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遙完全不打算在疫情後「報復性消費」。4月被裁後，她一直沒落實新工作。收入的大幅下降與未來的不確定性，讓她不得不在開支上有所縮減。「非必要消費減少了」，與之前有穩定工作相比，付文遙少了很多「可有可無的開銷」。
　　根據國家統計局5月發布的數據，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483億元，同比下降11.1%。「4月份本土疫情多發頻發，波及全國多數省份。」國家統計局貿易外經司統計師付加奇在解讀該數據時提到，居民外出購物、就餐減少，非生活必需類商品銷售和餐飲業受到明顯衝擊。
　　在北京工作了五年多、目前待業做兼職的趙雨菲，對於大額消費品也更加謹慎。從國家統計局數據來看，可選消費受衝擊較大，化妝品、金銀珠寶、通訊器材和服裝鞋帽紡織品類降幅均超過20%，而糧油、食品類等生活必需品保持了增長。
　　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核心因素。應届生就業壓力增大，部分地區及行業受疫情影響導致失業率上升、收入下降，加上收入差距變大，都會影響消費能力。去年畢業後考研失敗的林熙入職了一家北京的外包公司，第一個月到手工資只有3000多元，消費隨之減少。在上海從事短視頻拍攝行業的孟偉最近剛收到降薪的通知，他隨後停掉了花唄、信用卡，未來偏向於存錢而不是花錢。
　　消費習慣在發生變化，更多人不想消費、偏向儲蓄。根據央行對50個城市2萬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今年一季度，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占23.7%，比上季減少1.0個百分點；選擇「更多儲蓄」的受訪者則占 54.7%，比上季增加2.9個百分點。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王軍近日撰文總結：「企業經營愈加困難，有效融資需求十分乏力，企業投融資意願嚴重不足，有錢也不投、給錢也不借、價格低也不借；居民部門也是一樣，無論缺不缺錢，都不花錢，既不買車，也不買房，無論是居民戶房貸、非住房消費貸還是經營貸，均出現了負增長，其中個人按揭貸款更是出現了歷史上第二次的『淨償還』，居民全面去杠杆的趨勢明顯。」
　　與此同時，提振消費的措施正在陸續出臺。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5月以來，全國累計超過50個城市采用發放消費券等方式刺激消費。不過，消費券只是一種「救急」措施，如何多角度提振消費，已經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衝動消費減少，可選消費受挫
　　三年前，付文遙剛到北京工作時，是認爲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業的。她本科畢業於985高校外語專業，碩士畢業於QS排名前100的海外高校。畢業來到北京，出於對書籍的喜愛和外語能力的優勢，她選擇了出版業，然而在工作三年多後，薪水到手仍只有6000多元。
　　能够負擔起海外碩士數十萬元的花費，付文遙家庭條件不錯，父母一直給女兒力所能及的支持。在她上學時，只要東西價格不太誇張，都是「想買就買」。她還清楚地記得，英國商場裏賣的ysl口紅是27英鎊一支，對她來說再普通不過。回國前，她在免稅店買了好多口紅、香水，到現在都沒用完。然而，上班以後她就再沒買過100元以上的口紅。
　　她也曾是電影院的常客，幾乎一有好片子，她就會去電影院。剛到北京時，她也沒錯過電影節。但現在，她都會等網上資源出來了再看。疫情前，每年她都會跟家人出國游，但這兩年，她只在去年疫情緩和時，在周邊城市玩了幾天。
　　今年，付文遙的消費習慣更加謹慎。她平時記賬，要求自己在每個月房租以外的花銷不超過2000元。有時候，她覺得自己的消費甚至有些「苛刻」，在有聚會、開銷多的那個月，她會刻意減少吃飯的花銷，午飯常常在便利店花10元以內解决。
　　4月，入職一家新公司後不久，付文遙在試用期被裁了。待業期間，她會把房租水電平攤到每天來計算支出。每天一睜開眼，就要付出去幾百元的基本生活費。
　　節省成了生活的一大命題。爲了最大程度使用優惠券，她常常分兩單點一份外賣。她經常參與信用卡的活動，前幾年，招商銀行信用卡有一個紅包活動，每還款1000元，可以抵扣3元。爲了多抵扣幾次優惠，她把每個季度的房租拆成多份，每份1000元，算下來交一個季度的房租可以抵扣接近20元。
　　各種常規任務也可以攢積分。每天看銀行App上的文章，攢積分也可以換還款金，「雖然沒幾塊錢，但也是錢。」付文遙說，北漂的不確定感很强，很多時候都覺得自己好像在懸崖邊上，沒有後盾也沒有人能拉自己一把。
　　最近，她回了老家。由於老家沒有對口工作，所學專業考公考編也受限制，她就去了一家民辦高校應聘商務英語老師。儘管該崗位沒編制、月薪四千，在試講兩輪、面試一輪後，最終錄取的却是一名五十多歲、之前從事外貿行業的大哥。
　　「現在只能節流了。」付文遙一直有很强的危機意識，出於對未來收入的擔憂，她把開支一降再降。由於吃住都在家裏，開支減輕了，衣服、香水等可有可無的東西也不買了。
