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80周年。
　　80年前這場座談會爭論的話題和得出的結論，在今天看來，仍是振聾發聵的。而對80年前這場座談會的場景再現，有兩件作品最直觀，一是當時拍攝的大合影；一是油畫再現的會場。
　　上世紀70年代，青年畫家閻文喜開始了巨幅油畫《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創作。「我最初構思了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毛主席站著，向大家講話，另一個是他坐著，手裏拿著烟，正和大家交談。這不僅僅是動作的不同，代表的意涵也完全不同。」近半個世紀後，閻文喜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道。「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畫家古元先生看了兩份草圖後，認爲還是站著好，因爲這場會議不是毛主席在和文藝界拉家常，它的政治色彩特別濃，是路綫鬥爭，坐姿會淡化主題。毛澤東面對的不僅是眼前的文藝家，其實面對的是全國的文藝家，是對舊的文藝思想的糾偏，是對整個革命文藝發出號召，這是主題。」
　　如今我們看到的這幅油畫，展現的是1942年5月23日晚上毛澤東在座談會上作「結論」報告時的情景。露天場地中，3根木棍架起一盞汽燈，毛澤東站在燈下講話，參會的人圍繞在他周圍，或坐或站，有的也沒椅子，就坐在石塊、磚塊、木頭上。「我是農村出來的，可以想像這樣的場景，很隨意很親切。」閻文喜說，「當年參會的人大都年輕，他們來自好多地方，穿戴什麽衣帽的都有，看面相，有些人是『亭子間』裏的書生，有些是大老粗的農民樣貌。」
　　當年的延安，正是群英薈萃，大批文藝家從四面八方彙聚于此，一場文藝的春風就從這裏吹起。
　　「文武雙全」
　　作家丁玲來得最早。
　　她是第一個從國統區來到陝北蘇區的名作家。當她1936年11月到達距延安不遠的保安縣（今志丹縣）時，等待她的是一場高規格的歡迎會，大窑洞裏，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都來參加。此前一年，中共中央率紅軍主力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抵達陝北蘇區，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在這個偏僻小縣駐扎了下來。
　　歡迎會後，毛澤東問丁玲打算做什麽，丁玲答：「當紅軍。」毛澤東很支持，丁玲便躍馬揚鞭，隨紅一軍團上了隴東前綫。不久，身在甘肅慶陽的她，收到毛澤東用電報發來的一首詞《臨江仙》，毛澤東將「纖筆一枝」比作「三千毛瑟精兵」，末尾一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在此前後，毛澤東事實上就在考慮用什麽辦法吸引更多的文藝家來蘇區，怎樣把來蘇區的文藝家組織起來。」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陳晋對《環球人物》記者表示，「當中共在政治上轉向建立統一戰綫的時候，文化戰綫也有一個建立統一戰綫的問題。」
　　「我們要抗日我們首先就要停止內戰。怎樣才能停止內戰呢？我們要文武兩方面都來。」在1936年11月舉行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毛澤東這樣講道。「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衆團結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說服不了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那我們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內戰。你們文學家也要到前綫上去鼓勵戰士，打敗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他號召文藝家「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衆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
　　轉年初，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保安縣遷到延安城，毛澤東住進了城內鳳凰山的一座窑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延安這座黃土高坡上的古城，傳出中國共産黨堅決抗日、主張建立統一戰綫的呼聲。那裏儘管地貧民瘠，物資匱乏，却有著自由平等、蓬勃向上的朝氣，「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很快成爲衆多愛國文藝家和熱血知識青年心中的聖地，他們不遠千里，不畏萬難，源源不斷涌入延安。
　　其中文化名人濟濟，有歷史學家範文瀾，哲學家艾思奇，文學家周揚、徐懋庸、柯仲平、田間、何其芳、張庚、蕭軍、艾青、高長虹，藝術家呂驥、蔡若虹、江豐、王式廓、力群，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還有留法博士、醫學家何穆和他的夫人留法博士、作家陳學昭……
　　周揚那時還不滿30歲，已經負責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他到延安後，就成爲新成立的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簡稱文協）的負責人之一。後來他又參與發起設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文抗吸收了很多投奔延安的作家和詩人，成爲延安文藝界的一個中心。
