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工作15個春秋，日日夜夜照料著總理的生活起居；他陪伴總理走完了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幷親手撒下總理的骨灰。他就是周恩來總理的警衛員高振普。
　　突尼斯總理：「見不到周總理我們不回去」
　　早在1972年5月，查出了周總理患有癌症，因爲是初期，便做手術切除了。後來又經過幾次化療，病情才有所好轉，由於工作實在太忙，後來化療便改在家裏做。周總理的病情發展到後期時，身體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而他的工作量却沒有減少，身邊的工作人員看在眼裏，心裏非常著急。在大家的勸說下，總理終於同意住院進行治療。
　　1973年3月，突尼斯總理努依拉來華訪問，提出一定要見周總理。外交部解釋說，總理因病住院不能會見外賓，但對方堅持非見不可，他們說，見不到總理我們不回去。而且對方還提出，如果怕我們帶來病菌感染了總理，隔著玻璃見一面就行。這件事最後報告了總理，總理同意會見。就這樣，4月3日，手術後不久的周總理躺在病床上會見了外賓。
　　1975年4月，金日成主席訪華，要到305醫院看望周恩來。
　　高振普：已經病重的周總理雙腳腫脹，根本就穿不進皮鞋。總理平時是非常注意儀錶的，哪怕是舊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樣的。我們見總理穿不上鞋都急壞了，心想總不能讓總理穿著拖鞋去見客人啊。於是準備給總理去定做一雙黑色圓口布鞋。第二天我拿著事先量好的尺寸去找做鞋的韓師傅，因爲保密，還不能讓他知道總理有病。我說這雙鞋一定要做得大一些，韓師傅可能是猜出了總理有病，眼泪流了下來。我心裏也不好受，對他說這雙鞋您無論怎樣也得明天中午12點之前做出來，幷囑咐他說，做得不用太細緻，鞋底的針腳大一點也行。
　　第二天中午，鞋做好了，我捧著這雙鞋頓時就被感動了，這鞋做得非常細緻，鞋底完全是用手工納成的，針腳也合適，一點兒都沒有偷工減料。韓師傅說，這是他和另外一位鞋匠用了一整夜時間趕制完成的。我要付錢，韓師傅說什麽也不收。我說不給錢那怎麽行啊。最後還是把錢付了。鞋拿回來後，總理穿上高興地說：「很好嘛，布鞋養腳啊！」他那濃郁的蘇北口音一下子舒平了我們多日不展的眉結。
　　那天下午4點鐘，金日成由鄧小平同志陪同走進醫院的客廳，總理清瘦蒼黃的臉龐上露出了多時不見的笑容，穿著平底寬大的布鞋，高興地迎上前和金日成親切地握手。開始金日成神情很沉重，久久地握住周恩來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這位身患重病的老朋友。後來，他被周恩來那樂觀開朗的情緒感染了，漸漸地露出了笑臉，和周恩來開心地談笑起來……
　　「周總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975年12月，周總理的病情開始惡化，進入了斷斷續續的昏迷狀態，20日凌晨，總理清醒過來後，精神稍好了一點，他叫秘書立即打電話給負責臺灣工作的羅青長同志，請他儘快來醫院。
　　高振普：那天早上大概是5點左右，總理要我打電話通知羅青長同志來一下。等羅青長趕來時總理又暈睡了過去。等了一會兒，總理清醒了一些後，我彎下身子對他說，總理，青長同志看您來了。我順手給羅青長搬了把椅子，讓他坐在總理身邊。他看見總理那消瘦的面容，俯下身子心情難過地與總理交談。
　　那時，總理說話的聲音已經斷斷續續，非常微弱，羅青長聽起來很吃力，有些、話也聽不清楚。我著急，順勢彎下腰，耳朵緊貼在總理的嘴邊，
　　總理講一句，我抬起頭來傳一句
　　這樣反反復復地持續了20多分鐘。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臺灣問題。因爲總理講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我不懂，青長同志對我說，你只管「翻譯」就行，內容我都知道。談話中，總理還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份題目爲《速記簡報》的文件，過去在延安時就出過差錯，造成了不良影響。恰在這時，毛主席又批評了外交部的另外一份簡報，總理提醒羅青長和有關部門今後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總理都病成了那樣，還牽掛著這樣一個具體問題。後來曾不斷有人問過我，周總理到底工作到了什麽時候？我說，周總理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1月7日這一天，總理的精神狀態突然間非常好，眼睛一直睜得很大，也沒有睡意……我們原本想集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司機和伙房的大師傅來看看總理，自從總理住院以來大家都沒有見過他，但又一考慮，怕總理會産生別的想法，於是這次見面還是被取消了。