　　與付文遙一樣，選擇主動壓縮開支的群體越來越大。根據國家統計局5月發布的數據，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483億元，同比下降11.1%。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影響消費有多個因素。「首先是供給衝擊。本土疫情多發頻發，波及全國多數省份，部分企業減産停産。」趙萍指出，4月份製造業生産指數和新訂單指數明顯下降，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也繼續下降，商務活動指數連續兩個月明顯回落。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衝擊導致消費場所、場景減少，消費需求無法得到及時滿足。
　　「其次是需求收縮。由於疫情導致社交場所、社交場景減少，旅游、餐飲、工作場景明顯減化，相關的商品消費需求也出現減少。」趙萍說，再加上預期轉弱，衝動性購買行爲大幅度減少，消費更趨理性謹慎。
　　衡量居民消費態度的數據還有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支出與可支配收入之比)。根據官方數據計算，2021年，全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爲68.6%，而今年一季度消費傾向已經下降到61.8%。
　　消費降低也體現在貸款減少上。央行發布的《2022年4月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4月不含住房貸款的消費貸款減少1044 億元，同比少增 1861 億元。
　　而同時引發討論的，還有要不要提前還貸。秦柳在2019年貸款買了一套房，每月固定還貸。今年，她下定决心提前還房貸。「說不定哪天就被封在家裏或者被裁員。」秦柳說，存款利率、理財收益率也並不合算，她擔心爲了跑贏房貸、追求高利率，最後可能鶏飛蛋打，本金都沒了。爲此，她决定勒緊褲腰帶，在29歲之前還清80%的貸款。
　　失業率上升影響消費
　　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核心因素。部分行業近年來受影響較大，失業率上升導致很多人收入預期下降，從而影響消費。
　　趙雨菲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廣東人，在北京讀完研究生後，順理成章留了下來，從事成人教育工作。2020年工資最高時，一個月能拿一萬八。「這在教培行業不算高。」趙雨菲說，但已經能支撑起讓她滿意的日常生活。她出生於農村家庭，對「精緻」的生活沒有太大嚮往，即便買過一瓶一千多的面霜，對於奢侈品的追求也只是很短暫的，「買這些挺虛無的，我能過個小日子就可以」。
　　在北京，要過上舒適生活的開銷也不低。房租就接近3000元，平時和朋友聚會也都要人均100多元。她還上過一年健身房的私教課，每節課四五百元，算下來花了一萬多。疫情前，她每月都會看兩三場話劇，座位稍微好點的就得200元以上。
　　趙雨菲一直沒有積累財富的目標。她在大公司工作過，却經常陷入焦慮和抑鬱，後來就盡可能放低了期待。「放鬆一點」，她說，她沒想過在北京買房定居，光靠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希望。
　　工作五年多，趙雨菲並沒存下錢。她陸陸續續給家裏轉錢，去年父母在農村建好房子缺錢裝修，她轉了十萬元回去。在薪水最高的時候，她花重金做了牙齒矯正，到現在還在還貸。那是在私人診所找的名醫，價格是市場價的四五倍。「那是一項衝動消費」，趙雨菲說，正畸開始了就不能回頭，當時想的只是自己能掙到這個錢。
　　趙雨菲此前並未對行業前景過多擔憂，即便是在去年大調整教培行業時，她也認爲自己做的成人教育不會受到波及。但情况却很快發生了變化。由於行業整體受影響，公司融資越發艱難，資金流趨緊，今年1月份，她所在的組整組被裁，接到通知的第3天就拿了賠償走人。
　　被裁後的第一周，趙雨菲面了好幾個崗位，但能明顯感到「行業不景氣」了。她對應聘上的崗位並不感興趣，覺得「那不是自己想做的」，於是轉而選擇兼職。「每天在家辦公，周一到周五幹活，周六休息，周日看心情。」她現在的兩份兼職，少的時候一個月賺5000多元；如果每天從早上9點幹到晚上10點，一個月能賺八九千元。
　　她搬離了之前的房子，現在的房租比之前少幾百元，但也要2500元左右。加上每個月2000多元的社保，她時常入不敷出。她不得不把開支減半，日常開銷壓到了1500元。衣服、化妝品已經很少買了。在家辦公，兩三個月才會見一見朋友，社交花費也少了，手機、電腦等電子産品更是能用則不換新。她之前習慣點外賣，現在每天都至少會做一頓飯。
　　趙雨菲的困境，是當下很多年輕人的寫照。青年人失業率在不斷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爲6.1%，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爲18.2%，是該數據發布以來的歷史高點。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1000萬，與之伴隨的是「就業難」。