　　另一個中心是1938年正式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後更名爲魯迅藝術文學院，簡稱魯藝）。魯藝的校址是當時延安唯一地道的西式建築，一座1934年落成的哥特式教堂。毛澤東是魯藝的發起人之一，他「聲言願用最大的力量來幫助藝術學院的建立」。魯藝的《創立緣起》裏這樣寫道：「藝術——戲劇、音樂、美術、文學是宣傳鼓動與組織群衆最有力的武器；藝術工作者——這是對于目前抗戰不可缺少的力量。」
　　「彙集于延安的文藝界人士大多滿懷救國熱情，因爲追求光明從上海等大城市而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李珍對《環球人物》記者評價道，「這些知識分子的到來，給延安文藝運動的興起注入了動力和活力。在服務抗戰大局、打退國民黨文化『圍剿』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延安的文藝生活一時欣欣向榮。
　　街頭詩運動盛行開來，通俗易懂的政治鼓動詩被抄在村莊的門樓、墻壁、樹幹上，或印成傳單向民衆朗誦。詩人田間創作出《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受邀前來延安的冼星海創作出巔峰之作《黃河大合唱》。在1939年5月魯藝成立一周年慶祝音樂會上，冼星海身穿灰布軍裝，脚踏草鞋，打著綁腿，指揮百余人組成的魯藝合唱團首次公演《黃河大合唱》，呐喊的歌聲震動山谷。在當天的日記中，冼星海寫道：「當我們演完時，毛主席都跳了起來，很感動地說了幾聲『好』。我永遠不忘記今天晚上的情形。」
　　延河岸邊，處處歌聲；文廟廢墟上，老師帶著學生素描寫生；各處的墻報上，有詩有文有漫畫；攝影展、圖書展、美術展接連不斷；隔三差五還有戲劇演出，中外戲劇名家的作品都能看到。毛澤東點名排演曹禺的《日出》，1940年元旦，這出大型話劇正式公演，8天時間，觀衆近萬人，有的甚至從外地背著行李跑來看。各類文藝團體、文藝刊物也如雨後春笋般出現。
　　「關門提高」
　　然而，毛澤東在魯藝成立一周年時所寄語的「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幷沒有完全實現。
　　「由于沒有系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缺乏同工農兵結合的思想準備，大多數文藝界人士幷沒有真正完成從小資産階級到無産階級的轉化。他們在文藝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比如政治與藝術的關係、作家的立場觀點等問題上，還存在一些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李珍解釋說，「在文藝工作中，這些認識主要體現爲反對以馬列主義指導文藝創作，脫離實際、脫離群衆，主張『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等。同時，在文藝工作者中間，還存在長期以來形成的宗派主義之爭。」
　　1940年前後，胡一川、羅工柳等人組成魯藝木刻工作團，活躍在晋東南和冀南根據地。他們借鑒農村常見的剪紙和年畫，創作出一批反映抗日生活的新年畫，臘月裏拿去集市上，一下子就被搶光了。朱德也很喜歡，把畫貼在圍墻外面。然而這些受前方軍民喜愛的作品，在延安幷不受待見。羅工柳回憶說：「胡一川回去就坐了冷板凳，不給他展覽，也不給他宣傳。魯藝那個時候是搞『提高』的，看不起這種普及工作。」
　　當時的魯藝正在强調正規化和專門化，不少文藝家沉醉于追求高雅藝術。戲劇系引入蘇聯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排演劇目偏好「大洋古」——大戲、洋戲、名戲；美術系學習西洋技法，追求複雜構圖、大場面；文學系則熱衷欣賞古典和西方文學作品。學校師生與當地群衆的交往也很少。在魯藝文學系教員嚴文井的回憶裏，「學校四周住的都是農民，而我們却不同農民往來，除了有時候要向他們買西紅柿和甜瓜，才同他們當中的兩個人說說話。」「我們每個人都自認爲是大藝術家。農民當然是不在我們眼下的，我們彼此高談闊論，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闊天空。農民算什麽呢？他們沒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連『百分』也不會玩兒，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們有的人坐在窑洞裏，就寫自己5年以前，或10年以前的愛情。」
　　在這樣的氛圍中，文藝家所追求的提高，只能是「關門提高」。1942年1月，魯藝音樂系舉行了一場學院派風格鮮明的「大音樂會」，正規隆重，名家一一登臺亮相，結果演出結束，却得到老百姓這樣的評價，「女的唱得跟猫一樣，男的跟毛驢叫喚一樣」。
　　更嚴重的問題是政治思想混亂。那時的延安文藝界存在幾種論調：「人性論」「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幷重，一半對一半」「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學習馬克思主義就要妨害創作情緒」。
　　受這些論調影響，批評、諷刺不良現象成爲風潮，這些作品中的延安，「黑暗」，沒有光明；「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生活「單調」「枯燥」「沒有趣味」；工農幹部粗俗、落後。有些文章還被國民黨拿去利用，作爲攻擊延安的武器。在一次會議上，賀龍、王震就尖銳批評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是丁玲「連夜揮就，把當時因兩起離婚事件而引起的爲婦女同志鳴不平的情緒，一泄無餘地發出來了」。「賀龍、王震從中看出了什麽問題呢？」陳晋分析道，「從客觀效果看，恐怕主要是爲延安樹立什麽形象；從作者主觀上來說，恐怕主要是用什麽立場和觀點來看待延安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現象；從延安本身的現實來說，恐怕主要是這些不好的現象是主流還是支流。」
