年，是中國主動擔責、造福世界的20年。習近平指出，以世界貿易組織爲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國際貿易的基石。中國支持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朝著正確方向發展，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包容性發展，支持發展中成員合法權益。中國將以積極開放態度參與數字經濟、貿易和環境、産業補貼、國有企業等議題談判，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國際規則制定的主渠道地位，維護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穩定。
　　這是中國在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時刻，向世界作出的莊嚴宣示。
　　20年前的11月11日，中國簽署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30天後的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爲世貿組織第143個成員。世貿組織迎來了中國，中國對外開放也跨越了一座「里程碑」。20年後的今天，在本届進博會上，中國宣布了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新舉措，對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提出了中國主張，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向世界傳遞出「開放强音」。
　　入世20年的故事，是中國與世界交融共贏的故事。在這個節點，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收到的采訪邀約、論壇發言邀約可謂是紛至沓來，人們格外想聽聽他的回憶和見解。而在今年春天，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3年改爲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世貿處副處長、後來成爲高朋律所高級合夥人的王磊，也與老同事們重聚，商量著要爲20周年寫點東西，「20周年再不寫，30周年時能寫的人就更少了」。
　　「我的心隨之『砰』地一震」
　　「2001年11月10日，（會議）進行到最後階段時，要對報告的每一項內容進行審核，由成員國代表舉手表決。每通過一項，槌子就在桌子上重重地敲擊一下，我的心也隨之『砰』地一震。幾百項內容表決下來，我都覺得快得心臟病了。」對《環球人物》記者談起20年前WTO第四届部長級會議批准中國入世的歷史時刻，龍永圖的記憶宛如昨日般清晰。
　　而他經歷的最富戲劇性時刻，發生在此前中美雙邊市場准入協議談判的最後關頭。那是1999年11月，誰都知道，中國能否順利入世，關鍵在於中美能否達成協議，但雙方膠著了六天六夜。
　　1999年11月9日，美國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率團抵達北京。10日上午10點半，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石廣生、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與美方代表見面，雙方開始談判。
　　到了這個階段，都是「硬骨頭」問題：電信、保險、汽車、音像……11月14日，圍繞外資控股權、「特殊保障條款」的取消時間、中國是否取消化肥專營權等問題，談判再次陷入僵局。到了晚上，美國人離開談判桌後開始「玩消失」。不管是通過外交部聯繫美駐華使館，還是石廣生把電話打到美方下榻的王府酒店，都找不到人。沒想到到了這一刻，美方還能上演一出「掀桌子甩臉子」的戲碼。
　　後來，中方通過美駐華使館與美代表團交涉，指出美方不辭而別是錯誤的。11月15日凌晨4點，美方再次回到談判桌。談判經驗豐富的龍永圖發現了不同以往之處。「如果美方只準備做一次表面會談，對談判有一個交代，不需要4點開始，七八點就行；而且要求小班子會談，說明準備在小範圍內做出妥協。根據我的經驗，重大妥協往往是在小範圍內做出的，最重要的妥協甚至是在團長和團長一對一的談判中做出的。」而且，會談開始後，美方提議，把這些年達成的500多頁協議逐一校對，嚴謹到每一個標點。
　　龍永圖決定打一個重要電話。早上6點和7點，他兩次致電時任國務院總理朱熔基的辦公室，希望向最高決策層傳遞一個重要信息——美方真的想簽約了。
　　8點，中美大範圍會談開始了，雙方各三四十個人做最後的會面。9點多，朱熔基回了電話，向龍永圖確認美方有簽字意願後說，你和美國打了那麽多年交道，我相信你的判斷，我再向中央請示。
　　11月15日當天，朱熔基原本在出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但是會議中途他和副總理錢其琛、國務委員吳儀來到談判第一綫，做最後的決斷。
　　與美方代表見面之後，朱熔基强烈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忽然消失，第二天早上又不辭而別，這是很不禮貌的！」「到現在我還莫名其妙，好像這不是談判，是在捉迷藏。所以，我今天必須來見你，因爲這是必要的！……不說達得成，也不說達不成，忽然就消失了，這在政治上是嚴肅的嗎？因此，我就想當面問問你們，你們究竟想怎麽辦？」
