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堅持總體原則下具體措施有所靈活調整

  澳特區政府上周向立法會送交新《博彩法》法案的最新建議文本。該文本有兩個重大的靈活調整措施,一是衛星賭場在三年過渡期後,無需設於承批公司的物業內,並按新法規定收取管理費;二是新文本建議,基於公共利益,尤其是為拓展海外市場,行政長官可豁免承批公司向文教及社保等領域全部或部分撥款,最高不超過百分之五。
  其中,有關衛星賭場的部分,曾經引起廣泛爭議的衞星場業權規範問題,法案原文本建議賭場須設在持牌博企的物業內,否則三年內要處理好衞星場的業權。而最新法案文本中,政府則修改規定,衞星場毋須在持牌博企擁有的物業內經營,亦毋須界定賭場的範圍,同時亦毋須歸還政府,並且在法律生效後三年,可繼續以現有模式經營。但三年後須以「管理公司模式」經營,即意味不可分成或收取佣金。
  至於鼓勵承批公司開拓外國客源的部分,則是新加入的內容。新文本建議,如果博企能夠引進外國客源,並有博彩營收貢獻(即是殺數),政府可根據其數據及博彩委員會的意見,減免部份稅收。但並非適用於百分之三十五的博彩稅範疇,而是另外的「義務稅收」,亦即是承批公司每年撥出不超過其賭收百分之二的收益予一個以促進、發展或研究文化、社會、經濟、教育、科學、學術及慈善活動為宗旨的公共基金會,及每年撥出不超過賭收百分之三的款項,用以發展城市建設、推廣旅遊及提供社會保障的部分。
  這雖然是根據澳門內外的最新情勢而作出的調整,在堅持原有的總體原則的基礎上,提高實際情況,對此前的「過嚴監管」作出適當的鬆綁,及對內地可能未能因為澳門加強對博彩業的監管就放寬遊客出境澳門旅遊的現實狀況下,作出的靈活調適。
  在前者而言,與中央政治局四月二十九日召開的會議中,對互聯網企業進行的監管政策有放寬趨向的調整,從「從嚴監管」調整為「常態化監管」,並提出要促進平台經濟健康發展,完成平台經濟專項整改,實施常態化監管,出台支持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的表述,有著相當契合之處。
  實際上,無論是去年的以內地公安及檢察機關拘捕及起訴周焯華、陳榮鍊為標誌的「清剿跨境賭博集團」行動,還是澳門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新《博彩法》法案中的「加辣」條文建議,都有著對博彩業進行「行業監管」的意味,這與內地當時內地對某些資本野蠻生長、無序擴張的壟斷行業尤其是互聯網企業進行監管整頓的情況,有著某些相似之處。實際上,澳門博彩業尤其是貴賓廳的過熱發展,就有著無序擴張,野蠻生長的影子。因此,中央出手打擊組織內地居民出境參賭的犯罪行為,和澳門特區主動調整博彩業政策,都是中央進行「行業整頓」的重要一環。
  而現在,在經過對互聯網企業的嚴厲整頓之後,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實施常態化監管,出台支持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而澳門特區政府隨即就對未來衛星賭場的政策作了靈活的調整。這既有可能是國家有關機構為執行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而對澳門特區政府有所指導提示,也有可能是澳門特區政府在學習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之後,有所領悟而有所參照,主動作出的調整。不管怎樣,都是與國家政策保持一致。
  如果說,在組織內地居民來澳參賭方面確實是過於「明火執仗」的貴賓廳,實行嚴厲的監管以至壓抑,是「必要之為」的話,對於衛星賭場也採取同樣嚴厲的措施,可能就會「過猶不及」。因為衛星賭場雖然也設有貴賓廳,但更有中場,而且其服務品質絕對不低於博企本身的中場,其環境氛圍更適合珠三角和閩浙一帶的「中端」賭客,而且其收入也佔有博彩總收入的一定比例。
  而且,過於嚴厲對待衛星賭場,不單止是影響到博彩業的本身,而且也影響到衛星賭場周邊的商業場所,包括餐飲、零售以至當押店等行業。這必將會引發較大的連鎖反應效應,因為催高失業率而造成市民的消費能力下降,從而「一損俱損」地影響整個內部消費經濟。
  因此,新《博彩法》法案中對衛星賭場的處置建議,坊間反應極大。但也呈現著某些微妙之處,倒是衛星賭場業者「較少」開聲,因為行政長官賀一誠已將此提到政治的高度,反而不是「直接利益相關者」,而是「間接利益相關者」,以至「沒有利益相關者」,擔心因為消費力下降而導致市面上各消費行業的經營者承受感到極大壓力,而透過適當的渠道反映問題的嚴重性。由於與他們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也就不用擔心戴上「帽子」之虞。
  而特區政府也確實是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正在此時,中央政治局會議對行業監管作出了放寬的決定,既然澳門特區政府向來緊跟中央,就宜比照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有關精神,並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對衛星賭場的限制監管採取較為寬鬆的措施,這是實事求是之舉,也是特區政府民主決策的體現。
  至於特區政府對新《博彩法》法案增加開拓國際客源的優惠政策建議,澳門發展的趨向,很明確地表示這是由於內地收緊境外博彩法律,令內地客來到澳門出現「困難」,而採取的調適措施。實際上,最近國家有關機關決定將從嚴限制出境及跨境博彩的政策,延伸到澳門特區,有消息指出一年內超過三次赴澳門旅遊人士將不獲簽注,這讓讓澳門特區從政府官員到民間社會,都有始料不及的感覺。而且更感到,在目前的時空背景下,不能再以「乖仔有糖食」的舊有規律思維來考慮問題,因而必須思考開拓國際客源的問題。
  但「說易行難」。一方面,正如羅奕龍所說,澳門特區的防疫政策是執行國家的政策,嚴防死守住「第二國門」。這也是在國家的所有陸路口岸中,只有珠澳口岸允許正常通關的最基本條件。如果澳門開放外國人入境,就將喪失珠澳口岸正常通關的利益。當然,在國家將最大程度禁止居民出境博彩的背景下,內地旅客來澳參賭的機率可能會減至最低,國際賭客帶來的賭收利益更高。但卻是「針冇兩頭利」,卻是損害澳門居民到內地的利益,尤其是在珠海、中山住宿的澳門居民、外僱上下班通勤的自由。究竟哪一個利益更重要,就必須考慮清楚。
  其二、即使是在疫情緩和之後,或是內地也調整防疫政策,開放外國人在遵守一定條件下入境,澳門也可得以不再嚴守「第二道國門」,因而可以開放外國遊客來澳參賭之後,也是已經「遲來一步」。因為東南亞國家早已實行「共存」政策,開放國門,發揮「虹吸效應」。更重要的是,在過去十多二十年來,澳門博彩業過份依賴內地遊客,放棄了對繼續吸引外國遊客的努力,而讓東南亞國家的賭場趁機「填補真空。澳門現在才「船到江心補漏遲」,似乎已經失去先機。
  當然,事在人為,如果特區政府會同業界及相關團體共同努力,加大宣傳力度,或許仍能喚起國際賭客對澳門賭場的美好回憶,因而澳門還有機會「扳回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