　　文藝工作者之間的紛爭也不少。比如左翼文學界內部的爭論從上海一直延續到延安；「山頂上的人」與「亭子間的人」互不認同，前者是經歷過長征、從井岡山過來的文藝幹部，後者是從大城市來的知識分子；甚至「亭子間」內部也有矛盾，從上海來的是一派，從桂林、重慶來的是一派，從香港、南洋來的又是一派，連從不同學校出來的也各自結成小圈子。
　　「這些問題雖然不是延安文藝運動的主流，但影響不容忽視。」李珍說。
　　「不能不管一下」
　　對這些問題，毛澤東早有覺察。
　　早在1938年魯藝的成立典禮上，他就講過這樣的話：「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看。既然是藝術，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實、不好吃是不好的，這不是功利主義而是現實主義。抗日戰爭使這兩部分人匯合了，彼此都應當去掉自大主義。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時代去發展廣大的藝術運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方針指導下，實現文學藝術在今天中國的使命和作用。」
　　「這個『統一戰綫』實際上有兩層意思。」陳晋說，「一是文藝家們要團結，二是文藝作品要反映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內容。」
　　毛澤東也注意到了文藝界人士中彌漫的不滿情緒。在一次與魯藝幾位黨員教師談話時，他說：「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産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
　　1942年春節期間，魯藝美術系的蔡若虹、華君武和《解放日報》美術編輯張諤舉辦了一個諷刺畫展，諷刺和批評了延安當時存在的某些不良現象，比如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自高自大等。參觀者蜂擁而至，甚至擠破了門。毛澤東也來了，那天正好是華君武值班，他陪著毛澤東細細看了一遍，做了些解說。幾天之後，毛澤東邀請這3位漫畫家談話。在交流諷刺畫的創作時，華君武提了個問題：有一次橋兒溝發大水，山洪把西瓜地裏的西瓜沖到河裏，魯藝有些人下河撈西瓜，但撈上來後不是交還給種西瓜的農民，而是自己帶回去吃了，這樣的漫畫可不可以畫？毛澤東說：「這樣的漫畫，在魯藝內部是可以畫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畫得尖銳一些，如果發表在全國性的報上，那就要慎重，因爲影響更大。對人民的缺點不要老是諷刺，對人民要鼓勵。對人民的缺點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觀，要熱諷。魯迅的雜文集叫《熱風》，態度就很好。」
　　毛澤東本就與許多文藝界人士有交往，他曾親自登門看望茅盾、蕭三、蕭軍等人，也曾多次以寫信、約談等方式，與丁玲、歐陽山、艾青等談思想、談藝術、談工作。1942年這個春天，毛澤東又通過文藝界人士，作了大量調研工作。他花很多時間同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舒群、劉白羽、何其芳、丁玲、羅烽、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人談話，請他們幫助搜集文藝界提出的各種意見，與他們交換意見。談話的方式，有個別談話，也有集體談話。對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等人，毛澤東曾多次談話或寫信徵求意見。大家暢所欲言，使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現狀、大家關心的問題、重要的思想分歧等情况，有了進一步的深入瞭解。
　　在一次與艾青的談話中，毛澤東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在和老同學蕭三的談話中，毛澤東直接說道：「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
　　「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深入思考，源于他對『筆杆子』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巨大作用的深切認知。」李珍對記者表示，「作爲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領袖，他深知文學藝術作爲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整個無産階級革命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同時，這也與他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和在這方面的深厚造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主觀上追求進步、追求光明，爲什麽他們的作品在客觀上沒能完全産生這樣的效果？爲了從根本上解決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幷系統制定黨的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以推動中國的抗戰和革命事業，更好發揮文藝這支革命隊伍的作用，1942年4月，黨中央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
（朱東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