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4日，原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音樂主創者之一吳祖强去世。
　　曾有人稱他爲「音樂教父」，他則說自己是「音樂的僕人」，但在師從吳祖强10年的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郝維亞以及很多人心中，他就是一位「老師」，數十年風風雨雨，却從未離開過三尺講臺。
　　郝維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吳祖强是當代中國音樂界所有重要事件的親歷者，也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音樂界各項比賽、制度的規則制定者和專業音樂教育奠基者之一。他的一生如同他所推崇的音樂曲式，邏輯非常清晰，而且异常嚴謹。
　　主政中央音樂學院
　　1977年11月，郭文景坐了十幾個小時的火車，在報名的最後一刻趕到中央音樂學院成都考區報名處。工作人員問他要單位介紹信，他並不知道報名還需要介紹信，幸好當時擔任成都考區主考官的吳祖强說：「先讓他報名，介紹信可以以後再補上。」
　　後來曾擔任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的郭文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他的自身經歷和那一年的擴招工作可以看出吳祖强的行政管理風格：既不失原則，又靈活變通。
　　這一年11月，中央音樂學院（當時還叫「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不久後恢復中央音樂學院的名稱）恢復獨立運作，正式面向全國招生。這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招生，中央音樂學院報考人數達到空前的17285人，由於沉澱了10年，其中藏龍臥虎，但招生指標只有105人。
　　此時，吳祖强被任命爲剛剛組建的中央音樂學院黨政合一的「臨時領導小組」副組長，主抓業務工作。在這個領導班子的支持下，學院六位青年教師上書鄧小平，請求擴大招生名額，得到鄧小平「建議予以支持」的親筆批示。
　　中央音樂學院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續到1978年3月，實際錄取213人。由於校舍緊張，擴招的第二批學生到了1978年10月才入學，因此分屬77、78級。作曲系因爲人才衆多，由原定的10個名額增加到32個，成爲擴招比例最高的系，創造了77、78級作曲系神話。
　　1978年4月，中央音樂學院第一批新生開學。張小夫和陳怡、陳遠林被分在吳祖强門下。張小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於擴招，作曲系師資缺乏，外聘了李煥之等一批行內頂尖名師，那是作曲系力量最强的時候，目前公認的最好教材和講義都出於那時。
　　吳祖强教作曲主科課，大多數時候是一對一授課。主科課琴房不大，他在鋼琴前試奏學生習作，邊彈邊分析，表達直接，從不說客套話。他要求嚴格，但並不輕易否定學生創作，而是爲他們詳細分析利弊。
　　張小夫說，作曲是將細小精緻的材料經過選擇、發展、組裝，逐漸發展成完整作品的過程，因此選取的主題材料是否有可塑性、展開的路徑選擇等每一步都非常關鍵。作曲課是將音樂的感性和理性、技術和理論進行「組裝」的綜合性課程，回課也要一對一，絕非易事。
　　在本科大五那一年，吳祖强花了近一年時間爲張小夫等學生系統分析了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全部六首弦樂四重奏。他曾說，音樂作品最講究結構，從局部到整體，曲式體現邏輯，跟說話一樣總得讓人聽得明白，聽衆對音樂作品喜不喜歡、聽不聽得懂是一回事，但如果邏輯都不講究，讓聽衆總走神，就沒有效果了。張小夫認爲他跟隨吳祖强學習五年多，最大的收穫是掌握了創作的分寸感和平衡感。
　　學院整頓作息紀律，晚上10點拉閘熄燈。作曲系學生白天要上課、練琴、做作業，只能利用晚上搞創作，張小夫作爲班長與院長吳祖强談判，希望校方體諒他們的困難，吳祖强同意爲作曲系學生專門留出一間大教室，可使用到晚12點。
　　1978年6月，美國著名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訪華，一同前來的還有一個電影攝製小組，一行人浩浩蕩蕩，在中美建交前夜，這成爲了一次有民間外交內涵的大型社會活動。主管全校教學事務的吳祖强以很大的熱情投入到接待工作中。
