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這裏是普陀疾控中心，請問您是陳誠嗎？我們接到報告，您的核酸檢測結果異常，需要跟您做個流調，核對下信息。」
　　4月12日晚八點左右，陳誠接到了流調電話。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鐘裏，對方相繼跟他確認了姓名、年齡、當前所在位置、同住人、身體狀况等信息，幷叮囑他戴好口罩，等待被轉運至方艙。
　　前一天，陳誠和母親剛做了單人單管的核酸檢測，在之前的混檢中，他們的檢測結果一直處於待上傳狀態。這個流調電話的到來，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只是時間早晚的事」。
　　事實上，直到今天，上海的防疫流調工作依然在進行。即便新增本土確診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已連續多日超過2萬，整座城市已進入全域靜態管理，這項工作也從未中斷過。
　　4月22日，上海市委市政府開展社會面清零九大攻堅行動，流調排查依然占據其中重要一席。
　　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防控現場工作組副組長潘浩此前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海3100餘人的三級流調隊伍，通過現場、電話、調取監控等方式，將確診病例的行動軌迹無縫銜接，時間精確到分，這樣精細的流調是實現精准防控的核心和靈魂，實際上便是與病毒賽跑。
　　那麽在確診病例和感染者激增的當下，流調工作又該如何開展，意義何在呢？
　　陡增的工作量，短缺的人手
　　3月8日，上海健康醫學院健康與公共衛生學院團總支書記趙樂宏接到浦東新區疾控中心要人的通知，對方建議招募學生志願者補充防疫流調隊伍。
　　彼時，上海疫情從每日新增數據上看尚未暴發，前一日新增本土確診和無症狀感染者分別是4例、61例，但這些新增已涉及普陀、徐匯、寶山、嘉定、閔行、松江、虹口、浦東新區等多個區域。山雨欲來，上海市及各區疾控中心所面臨的流調及信息匯總上報壓力也在變得越來越大。
　　作爲班裏團支書，該院20級學生施軼珺當天中午召開了一個動員班會，下午2點多正式的報名通知發下來，當晚便完成了名單的整理和篩選。次日8點多，第一批志願者便從學校乘坐大巴，邁進了浦東疾控中心的大門。
　　這些學生去年暑期曾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實習，基礎課上也學習過流行病學調查相關的理論知識，但從未有過實操。
　　進入辦公大樓後，分配給他們的任務是做密接及次密接的電話流調。在簡短的培訓（包括電話流調的話術、次密判定的接觸重點等）後，他們被帶到各自的工位上，而眼前的座機就是他們與奧密克戎賽跑的主要武器。
　　9時10分左右，施軼珺撥通了第一通電話。11位數字按下去，電話裏連綿的嘟聲讓她大腦一片空白，對方狀况的未知和對漏掉重要信息的焦慮，讓她一時之間幾乎忘了自己要講些什麽。
　　「當時新增病例不是很多，對密接的流調要求也特別詳細，除了要知道他現在人在哪兒、去過哪些重要公共場合，比如醫院、學校、工作單位等，還包括跟誰過吃飯、跟誰說話的時候隔不到一米、跟誰同乘過一部電梯，都要統計到次密接中去。」另一位上海健康醫學院的流調志願者趙偉航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電話接通，施軼珺在說完開場白後便有點「打磕」，「有一種問完這個問題之後不太記得下一個問題的感覺」。但好在最後，她還是完整地填滿了密接調查表裏的每一項，沒有漏掉什麽。
　　大家本以爲可以輕鬆上手的工作，沒承想壓力巨大。接下來幾天的密接電話流調工作中，偶爾會有同學漏掉信息，到錄入的時候發現只能再給對方回撥過去。遇到合租人彼此之間不認識的，需要再通過房東尋找次密。趙偉航記得，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同學，曾給同一個流調對象打了三次電話，才最終把情况問清楚。