　　第二天早上，高振普走進病房，總理看見他點了點頭。喬金旺同志讓高振普出去先休息一會兒。就在高振普剛走出病房不到幾分鐘，應急電鈴（1月4日剛安裝的）突然響起，頃刻間，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快步跑進病房，內科醫生陳再嘉看著心電圖急得哭了起來，此時，總理的血壓已急劇下降到了0，心電圖已經成爲了一條直綫……
　　高振普：總理就這樣離開了我們，他走得是那樣的突然。李先念同志是聽到消息後第一個趕到現場的。他站在總理遺體面前，老泪縱橫。我把他扶到了沙發上坐下。又過了一會兒，中央領導陸續都來了，鄧小平同志帶領大家走進病房，向周總理默哀告別。等他們退出後，醫生們便開始整理房間和總理的一些遺物。此時，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悲傷的心情了，一下子撲倒在床前，輕輕地撫摸著總理的頭髮和臉頰，拼命呼喊著「總理呀，總理」，放聲痛哭起來……
　　30多年過去了，我已經記不清作過多少場回憶總理的報告，這一幕我不敢輕易去講、輕易去回憶……那個場面讓我刻骨銘記，永世難忘，每當回憶起這一情形，我的心情都要不平靜（難過）好多天。
　　「這是恩來的作風，他死後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爲他浪費錢」
　　在周總理病重後期，大家仍然懷著他能够治愈的一絲希望，那時誰也沒提出準備後事，因此對總理的病故，感到突然。
　　沒有了周總理的西花廳充滿了悲傷，大家一個個含著熱泪準備爲周總理送行。這時，鄧穎超口述了一份電文，告訴外地的親屬們聽到總理逝世的消息後不許來京。鄧大姐說：人已經死了，親屬來了非但沒有什麽意義，反而是一筆浪費，還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去工作，這才是對死者的最好紀念。她還交代說：「等我死的時候也不許他們來北京。」這樣，親戚們在接到電報後都遵照鄧大姐的意思沒有進京，只有一位親屬因爲沒接到電報到北京來吊唁，鄧大姐知道後也沒說什麽。
　　從周總理去世那天起，鄧穎超就每天都要向他獻上一個鮮花花圈。當時，北京的氣候很冷，鮮花幾乎無處可買，花店就每天從廣州空運過來一批鮮花。當廣州方面知道鮮花是爲周總理買的時，曾堅决不收費，但鄧穎超不同意。她對秘書趙煒說：「這筆錢，你一定要付。」悼念周總理那幾天，鄧穎超買花一共花了480元，她怕不照她的要求辦，堅持要親自看過發票才放心。
　　緊接著，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開始爲周總理準備衣服和骨灰盒。
　　高振普：我們去問鄧大姐準備什麽樣的衣服，她明確地告訴我們：不要做新衣服，要選總理平時最喜歡穿的、現有的最好的衣服。我們找來找去，總理穿過的所有的衣服，包括內衣和內褲幾乎都有補丁。最終，我們選中了一套總理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絨中山裝，雖說舊了些，但沒有補丁；一件布襯衣，也已穿過多年，不過沒有換領子和袖子。這幾件衣服，有的穿了幾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幾年。當我們把衣服選好後請鄧大姐認定時，鄧大姐含著眼泪點點頭說：「這是恩來的作風，平時爲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難，他死後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爲他浪費錢。新的舊的都一樣，一把火都要燒掉的。這樣做也許有人會責怪你們，那也是暫時的。」
　　我們把準備好的衣服，用一塊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醫院。多年爲總理看病的老醫生韓宗琦打開包一看頓時就火了，他氣憤地沖著我們喊道：「你們這是什麽意思？你們想幹什麽？怎麽拿來這樣的衣服_?爲什麽不給總理做新的？你們不做，我自己出錢給總理做。你們跟總理那麽多年，你們對得起他嗎？!」
　　聽著他的這番指責，叙們誰也沒說什麽。我們理解他，他對總理是懷有深厚感情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懷有同樣的心情呢？
　　隨後，髙振普、張樹迎與總理治喪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寶山革命公墓選購骨灰盒。那裏的負責人拿出兩種骨灰盒來，一種裝飾性的東西較多，價錢較貴；另一種便宜，300多元，花色也可以。他們覺得貴的那種顯得不太素雅和莊重，便决定依據周總理和鄧大姐的喜好買那種便宜的。不想便宜的盒子當時只剩兩個，一個掉了一塊漆皮，一個是漆皮完整，但盒蓋不太好用，開起來有點費勁。挑來挑去，選擇了那個漆皮完整的，他們想骨灰裝進去後是不會經常打開蓋的。回來後，高振普和張樹迎便向鄧大姐做了彙報，幷請她過目。豈料她說：「不用看了，全權委托給你們了。骨灰盒只是一種形式，沒必要那麽講究。」這句話深深地感動了髙振普和張樹迎。