　　接下來的談判中，朱熔基親自和巴爾舍夫斯基談。在龍永圖的回憶中，朱熔基第一句話就說，「龍永圖你也不要囉嗦了，就把目前還沒有解決的問題給我寫在一個小條子上」。
　　龍永圖寫下7個問題。最終雙方都亮出了底牌。中方接受了「特殊保障條款」15年的期限，而美方不再要求對電信和保險行業持股超過51%。在音像方面，中國承諾日後每年進口20部美國電影，但駁回了美方在中國出版、製作、發行音像以及對電影院控股的要求。中方始終堅持化肥專營，但放開了美方銀行在國內汽車信貸業務上的限制。
　　1999年11月15日下午4點，中美雙方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入世路上最艱難的談判終於塵埃落定。兩年後，中國正式加入WTO，結束了15年的談判長跑。
　　「走，我們給他們『上課』去！」
　　「最開始我們誰也沒料到，從復關到入世，這件事情要花15年去推進。」王磊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中國與關貿總協定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47年，當時中國是關貿總協定23個創始締約國之一。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臺灣當局代表被驅逐出聯合國和關貿總協定。
　　隨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繫日益緊密。從加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的需要出發，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遞交了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席位的申請書。同時，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啓動了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國作爲全面參加方參與其中，復關和多邊貿易談判同時啓動。
　　這一年7月，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生王磊來到對外經濟貿易部國際關係司負責關貿總協定事務的二處工作。辦公室裏只有七八個人，要對接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國家外匯管理局等各個部門，召集會議反復溝通，起草《中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
　　「這相當於一個自我介紹。」王磊說，「這份備忘錄從1985年開始起草，包含了當時中國經濟貿易制度的方方面面，比如關稅及稅收制度、企業制度、進出口許可證、商品檢驗制度、外匯管理、經濟特區等情况。備忘錄用A4紙打印出來只有二十來頁，但從起草到定稿提交，七易其稿，耗時兩年。」
　　1987年2月，中國向關貿總協定秘書處提交了備忘錄。3月，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成立。凡是想跟中國單獨談判的國家，可以自由報名參加。最後有37個國家加入工作組。
　　接下來中國要面臨的是審議和答疑環節。「成員方們看了備忘錄，有些看不懂的地方，也有些裝不懂的地方，匯成一沓很厚很厚的問題單返回來，我們先進行書面答復，再進行現場口頭答疑，這樣反復了好幾輪。」王磊說。
　　當時向外國人解釋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很難的。王磊記得，時任關貿總協定法律司司長名叫羅斯勒，是一個冷峻的德國人，身材高大魁梧，走路一邁近三尺。「商品經濟是什麽意思？」討論中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時，他一臉迷茫，「難道是原油換小麥這樣初級産品交換的經濟嗎？」
　　首任談判代表、原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沈覺人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講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名詞人家聽不懂。實在沒辦法，我私底下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他們說懂了。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還沒有提出。我們代表團裏有人跟我講，你膽子真大，敢用『市場經濟』這個詞。」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中國代表提到「强制性計劃有法律效力」，有些外國代表不理解：「如果你的公司一年計劃生産5萬台冰箱，但最終只生産了3萬台，這不是違反法律效力嗎？工廠領導是要坐牢嗎？」
　　「在瑞士日內瓦關貿總協定大樓的會議廳裏，我們面對面一題一題地解答，最初是很不適應的，因爲對方根本不瞭解我們的國情。」王磊說，「去答疑前，沈部長經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走，我們給他們上課去！』」
　　這也是一個求同存異的過程。「我們反復解釋自己，把自己說得明明白白，讓別人理解，然後看看大家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又該怎麽辦。」