　　大師課成爲斯特恩訪華時的一出重頭戲。斯特恩回憶，中國的演奏者們有意想不到的天資，能以令人吃驚的靈巧演奏複雜作品，但在理解音樂基本價值方面沒有投入足够的時間或得到好的指導，而這些是歐洲古老傳統的組成部分。他告訴這些學生，每個音符都有生命，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沒一個音符是隨意的。音樂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各種色彩的，有的色彩甚至是繪畫中都沒有的。大師課氣氛熱烈，聽衆有時甚至不等他的話翻譯出來就爆發出會心的大笑。
　　攝製組拍攝的影片被剪輯成84分鐘的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在多個國家公映，並獲得了1980年度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這成爲中央音樂學院校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1982年，吳祖强接任了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後又兼黨委書記。因事務繁重，他很少再給本科生授課，只帶研究生。
　　他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領導期間，解决的棘手歷史遺留問題是爲「二聰案」（傅聰和馬思聰）平反。
　　吳祖强與傅聰相識於1957年，那年暑假，在蘇聯留學的吳祖强和在波蘭留學的傅聰回國探親，正好趕上「反右」運動，吳祖强的大哥吳祖光和傅聰的父親傅雷都被打成「右派」，吳祖强和傅聰都被召到位於沙灘紅樓的文化部招待所「集中學習」。吳祖强求學時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是大哥付的，他走上音樂道路全靠大哥支持，如何能與大哥劃清界限？傅聰也同樣無法與學識淵博、一向受人敬重的父親劃清界限。因此直到中秋節，兩個年輕人仍然被隔離在紅樓，人們都回了家，招待所大院裏一片寂靜，兩人心中惶惑，唯有相對無語。
　　1978年底，吳祖强率隊訪問英國和羅馬尼亞，在倫敦與傅聰不期而遇，這是他們自紅樓一別後首次相遇。此時傅聰仍然背著「叛逃」罪名，但吳祖强等破例出現在他的獨奏音樂會上。
　　此後，在吳祖强等的奔走下，傅聰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行了獨奏音樂會，又被聘爲學院兼職教授，恢復了名譽。
　　1984年11月，吳祖强率中國藝術教育考察團赴美考察，途中專程去看望了馬思聰一家。回國後，吳祖强主持黨委會議，做出了爲馬思聰平反的决定，報公安部和文化部批准。吳祖强在文章中寫道，千萬別淡化那場浩劫給一位藝術家本可更有作爲的後半生所帶來的無可補償的摧殘。
　　音樂界來的「大官」
　　80年代初期，吳祖强作爲「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受到器重，被推上更高的領導崗位。1982年9月，55歲的他成爲中共十二届候補中央委員，成了中國音樂界前所未有的「大官」。
　　鋼琴家、時任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劉詩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吳祖强很適合擔任文藝界領導，因爲他不但是權威專業人士，而且有政治頭腦，在政治上一直是與黨中央合拍的。他的文筆和口才也很好，爲人理性，不是感情衝動型的人，做事細緻有條理，邏輯性强。
　　改革開放後，音樂界新潮涌動，亂象紛呈，爭論焦點集中於流行音樂（後改名爲通俗音樂）和創作中的「現代派」（有人建議改稱「頽廢派」）傾向。吳祖强認爲，應該以冷靜的心態看待這些新現象，甚至以樂觀、坦然以至欣慰的心情看待它，而不必潑冷水或一棍子打死，因爲無數事實證明，在文藝工作中，這樣做從來沒有真正解决過問題。
　　隨著對外開放，出現了人才外流現象。中央音樂學院派出的二三十位公費留學人員中有好幾人逾期未歸，自費留學人員回來的就更少了。吳祖强在1984年的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感慨，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生現在在香港的已多達300多人，其中不乏業務尖子，都可以在那裏辦兩所音樂學院了。但音樂家的職業確實也有其特殊性，需要經常性到世界各地演出。他說，東歐一些國家已制定了一些辦法，例如允許音樂家和國外簽訂演出合同，國家收稅，這樣做對個人、對國家都有好處，蘇聯限制最嚴，出色的音樂家、舞蹈家跑掉的最多。
　　他還在另一次座談會上說，不能剛打開大門就怕傷風感冒。音樂技藝性强，不同於文學，西洋經典音樂中有很多有用的東西，「批判」的分寸應當適當。
　　1986年，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國文聯黨組，吳祖强擔任黨組書記。