　　孫紫陽所在工作組分配到的則是另一項任務——社區派單，就是將密接人員信息通知到其所屬地社區進行及時管控，同時接納外省、外區轉到浦東的密接人員信息確認及通知。這也是對密接人員進行流調後，最終要完成的閉環環節。
　　隨著確診病例和陽性感染者的不斷增加，志願者的工作量也在不斷變大，他們的工作時長也從最初的兩班倒，變成了所有人需要持續工作12小時。
　　「你好，這裏是上海市浦東新區疾控中心，請問是xxx女士/先生嗎」「現判斷你爲密接人員，暴露場所是xxx，需要你配合核實個人信息，你的身份證號碼是xxx，工作單位、地址、職務是xxx嗎」「與確診病例接觸後有無返還過工作單位」「家庭住址是否在xxx，是否在接觸確診後回過家」「家裏是否有同住人、有幾位」……
　　這樣的問題，志願者們每天需要重複數百次。最多的一天，趙偉航打了將近600個這樣的電話。
　　但即便如此，海量的流調工作依然缺人。除了學生志願者外，浦東區還從區團委、區應急管理局、區知識産權局等單位招募了100餘名志願者，從事流調工作。
　　這樣的挑戰，幷不僅僅落在浦東身上。持續的疫情讓上海市各區疾控中心也同樣陷入人手短缺的焦灼中。
　　在與東方衛視的連綫中，潘浩提到在疫情高位之下的壓力讓市疾控在人員上將三級梯隊全部動員起來，發動一切可使用的資源幷對疫情重點區域進行重點調配，譬如浦東、閔行。
　　「光靠疾控中心，這一輪流調是沒辦法完成的，所以很多醫學院學生、機關幹部、從事文字工作的人員都在協助做。」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姜慶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同時，他也表示了對如此情形之下流調質量的擔憂，「和當事人的交流能不能拿到真實情况的信息，這是很重要也很難的事情」。
　　流調方式內容都在變
　　3月28日，浦東正式實施封控。此後，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數量迅速上揚。
　　志願者的工作也發生了變化，開始對確診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進行電話流調，密接和次密接的流調則由其他工作人員接手。
　　與密接及次密接相比，確診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的流調更爲重要，也更爲複雜。
　　一方面，雖然此前要麽核酸檢測結果顯示待檢測機構上傳，要麽自己抗原檢測已經兩條杠，核酸結果異常者心裏有所準備，但打電話的時候還是要注意照顧流調對象的情緒。
　　另一方面，在同密接流調一樣確認基本信息外，還要搞清其最後一次核酸檢測前4天的行程軌迹，包括具體去了哪些地方、接觸了哪些人、乘坐了哪些交通工具、有沒有戴口罩等細節。
　　如果確診病例出現咽痛、頭痛、咳嗽、發燒等症狀，則需要從出現症狀開始向前摸排4天。
　　除此之外，流調人員還需要對陽性感染者最後一次核酸檢測做出分類統計，譬如是在社區排隊，還是在隔離酒店。「各方面信息都不能遺漏。」趙偉航說。
　　事實上，後來由於確診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過多，流調的內容和方法相比此前已經做了不少簡化。
　　比如，過往新冠陽性感染者從其核酸檢測前14天到隔離期間所有軌迹都是流調重點，流調人員接到疫情報告後，會通過快速趕赴現場、電話流調、連夜查看上百監控視頻、各類消費記錄等一系列操作，只爲從中抽絲剝繭出一套時間、空間、人群間嚴絲合縫的病毒傳播路徑，幷將其切斷。
　　而據潘浩介紹，在大範圍封控後，人員的流動性已得到有效遏制，因而上海市流調的方式已經逐步變成以電話流調爲主、現場流調爲輔，以便提高效率。
　　流調的內容亦有相應縮减。以志願者對確診病例行程軌迹摸排爲例，在上海市疫情持續高位運行時，只需要問清病例確診前4天的行程軌迹，同時對時間綫的要求也有所放鬆。
　　即便流調方式和內容有所簡化，但趙偉航說，他們平均每人每天能完成的確診病例流調也就差不多10例，多的時候能到12例，他和同學們一般全天能完成的總數不會超過200例。
　　而他們接手這項任務的當天，上海全市新增本土確診及無症狀感染者總數共計4478例，至4月6日，這一數字已攀升至19983例。