　　「更重要的是，我們通過在一綫接觸各國代表，發現中國跟世界貿易體制進行互動時，的確存在一些不匹配、不接軌的地方。」王磊說，「比如我們檢驗國産産品和進口産品，當時使用兩套標準；價格體系，比如逛故宮，中國人門票20元，外國人門票80元，實行不同價格。這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人看來很普遍，但是放到國際貿易規則中，就是要改進的地方。」
　　與此同時，國內對於復關仍然抱有「狼來了」的顧慮，擔憂主要集中在對汽車和農業領域。「我們的汽車企業剛剛起來，會不會受到的衝擊太大？我們的農業一直比較弱，美歐的農業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美國只有5%的人口種地，喂飽3億人，而我們國家當時至少一半人口在農村。」第二任復關談判代表、原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佟志廣說，「但我心裏明白，一些東西必須得淘汰，逼著你調整。」
　　對此，佟志廣這樣比喻：「復關、入世好像一片莊稼地需要雨，雨下來了，莊稼長得比以前好，但低窪的地方肯定要淹掉。這個代價是一定要付的，否則大片莊稼不長了。事實證明很多擔心都是多餘的。」
　　關貿總協定對中國貿易制度的審議一直持續到1992年。這一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針。隨後國內掀起了一股「關貿熱」，許多部門和行業都開始研究復關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在關貿總協定締約方中，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引起熱烈反響，對中國貿易制度的審議於當年正式結束。中國復關談判開始進入多雙邊談判階段。
　　此後，中國爲推動談判作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改革外匯體制、逐步取消非關稅措施等重大承諾，並提交了貨物貿易减讓表和服務貿易减讓表，簽署了《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結果最後文件》。
　　烏拉圭回合多邊談判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關貿總協定，並於1995年1月1日正式運作。爲成爲WTO創始成員，中國提出了在1994年底完成實質性談判的時限，並與各締約方進行了三輪市場准入談判，但是由於少數西方國家漫天要價，無理阻撓，中國於1994年復關未果。
　　從復關轉向入世，王磊給記者打了個比方：「原來這個俱樂部只有一層樓，現在變成三層樓了。你再買門票入場，只買一層樓的就遠遠不够了。關貿總協定只管有形産品的進出口，但加入WTO，中國需要與各方談判更多的議題，强化本國知識産權保護，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市場，在銀行、保險、證券、通信、批發零售、律師等諸多服務業領域，允許外國的企業、公司、事務所來華投資興業，或從境外跨境提供服務。市場開放的範圍如此之廣、程度如此之大、涉及國內部門如此之多，使得加入WTO的談判變得更複雜艱難了。」
　　「美國就像一個被慣壞的孩子」
　　對於談判桌上的美國，佟志廣有過一個精妙的比喻：「美國就像一個被慣壞的孩子，就像一個小孩到理髮館裏剃頭，他不老老實實坐著，老動。你得用很大的力量把他按住。」王磊也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中美談判是最費力氣的。」
　　在入世的過程中，中國與37個成員展開了雙邊談判。其中中美雙邊談判是最複雜、最曲折、最艱難的部分。有西方經濟學家評價，這是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史上最艱難的一次較量，在世界談判史上也極爲罕見。
　　早期美國出於經濟和政治上的考慮，對中國復關談判的態度相對積極，中美雙邊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但進入90年代，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雙邊談判陷入停頓，後雖逐步恢復，但美國基本立場改變，態度消極，致使談判徘徊不前，波折不斷。
　　龍永圖說過，他被選中參與談判，源於1991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時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李嵐清發現他英文很好，「李嵐清當時講過，我們需要一些能够用英文跟人吵架的人。因爲當時的鬥爭是很尖銳的。」
　　談判中，美國人常常態度强硬，氣勢汹汹。但中方並不買賬，而是堅決打「態度戰」，要把美方的盛氣壓下去。「談判是有國家尊嚴在裏頭的。」龍永圖說。
　　在一次關於肉類檢疫的談判中，龍永圖將美方代表直接趕出了辦公室。當時中方要求對美國出口到中國市場的肉類進行嚴格檢查。美國代表認爲，他們的肉安全得很，不必進行檢查。「後來他還說，你們國家的肉都是注水肉之類的，不要說人不吃，就連狗都不會吃。我一聽就特別生氣，我說你談判可以談，但別侮辱我們。我很嚴厲地跟他說：今天我不想跟你談，你最好離開我的辦公室！」龍永圖說。