　　23歲的林熙去年從會計專業本科畢業，考研失敗後，今年4月她入職了北京一家政策銀行的外包公司，第一個月到手工資3000元出頭。在交完房租後，她還剩1500元，在高消費的北京難以維持生活，每月還需要父母接濟。她已經在不斷降低物欲，也不願長久接受父母的支持，爲了解决目前的困境，她决定今年考公考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經濟下行持續時間較長、當前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要高度重視其對就業及居民收入的影響，對基本民生的影響。
　　在疫情封控持續時間長的部分地區，收入受影響尤爲明顯。在上海從事短視頻行業的孟偉最近收到了年薪下調的通知。由於工作需要出外景，4月以來，他的工作量一直爲零。「不能亂花錢了。」孟偉說，這幾個月他都沒買過大件，以前買的鼠標都在1000元左右，最近換了100多元的。花唄、信用卡也停用了，「不想給未來挖坑」。
　　消費偏弱或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消費不足，明顯弱於出口和投資，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突出特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如今在疫情等外部因素衝擊下，這一現象又有捲土重來之勢。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消費在整個GDP中的占比持續提升，經濟結構逐漸改善，然而發生疫情後消費就垮下來了。」
　　據公開資料，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在80年代超過50%，隨後下降到2010年的39%。此後逐漸改善，在2018年GDP中，居民消費占比爲44%。近兩年，消費受疫情影響較爲明顯，2020年中國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低於40%，而美國這一比重爲67%。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王軍此前撰文稱，經濟主體對未來的預期依舊非常弱，對政策刺激處於無感狀態，不想擴大投資和消費，只想有錢還債，已經呈現一定程度的資産負債表衰退迹象。消費偏弱的格局在疫情沒有得到根本和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恐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針對疫情對消費的影響，張立群建議，首先應儘快完善疫情防控的相關措施，儘量減少疫情對消費活動的影響，「最近兩年我們一直在努力統籌好疫情防控和全面復工複産的關係，取得顯著成就。同時也要看到目前疫情對於消費特別是綫下消費的影響仍然明顯。如何科學、精准地防控疫情，儘量減小其對消費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工作。」
　　另一方面，張立群認爲提振消費是一個系統工作，促進消費的基礎在於保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在兩年疫情持續衝擊之下，市場主體面對的困難越來越大，尤其是小微企業包括個體工商戶的困境尤其突出，而就業恰恰是要靠這1.5億多市場主體來支撑。目前圍繞保市場主體的政策力度在顯著加大，確保市場主體能够渡過難關，在經濟全面恢復向好的基礎上，儘快增加就業，促進居民收入和形勢好轉。
　　趙萍也提到，目前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5%以上來自於工資，中小微企業是就業的主力軍。提振消費，要通過減稅降費幫助幫扶困難企業，穩住市場主體，幫助受到疫情影響更大的中小微企業渡過難關，就可以促進實現就業目標，穩住居民的收入預期。此外，趙萍認爲要鼓勵企業創新發展，通過研發經費所得稅前扣除，以及發放研發補貼等方式，鼓勵企業以更多的新産品、新服務、新業態激發消費潜力，提升消費體驗，促進供給與消費之間的良性循環。
　　與居民消費占比下降相對應的是，政府和企業支出占比上升。此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蘭小歡曾指出，這些支出絕大多數用於了政府和企業投資。蘭小歡認爲，由於地方政府將大量資源用在了基礎設施建設和招商引資上，民生支出比如公共衛生和教育支出相對不足，加上房價過高等因素，長期以來居民需要提高儲蓄以應對相應支出，導致儲蓄率上升而消費降低。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拉動中國GDP增長的主要是投資和出口，而消費則相對不振。
　　「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和消費補貼力度，減輕消費者在公共服務支出方面的負擔，讓其輕裝上陣，擁有更强的消費實力。」趙萍建議，財政資金相對充裕的地方政府，還可以通過發放消費券或者其他消費補貼等方式，促進消費市場恢復增長。
