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統治集團推行「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反動政策，中國共産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鬥爭中，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同年12月又派出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陸定一、吳玉章、鄧穎超等同志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後來增派秦邦憲參加憲草審議工作。
　　令人震撼的噩耗
　　1946年4月7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發來電報，說：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同志，於4月8日上午，由重慶乘機飛返延安。
　　8日上午8時45分，一架美國C-47式運輸機從重慶冒雨起飛。同機人員除了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還有著名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葉挺夫人李秀文、女兒葉揚眉、兒子葉阿九，魯迅藝術學院教員黃曉莊（黃齊生之孫），第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王若飛同志副官魏萬吉，秦邦憲同志副官趙登俊，葉挺同志幼子阿九的保姆高瓊，另有機組人員：佩戴飛虎隊標識的美軍飛行員蘭奇上尉、瓦伊斯上士和邁歐、馬爾丁，共17人。飛機起飛後，機組即用電臺同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聯繫，報告一切正常。飛機降落中轉站西安，經短暫休整，於11時55分起飛前往延安。半小時後，機組再次與美軍觀察組聯繫，報告飛行正常。
　　當日延安的天氣不佳，烏雲低暗，下著小雨。下午1時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領導人以及各機關團體代表、群衆數百人，陸續趕到延安東關機場，準備歡迎歸來的戰友。
　　空中傳來隱隱約約的轟鳴聲，在場有人推斷飛機已到甘泉上空。然而轟鳴聲却越來越遠，直到完全消失。隨後，美軍觀察組收到機組發出的最後一份電報：飛機迷失方向了。中共中央得此消息後高度關注，當即組織數以萬計的軍民多方尋覓。美軍觀察組也協調派出兩架飛機，連續3天在延安附近搜索，但均無結果。
　　下午2時許，山西省興縣東南附近村民聽到隆隆的飛機聲，緊接著傳來劇烈的爆炸聲。莊上村村長李文堂立即帶人尋聲前往以探究竟，在黑茶山山頂南坡的一塊巨石旁，發現飛機殘骸主體斜躺著，頭部朝上，尾部朝下，螺旋槳已折斷。殘骸下是一片焦土，四周散落著機體碎片和遇難者遺體、遺物。由於搞不清失事飛機是敵是友，當晚召開村黨支部會議，最終決定次日組織人員上山，先將遇難者遺體抬下山掩埋。會議開到臨近深夜時分，區大隊長劉富匆匆趕到，說有架載有黨的重要領導和高級將領的飛機失踪，正在尋找。大家預感到事情的嚴重性，決定天一亮就上山，展開搜尋工作，同時派人趕赴中共晋綏分局報告。分局即令保衛部部長譚政文及其機要秘書兼機要股股長顧逸之，率人前往事發地點調查。
　　10日晨，譚政文、顧逸之等趕到飛機失事現場。經仔細辨認，將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的遺體找到。因天色已晚，先將4位烈士遺體運下山存放在民房中。次日繼續搜尋，相繼找到其他遇難者的遺體，並拾得乘機者名單和秦邦憲、黃齊生的私人圖章，以及兩枚藍底白字、寫有「中國共産黨代表團」的證章，進一步證實了遇難者的身份。
　　11日晚10時，中共中央接到晋綏邊區關於飛機失事的電訊後，通過新華社發布了一則十分簡短的消息：王若飛、秦邦憲、葉挺、鄧發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機由重慶飛延安途中，因飛機迷失道路，於下午二時左右在晋西北興縣東南八十裏的黑茶山遇霧，撞山焚毀，當即全部遇難」。
　　4月11日，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組成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習仲勛、李鼎銘等26人參加的治喪委員會，並決定邊區降半旗3日，停止娛樂活動1個月。13日，《解放日報》發表評論《痛悼死者》，稱這場空難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極沉重的損失」，並刊登毛澤東的題詞「爲人民而死雖死猶榮」。18日，烈士遺體由兩架飛機運達延安。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央領導親率各界代表與群衆萬餘人赴機場接靈。19日，延安各界3萬餘人隆重追悼並公葬烈士，朱德、劉少奇等親隨執紼，送靈下葬。
　　追查空難真相
　　中共中央在隆重舉行哀悼活動的同時，對「四八」空難發生原因展開了深人細緻的調查。
　　當時正處於國共關係日趨緊張之際，自然會使人們對空難原因産生懷疑並引發諸多猜測，一時謠傳紛起，因爲死難的有這麽多中共領導人，謠傳自然集中到一點：這是否有人蓄意製造的破壞事件？負責「四八」烈士治喪工作的楊尚昆回憶：「當時，我們確實懷疑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在搞鬼。」但爲慎重起見，中共中央根據晋綏邊區政府的報告，在4月11日新華社發布的消息中，將空難原因歸結於「飛機迷失道路，遇霧導致撞山焚毀」。
　　12日，新華社發布《王若飛同志等遇難經過》一文，披露王若飛、秦邦憲是因停戰協定、整軍方案和政協協議的實現遭嚴重阻撓，爲及時向中央請示和商討對策，才冒著惡劣天氣飛返延安的。13日，《解放日報》發表《痛悼死者》評論，更是明確表示「他們是爲和平民主事業而死的！他們是爲堅持政治協商會議全部協定——特別是憲草原則協定，堅持停戰協定，堅持整軍協定而死的」。19日，《新華日報》刊登周恩來撰寫的《「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沒有反動派破壞政協決議的陰謀活動，也就沒有你們這次冒著惡劣天氣飛回延安的必要」。