　　吳祖强之子、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吳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父親無論去哪上任都是「光杆司令」，從不帶人，不搭自己的班子，因此一開始經常會遭遇工作上的不順手，但是他會慢慢讓人與之同心協力，甚至還成爲好友。
　　1988年1月，中國文聯召開了體制改革座談會。文聯的前途命運是與會者最關心的問題。
　　吳祖强在作總結發言時說，很多人覺得這個會幫他們澄清了思想，尤其是在文聯「存亡」問題上吃了定心丸，並爲此感到興奮。不過，最起作用的定心丸恐怕還是積極改革的行動。在改革的浪潮中，只有充分證明對整個建設事業能生機勃勃起到有益作用的，才能免於被淘汰。决定文聯存亡的，不是某個個人的意志，而是它對社會前進發揮的作用如何。從本届班子任職一年半的感受來說，如果總是折騰來折騰去，不幹或很少幹應該幹的事，有人說要取消它也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認真改革，真正消除了存在的多種矛盾和弊端，則文聯的存在和發展就是無可動搖的了。
　　文聯的經費來源也面臨改革的壓力。吳祖强介紹說，關於群衆團體的經費問題，中央領導人在講話中提到，如雨後春笋般涌現的各種新團體都在申請經費，國家財政不能負擔，其中有不少「大鍋飯」思想，這還是伸手要錢的老思路，是不符合改革精神的。因此，這條「經費自理」的大路文聯大約也是必須要走的，不過中央指出的是個遠景，目前還沒有寫進這版《中國文聯體制改革的初步設想》（徵求意見稿）中去。
　　一路艱難的第五次文代會終於在1988年底召開。吳祖强對修改文聯章程作了說明。他說，文聯章程寫明中國文聯對其會員負有「協調、聯絡和指導」責任，但九年來的實踐證明，文聯實際上只是一種「聯合」性質的群衆團體。各專業協會也希望能更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主張文聯要「虛」一些。因此，在經過反復討論後，决定將「指導」二字改爲「服務」。
　　音樂理論家王安國說，「指導」改爲「服務」，一詞之差，成爲文聯新舊體制轉換的一個歷史性標志。
　　1987年，吳祖强在《人民日報》著文《追踪時代，推動改革》，其中寫道：「有人覺得文藝界人士‘不大安分’，我倒認爲這也許正是文藝家的性格特徵，如果都很‘安分’，也可能就沒有獨創性了。」他還寫道：「人都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每一種舊的東西似乎都留下自己的某種歷史足迹，扔掉它就好像扔掉了自己的一部分過去，因此得警惕我們自己身上的阻力。」
　　大劇院情結
　　吳祖强有濃厚的國家大劇院情結，這個情結的一個重要緣起是1986年參與接待著名歌唱家帕瓦羅蒂訪華。
　　吳祖强記得，那時是初夏，天還不太熱。在機場貴賓室，尷尬的場面出現了：帕瓦羅蒂塊頭太大，沒有一張沙發能坐得下。好在他反應很快，立即坐到了並在一起的兩張沙發扶手上。歌王高踞於沙發扶手上、手持一台小電扇朝自己勁吹的形象，由此定格在了吳祖强的記憶中。
　　帕瓦羅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盛况空前的獨唱音樂會。吳祖强說，大會堂其實極不適宜開音樂會，因爲全靠電聲，以音樂會的標準來說音響條件太差，且場子太大，聲音無法同步。
　　演唱會後，胡耀邦在中南海宴請了帕瓦羅蒂。作陪的有意大利駐華大使，有文化部長王蒙，還有吳祖强等音樂家。工作人員事先在小客廳裏靠近胡耀邦座位的地方特意爲帕瓦羅蒂擺放了一張雙人沙發。
　　這是一次愉快的會見。胡耀邦問帕瓦羅蒂在北京的感受，他表示一切都令他興奮，只是對劇場不太滿意。吳祖强等借機「申訴」了北京劇場的困難條件，建議修建有國際水準的大劇院。
　　胡耀邦聽後沒有馬上回答。宴會快結束時，他對帕瓦羅蒂說：「歡迎你過幾年後再來北京，我們一定要努力使你那時能在一個世界水平的劇場中演出，並且要比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多10個座位。」
　　從此，吳祖强開始爲國家大劇院奔走站臺。1988年3月他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多次牽頭爲此事提建議，寫提案。
　　當時關於國家大劇院的最大爭議是選址和投資，內部討論時多數人傾向於將預留的大劇院用地改用於新建辦公樓，認爲建設資金應投在發展科技這樣的刀刃上。
　　1996年3月，吳祖强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題爲《國家大劇院工程該上馬了》的大會發言，並在一個偶然機會下把這份材料當面呈送給了江澤民。1997年3月，吳祖强起草了由39位委員聯名的提案，籲請保留國家大劇院原來選址並促使工程儘快上馬。