　　張立群指出，提振消費需要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帶動作用。要通過政府對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有效投資，增加企業訂單，促使企業恢復生産，從而帶動就業形勢好轉，增加居民收入、拉動消費。
　　王軍則認爲，目前穩增長、穩投資的「主力軍」無疑是基建，但基建投資的持續擴張受制於債務風險管控和投資回報率高的優質投資項目稀缺等因素，對經濟增長拉動的可持續性不强。從短期來看，穩增長的核心應該是穩消費，穩消費的關鍵是財政政策擴張，財政政策擴張的最優抓手是消費券。
　　發消費券，還是發現金？
　　據《中國新聞周刊》不完全統計，5月以來，全國超過50個城市發放了消費券。就發放行業而言，汽車、家電、餐飲、文旅等是本次消費券發放的重點領域。在發放方式上，主要通過互聯網平臺發放電子消費券，例如紹興派發消費券達1億元，甚至可用於綫上外賣。
　　趙萍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根據發放消費券的目的不同，中國地方政府發放的消費券可以分爲三大類：一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代金券，可以在消費時直接用於支付商品和服務的價款；二是面向特定行業發放的消費券，具有折扣券和抵用券的功能，可以在購買一定金額的商品和服務時抵用部分價款；三是面向企業發放的代金券，用於抵扣企業需要支付的部分稅款和五險一金等。從目前國內發放的消費券來看，消費券的主體是第二種類型。
　　經濟學者普遍認爲，消費券作爲救急措施，在短期內對消費會産生提振作用。趙萍指出，在消費券重點支持的領域，消費回暖的速度明顯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發放消費券以及2020年發放消費券，都對提振消費意願，營造消費氛圍，促進消費回暖産生了積極作用。
　　趙萍認爲，面向低收入群體發放的代金券，可以發揮財政轉移支付的功能，具有扶貧和托底的作用；面向特定行業發放的，具有折扣券、優惠券特徵的消費券，對於消費産生作用是基於杠杆原理，加速消費回暖，幫助受到疫情衝擊的行業減少損失。
　　不過，有受訪者表示，一些消費券優惠力度並不吸引人，還有搶券等技術門檻限制；此外，部分消費券對使用場所設有限制，大多要求在城市商業區使用，使得偏遠、農村地區人群受益較少。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消費者産生顧慮的原因是之前發放消費券的幅度小、數量小、規模小。
　　在一些財政資金充裕的地區，消費券的補貼力度更大。深圳市商務局自5月1日起推出「消費電子和家電購置補貼」活動，消費者購買相關電器數碼産品，每人累計最高補貼2000元。
　　王軍建議，爲提振疲弱的總需求，當前應主要依靠財政政策發力，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杆，適當擴大赤字規模和國債發行規模。爲紓困疫情受損民衆和低收入群體，激活最終需求，建議以發行特別國債的方式籌措資金成立促消費特別基金，並向全國範圍內特定群體或全體民衆發放普惠性質的現金補貼或消費券。
　　不過，趙萍也認爲，消費券的資金畢竟是來自於財政收入，如果長期大規模發放發放可能會增加財政負擔，也會導致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從長期來看，消費的持續增長還需要打造良好的消費環境，不斷完善消費增長的長效機制。
　　此前，林毅夫、姚洋、黃益平、沈艶多位學者共同倡議，對封控的地區每個家庭發放1000元支持消費，其中500元以消費券形式，針對所在地中小企業的産品，支持這些行業的消費；另外500元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發放，有利於推廣數字人民幣。
　　另一個圍繞消費券的爭議是發現金還是發消費券。張斌認爲，消費券在規定時間期限內就要花掉，對消費刺激更明顯。但對於中低收入家庭，發現金對其紓困作用更明顯。
　　中信證券原董事總經理、國家金融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高占軍撰文稱，發放消費券與現金並行不悖。他援引多位美國學者的倡議，現金除了促進消費和提振經濟，還可救助民生，避免人們陷入深度貧困。有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最需要的是發錢，在失業、貸款的壓力下，維持日常生活避免陷入困境，急需資金填補空缺。
　　趙萍認爲，相較現金，消費券可以直接作用於消費，只有參與消費活動才能獲得消費券補貼。如果發放現金，可能會轉變爲儲蓄，並不一定都用於消費。其次，消費券對消費的撬動會産生杠杆效應，可用較少的財政補貼，撬動數倍於補貼規模的消費增長；此外，消費券的政策支持方向更加明確，面向受到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或企業發放消費券，具有定向扶持作用，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蔣芷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