　　在黃昏到夜幕降臨的短暫時刻，十里長街上「只見總理去，不見總理歸」
　　送別周總理的日子到了。
　　1月11日下午4時30分，一輛扎結黑黃兩色綢帶的靈車載著周總理的遺體緩緩由北京醫院開出。靈車徐徐碾著長安街鉛灰色的路面，由東向西駛去。「只見總理去，不見總理歸。」此時，長安街成了「泪飛頓作傾盆雨」的十裏長街。
　　高振普：我和秘書老張分別坐在總理遺體兩側，靈車行駛途中，我輕輕地把窗簾撥開個縫隙，向外望去，我看到，成千上萬的首都群衆，扶老携幼，默默垂泪，裏三層外三層地站立在街道兩旁，這自發組成的送葬長隊婉蜒了數十裏。這哪里是血肉之軀的「人牆」，分明是用熱愛人民總理的深厚感情，用中華民族的堅强脊梁築起的一條牢不可破的「萬里長城」啊！
　　鄧大姐和趙煒坐在後面一輛總理生前用過的專車上，她讓旬機加快點速度，說天太冷，好讓外面的群衆早點回家。然而，前面的靈車依然走得很慢，也許是司機不想把周總理儘快送走，也許是他也想到要讓群衆多見一眼周總理……車緩緩地、緩緩地向前行進著，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這段路程平時只需半小時，這次却足足用了1小時35分鐘。
　　靈車在漆黑的夜幕裏抵達了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自周總理去世後，火化場的工人們就把火化爐修整一新，挑選出了最優秀的火化工。可誰也不願意親手把總理送進火化爐，更不願意去扳動那重似千鈞的電閘。
　　我與張樹迎、喬金旺始終守在火化爐旁，相對無言，忘記了看手錶，幾點開始火化，幾點骨灰出爐，誰也記不清楚了。火化結束時，我們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點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清掃出來，還從骨灰裏撿出了皮鞋底子上的鐵打，皮帶上的鐵套頭，以及假牙的4夫托子，現在這些東西只剩下燒焦發黑的小鐵疙瘩了！隨後，我們捧著骨灰盒和鄧大姐送的花圈，由治喪辦的同志護送，乘車離開了八寶山。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你們倆爲恩來同志服務，保衛恩來同志到最後」
　　高振普：早在1976年1月12日上午，鄧大姐就把我和張樹迎、趙煒叫到她的辦公室說：「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毛主席、黨中央已批准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麽地方，幷由小張和小高你們倆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我和老張一聽就急了，覺得任務太重，怕承擔不了，我們說服大姐，由我們去撒總理的骨灰，也不合乎中國的傳統，總理是有侄子侄女的，他們是周家的後代，應該由他們去執行。從內心說，我們也幷不願意把總理的骨灰撒掉，更不願意自己親手去撒，這樣做，感情上實在承受不了。但大姐克制住悲痛對我們說：「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感到高興，高興的是恩來曾擔心我不能替他辦成這件事，今天可以辦成了。我很想親自去撒，但目前條件不允許我去做，再說天氣太冷，年歲也大了，出動目標也大。恩來同志是黨的人，你們倆是支部委員會的成員，我們靠基層支部。我相信，你們會很好地完成這一工作。這也是你們爲恩來辦的最後一件事。」她還說：「你們要認清，撒骨灰也是一場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場革命，從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場革命。我死後骨灰也不保留，也請黨支部負責。這是我和恩來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們一定要清楚地認識這一點。」
　　起初，鄧穎超讓高振普他們三人一起去找一找，看哪個地方可以撒骨灰，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
　　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別寒冷，尤其是在數九的天氣裏，到處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啊？高振普三人驅車在北京附近察看了玉泉山、八一湖和京密引水渠幾處地方，都覺得不理想，因爲大部分河段都凍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點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會在不遠的地方聚集起來，再說就這樣把骨灰隨隨便便地一撒也對不起周總理和全國人民啊！