　　199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了國家大劇院工程上馬並確定選址不變的决定。國家大劇院籌備組開始向全世界徵集設計方案。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范乃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選擇設計方案的內部爭論非常激烈，最後專家投票選出了來自法國設計師的「大巨蛋」（當時被稱爲「正在升出水面的朝陽」）方案。
　　他聽吳祖强說起，一些落選者對此頗有意見，聯名向中央上書，提出中國的國家大劇院應該選用中國人的方案，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但得到的批示是以專家團隊最後的評審結果爲准。
　　2003年和2005年，吳祖强兩次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寫信，建議將國家大劇院定性爲「國家公益性文化設施」，而不宜定爲一般文化市場企業。他還建議，國家大劇院應歸文化部主管。他說，遲遲不能認定歸屬，據聞是出於日後運營的財政補貼問題，但國家長期資助是國際慣例，也是國家對全國納稅人的應有回報，况且由政府補貼同時還可努力爭取社會各界的積極贊助。
　　2007年9月，國家大劇院建成，當年底正式運營。80歲的吳祖强受邀擔任了國家大劇院藝術委員會主任，對每一次的重要演出都親自把關。
　　唯樂不可以為偽
　　吳祖强曾說，大哥吳祖光對他的影響非常大，自己能學音樂，有現在的成就，可以說都是大哥支持的結果。
　　吳迎說，父親吳祖强性格含蓄，從來不把委屈帶回家，伯父吳祖光則剛烈豪爽。吳祖光才華橫溢，鋒芒畢露，語不驚人死不休，吳祖强同樣才華橫溢，但他韜光養晦，遮得嚴嚴實實，兄弟二人的關係極爲密切。
　　在吳祖光的兒子吳歡看來，叔叔吳祖强永遠西裝筆挺，不烟不酒，不愛應酬，說話不急不徐，寵辱不驚。他有鮮明的是非觀，是家裏11個兄弟姐妹中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産黨的。
　　吳祖强初到中國文聯工作時，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在中央音樂學院帶研究生的工作要繼續下去。他的人事關係始終放在中央音樂學院。很多人勸他把人事關係轉到國家機關，級別更高，待遇更好，但他沒有同意。
　　1993年底，張小夫從法國留學回來，在吳祖强的建議下，回母校創建了「中國現代電子音樂中心」。中心起步之初，吳祖强擔任了首席藝術顧問。2001年，中央音樂學院正式開始招收電子樂作曲本科生，張小夫稱之爲中國現代電子音樂發展的里程碑。
　　張小夫說，吳祖强古典音樂功底深厚，不見得喜歡現代音樂，但他還是始終支持學生的探索。1980年代，譚盾、郭文景、葉小綱都從事「新潮音樂」，吳祖强經常力排衆議給予支持，讓學生們一直感念。
　　2000年夏天，郝維亞陪老師吳祖强去北四環看剛分到的新房子。到了門口，吳祖强從包裏拿出一套像宿舍管理員用的大板鑰匙，硬紙板邊緣被他掏了一些整整齊齊的小孔，用細繩穿過小孔扎住鑰匙，在對應的鑰匙孔邊上工整地寫上防盜門、大門、客廳、臥室、厨房、陽臺、衛生間1與衛生間2等字樣。進門後，他從包裏拿出兩個瓷兔娃娃擺放在客廳的窗臺上，說自己和老伴都屬兔，是一對兔爺爺和兔奶奶。隨後來到書房，他讓郝維亞幫忙打開隨身的拉杆箱，取出一套三聯出版的金庸全集，說以後退休了一定要連續看一遍。這一系列操作，讓郝維亞至今難忘。
　　吳迎自幼學習鋼琴，他有時會爲父親感到惋惜，覺得父親的創作技術尤其是作曲配器、和聲技巧都是頂尖水平，但行政工作越來越繁重，沒有機會再作曲了。
　　范乃信1991年師從吳祖强讀博，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吳祖强晚年的創作力减弱，除了因爲行政事務繁重，可能還因爲他所接受的音樂教育、創作方法和理論已難以與當下潮流同步，因此選擇退居幕後，教書育人，擔任行政工作。
　　吳祖强曾爲作曲、音樂學和指揮3個系開設音樂作品分析大課，1962年其授課講義《曲式與作品分析》出版，成爲國內音樂藝術院校和師範院校音樂專業的主選教材。受此影響，範乃信畢業後留校任教，也一直教授曲式與作品分析這門課程，並且仍然在用這本教材。他認爲，一直到現在，中央音樂學院走的仍舊是吳祖强等人奠定的道路，即不保守、精英化、專業化。
　　吳祖强曾寫過一篇關於作曲家的隨筆。他說，音樂不擅長說理，却長於表情，音樂必須動人，充沛的激情是使音樂得以翱翔的翅膀。同時，因爲聲音轉瞬即逝，所以音樂作品是一種特別講究結構邏輯的藝術，要求作曲家飽滿的熱情後有清晰的頭腦。
　　在文中，他還引用了世傳公孫尼子所作《樂記》中的一段話：「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髮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