　　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石廣生也對美國人拍過桌子。那是在談判的最後階段，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斯珀林對中國談判代表團氣急敗壞地說：「你們的這個條件，永遠、永遠、永遠……也加入不了世貿組織！」他連說了6個「永遠」。石廣生一聽就火了，「啪」的一聲拍了桌子：「你記住，你是在中國的領土上，中國過去受人擺布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不過，針鋒相對不是談判的全部，更多時候是互相讓步。「任何成功的經濟貿易談判，最後都是妥協的結果。這也就是互利共贏吧。」沈覺人曾這樣說。
　　龍永圖也說，談判的原則之一是厚道，要用「雙贏」的理念分析問題。特別是談到最後，他經常換位思考。「有時躺在床上想，如果我是美國代表，我爲什麽會支持某個問題；如果我是歐洲代表，我爲什麽會提出某個要求。不能認爲外方提出來的都對中國不好，就是無理要求，而是要實事求是地評估。」
　　但是在談判桌上，美國的要求經常是「滾動式要價」。當中國就美方提出的條件展開談判並即將取得進展之際，美方又會提出新的條件，甚至出爾反爾，隨時推翻已經簽署的文件。
　　「漫天要價、唯利是圖的談判風格背後，是美國早就看准了中國是個大市場。」王磊說，「他們不是說接納中國成爲WTO成員就行了，而是一定要得到真金白銀的好處。」
　　早在審議中國貿易制度階段，成百上千的問題中有一半以上是美國提出的。與其他國家不同，美國對談判的所有內容都感興趣——從汽車到小麥、從金融到電信、從電影到分銷。他們要求解決幾千種産品的進口關稅，以及涉及WTO規則下將近100個服務貿易部門的問題。如果能與美國達成協議，相當於翻越了一座高山，掃平了中國入世路上最大的障礙。
　　回顧談判歷程，王磊認爲，中美談判最大的難點是最惠國待遇。「沒有最惠國待遇，出口到美國的東西要交百分之幾百的稅，相當於無法出口。反之，有了最惠國待遇，稅率就是百分之幾。中美建交後，美國給了中國最惠國待遇，但需要一年一審，這給企業帶來很多不確定性。而加入WTO，基本的一條就是成員國間須無條件給予最惠國待遇。中國一提出這事，美國馬上就說做不到，有困難，這涉及修改法律，美國法律規定，和『共産黨國家』做生意是要進行限制的。」王磊將最惠國待遇比喻爲美國的一根胡蘿蔔，如果想嘗胡蘿蔔，美國就提出諸多要求。
　　中國加入WTO後，美國國會修改了法律，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改爲永久性。「儘管如此，這麽多年美國還是不斷製造各種雜音騷擾你，國會裏整天嚷嚷，弄得我們的企業經常七上八下的。」王磊說，「美國歷來的貿易政策，所謂的開放市場和貿易優惠，無不夾雜著他們的政治考量，或者叫意識形態考量，自始至終如此，以後也會如此。」
　　「我的心一直在那裏，沒有離開過」
　　回顧復關、入世的15年談判，王磊對四任談判代表都有著深刻的印象，認爲他們是中國經貿人、外交人的縮影——站在對外開放一綫，在談判中爲國家利益竭盡全力。
　　「第一任談判代表是沈覺人。沈部長是個老經貿，很精幹的一個人，是傑出的談判家。」王磊說。從1986年起，沈覺人主持了最初5年的談判，邁出了復關第一步。
　　1991年，佟志廣接任談判代表，當時正是復關談判最艱難複雜的時期。「中國工作組陷入停頓，臺灣地區入世問題糾纏膠著，佟部長受命於危難之際，像一股强勁的清風。他開口字正腔圓，說話慢條斯理，時而笑聲朗朗，時而侃侃而談。在談判的艱難歲月裏，他樂觀風趣地給我們年輕人描繪了中國上班族未來的一個早晨：以後早上出門上班，你先打開抽屜，在幾隻手錶中選一個戴上，出了門還要想想今天開哪輛車上班。那是1992年，他描述的場景我們覺得遙不可及，如今都成爲現實。」王磊說。
　　1993年，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谷永江接替佟志廣，率團進入復關談判攻堅階段。王磊印象最深的是1994年馬拉喀什部長大會。谷永江率團出席大會，簽署烏拉圭回合的協定文本。
　　「谷部長清瘦幹練，儒雅風趣，他稱自己是領隊，副團長龍永圖是教練，我們各位都是場上球員。」王磊說，「在關貿總協定時代最後一次工作組會議上，谷部長直言抨擊美國漫天要價、阻撓談判的行徑。會後印度尼西亞大使握著谷部長的手說：『如此一針見血的發言，只有中國能做到。』」
　　從1997年起，龍永圖作爲首席談判代表（副部長級），在第一綫領導中國入世談判。王磊回憶說：「龍部長的特點是非常有擔當，他身上有幾任代表的共同點，做事穩當，但同時他會設置具體的目標，那種把事情往前推進的勁頭讓人印象深刻。」
　　如今78歲的龍永圖談起入世時，我們仍然能在他身上看到這種勁頭。在參加入世20年相關研討會時，他侃侃而談：「入世對改革開放有兩個重大突破：一是在承諾搞市場經濟的情况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是在承諾開放市場時，堅持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從來就沒有丟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承諾，從來沒有丟掉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我們並沒有把中國在入世談判中的承諾作爲對外開放的終點，而只是作爲一個起點。」
　　幾代人的征程仍在延續。作爲談判接力長跑中的無數親歷者之一，王磊感慨萬千。他保存著兩張照片，一張是1988年他在中國常駐日內瓦使團工作時，於使團門前的留影，一臉朝氣蓬勃。另一張是2018年他重訪舊址時，站在同樣位置，微笑望向鏡頭。他說：「我不僅是懷念那段歲月，我的心一直在那裏，沒有離開過。今年是中國入世20年，我有幸見證開放的歷史時刻，有幸爲此來過、奮鬥過。」
（崔隽、朱東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