　　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他們三人當時的心情別提多難受了。下午回來後，便把看的幾處地方如實向鄧穎超彙報了，同時提出建議應該報請黨中央尋找一處合適的地方。最終，黨中央决定派飛機去撒，汪東興同志具體部署了這項任務，指定由羅青長、高振普和張樹迎等4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
　　高振普：1月15日下午，追悼大會結束後，鄧大姐便帶領著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內的北小廳，在那裏，她親手打開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小袋裏，還不時地拿起一塊遺骨仔細地看看。鄧大姐含著泪水對周總理說：「恩來，我完成了你的遺願，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永遠跟隨毛主席戰鬥。」看到我又在流泪，她又說：「要化悲痛爲歲量。」
　　骨灰裝好後，我們便開車去通縣機場。這一天，雖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總理的骨灰什麽時間送走，在什麽地方揚撒，但他們還是早早地站滿了西長安街兩側，每一個人都想最後再送周總理一程。然而，由於鄧大姐一再强調保密，不要再驚動人民群衆，車隊只好從人民大會堂西北門出來，上了長安街後一直往東開，等到群衆發現時，我們已經走遠了。
　　這一晚，好像上天也知道我們要送別周總理似的，明月高懸，繁星閃爍，夜空格外清澈。在通縣機場，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二」型飛機正等在那裏。我們邁著沉重的步子登上飛機。鄧大姐、醫生陳士葆、護士劉新蓮和秘書趙煒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靜靜地目送著我們，鄧大姐揮手向總理作最後的告別。
　　飛機在不斷升高，我的心怎麽也平靜不下來，在總理身邊工作的歲月一幕幕在眼前閃過……這種飛機上沒有取暖設備，我們穿著事先準備好的皮衣皮褲皮勒子還凍得渾身哆嗦。可能是知道了要撒總理的骨灰，駕駛員在不斷地抽泣。
　　飛機發動機的噪音很大，我們大聲喊著對駕駛員說，撒骨灰時，請儘量降低飛行高度，這樣骨灰能够盡可能多地落到水裏面，但機長說高度是由上級領導定的，他不敢隨便改動。按照計劃，我們在北京城區上空撒下了總理的第一包骨灰。總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雲水庫。這時骨灰既可以飄向水面，又可飛向長城內外。然後，飛機向天津飛去，借著月光，我們把第三包骨灰撒向了海河。在黃河入海口，我們撒下了總理最後的一包骨灰。
　　北京城區—密雲水庫—天津海河—黃河入海口。這象徵什麽？象徵周恩來的足迹，周恩來的胸懷，也象徵著周恩來永存的生命！北京是周總理工作和居住過的地方；密雲水庫曾經留下周恩來灑落的汗水；天津是周恩來早期革命活動的地方；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生生不息的生命河流，周恩來的靈魂由入海口走到更博大的懷抱！
　　一直到16日零時45分我們才返回了機場。整個過程近4個半小時，中間沒有停留，沒有驚動其他人，更沒有再搞什麽儀式，完成了總理生前遺願和鄧大姐的重托。
　　上午9時，我和張樹迎去西花廳向鄧大姐彙報。她已等候在門口，我們快步走向她。她張開雙臂把我倆緊緊地抱住，不停地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倆爲恩來同志服務，保衛恩來同志到最後。」我和老張心裏難過得說不出一句話，三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聽完彙報後，鄧大姐走到總理的空骨灰盒前對我們說：「恩來同志生前十幾年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他的骨灰已經撒在了祖國的江河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時候，希望你們今後也支持我這樣做。這個骨灰盒可以留給我用，這樣可節省一個。」
　　親山親水歸大地，生生不滅爲人民。周恩來總理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就連最後的骨灰也撒向了他熱愛的祖國的山山水水，奏出了周恩來人生觀的千古絕唱。
（孟蘭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