　　「四八」空難現場調查人譚政文、顧逸之於4月18日乘專機護送烈士遺體回延安，並向中共中央專門彙報空難調查情况。根據對飛機失事現場的調查和詢問當地群衆，他們在給中央的書面報告中作出如下分析：第一，飛機確系撞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墜毀。因爲山側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清楚明顯，飛機是撞山後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天上雲霧很濃，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駕駛人員可能是因能見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飛機再飛高一些，也不會撞到巨石上。第三，從對飛機出事現場的反復搜查結果來看，沒有發現人爲製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C-47是美國道格拉斯公司於20世紀30年代研製的一種雙發動機活塞式軍用運輸機，但那時飛機並沒有「黑匣子」設備，加之缺乏有效技術手段對失事飛機主要部件進行分析和鑒定，只能根據判斷將失事原因歸結爲惡劣天氣所致。
　　當時，中共中央爲了維護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也爲了不給國民黨留下藉口，激化兩黨矛盾，認可了飛機是因雨霧意外撞山失事的結論。楊尚昆曾回憶：「經過仔細分析，我們和觀察組一致的看法是：因爲氣候惡劣，天空雲層厚，能見度差，飛行員在機場上空盤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變航向，朝北平方向飛行，不幸撞毀在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
　　難解之謎
　　長期以來，圍繞「四八」空難原因莫衷一是，存在著「天灾論」和「陰謀論」之說。
　　1998年初，顧逸之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對「四八」墜機事件的回憶》一文。文中道：「這架飛機是在西安機場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後才起飛來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飛行的，爲什麽竟飛到東北方向來了，甚至飛到黃河以東黑茶山來了呢？其中原因我們至今都不清楚，也無法分析。後來聽譚局長講，在遺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飛行員。這些一直在我內心存疑。」
　　2003年7月，葉挺長子葉正大撰文回憶：1951年6月，他和二弟葉正明到中南海周恩來家中拜訪。周恩來談到「四八」空難，明確否定了飛機在濃霧中撞山失事的結論，「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因爲「當時延安只下點小雨，
　　飛機已到延安上空，我們已聽到飛機的聲音了，爲什麽一轉眼就飛向黑茶山？這不是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脚又是什麽？！」葉正大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航空專家，曾參與五種型號飛機的設計、研製工作。他在將周恩來關於「四八」空難的談話內容公布於衆的同時，從航空技術角度對飛機迷航原因進行破解：國民黨特務在西安飛機稍停加油時，將簡單的定時破壞裝置裝到飛機的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綫路上。當飛機飛到甘泉地區後，磁羅盤和高度表同時失靈，致使飛機迷失了航向和高度。不過，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確鑿證據的情况下，這種觀點仍屬主觀分析和推斷。
　　2006年，適逢「四八」空難發生60周年，國內多家報刊和網站都轉載了一篇回憶文章，稱隱居臺灣半個多世紀的國民黨軍統特務杜吉堂臨終前主動爆料，承認自己當年奉命製造了「四八」空難：是他派特務僞裝成機修人員，利用C-47在西安機場停留之機，在高度表和磁羅表背面安放了磁鐵。結果，飛機起飛後受磁鐵的强烈干擾，導航系統和高度表相繼失靈，最終在濃霧中撞山焚毀。但秦邦憲之子秦鐵認爲該文漏洞百出，可信度不高，就去查找消息的原始出處和「杜吉堂」這個關鍵證人，結果都沒有找到。
　　此外，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多部權威黨史著作或當事人回憶，對「四八」空難也存在不同表述。如《中國共産黨歷史》是這樣記載的：「由於國民黨決意破壞政協協議，4月8日，中共政協代表王若飛、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代表秦邦憲，從重慶回延安向中央彙報和請示工作。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毛澤東年譜》表述爲「因遇惡劣天氣，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周恩來年譜》表述爲「飛機途中失事」《朱德年譜》則明確指出：「因飛機遭國民黨特務破壞，又遇惡劣天氣迷航，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
　　「四八」空難究竟是天灾還是陰謀，是意外事故還是暗殺行爲，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但因各方都缺少令人信服的確鑿證據，使這場機毀人亡的慘劇真相至今仍未解。
（徐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