　　軌迹簡單了，但流調的工作量顯然仍是巨大的挑戰。
　　「基本上沒怎麽合眼，只能在流調間隙休息會兒」，閔行區疾控中心主任劉小華曾對媒體描述近一段時間他和同事們的作息。
　　據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病毒學專家金冬雁介紹，此前香港疫情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選擇放弃了很多以前的流調工作，包括追密接，「很可能全城都是密切接觸者，那你就失去了流調的意義」。
　　那麽，本輪疫情累計新增感染者超過50萬的上海爲什麽從未放弃流調？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吳寰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現階段流調工作的重點，一方面是聚焦對核心流調信息的調查，儘快明確有無關聯病例和關聯疫情、有無可疑的暴露史，儘快追溯病毒感染來源同時判定密切接觸者；另一方面，現階段也進一步加强對市場、工地、企業等集體單位進行流調，以避免聚集性疫情。因此，流調可以讓防控措施第一時間針對性的展開。
　　同時姜慶五認爲，目前還有一些保供相關人員仍在活動，行程軌迹和密接接觸者相對豐富，這也是目前需要重點關注的。
　　在實際的流調工作中，趙偉航發現，通知社區越早，越便於進行後續的管控、轉運等，那麽後面確診的可能就會更少一些。
　　他說：「比如說一個人在這個社區、在這個樓裏被確診，說明這裏面肯定有風險，如果早發現就能避免他出門做核酸和他人發生接觸，會有專人上門做核酸，那麽上報的越早，就越能更好起到抑制傳播的效果。」
　　成爲一根「救命稻草」
　　過去一個多月的工作中，施軼珺也深深地體會到，自己工作給流調對象所帶來的情緒變化，儘管她從未與他們謀面。
　　3月中旬的一天，坐在施軼珺旁邊的同學突然把打了一半的密接流調電話遞給她。施軼珺一臉疑惑地拿過聽筒，電話那頭只有哭聲和抑制不住的喘息聲。
　　「這是一個90後小姐姐」，施軼珺回憶說，從電話撥通後，她就哭泣不止，「我們只能勸慰她，密接不一定是確診，提醒她戴好口罩，請她先平復下情緒，表示有什麽問題可以幫忙上報。」
　　在得知自己確診或感染後，很多人都會下意識地把流調人員當成是「救命稻草」。
　　4月初，趙偉航有一個流調對象是一位核酸復核陽性的老人。在配合完調查後，這位70多歲的奶奶提出，她的愛人有些老年痴呆，完全不能照顧自己，很擔心自己被轉運走之後老伴的生活問題，希望他幫助解决。
　　挂掉電話之後，趙偉航將這一情况反映給社區，對方給出的解决方案是將她的老伴送去有護工的地點隔離。
　　後來，再沒有這對夫婦的消息。不過，趙偉航仍時常想起他們，不知道他們如今過得怎麽樣，老奶奶有沒有康復，她的老伴有沒有得到悉心的照料。
　　孫紫陽曾接到外省轉過來的一個協助流調單。這是一個被困在浦東新區管轄範圍內的貨車司機，從外地進來送貨後被困在高速上。
　　在電話裏，貨車司機告訴孫紫陽，自己已經被封在貨車裏快5天了，帶來八寶粥、麵包早就吃完了，他已經兩天沒有好好吃上飯了，自己的生存迫在眉睫，家裏的老小還要靠自己的收入……
　　最後，一個中年男人就這樣在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中逐漸痛哭失聲，而孫紫陽能做的只有安慰，同時在社區群裏提醒相關人員處理。
　　從事流調工作後，施軼珺開始寫「抗疫日記」，其中記錄下了她的不少擔憂。
　　「不知道那對等待轉運的老夫婦吃上飯了嗎？」——這是一對被隔離在家、缺少食物的老夫婦的求助；「有間工廠出現確診，電話打過去（他）正在開工，突如其來的疫情會打破多少人的生活？」——這是一個接到流調電話時仍在工作崗位上的人的心碎。
　　更多的時候，志願者們還會看到兩三天前剛剛作爲密接被自己調查過的人出現在確診名單裏。很多個打出去的電話，都讓他們生出「揪心」的感受。
　　這是他們從未料到的，就如同他們沒想到，從進入浦東疾控中心閉環管理至今，自己再沒回過學校、回過家一樣。
（石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