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經濟放緩，各類風險開始釋放。金融是服務業之王，這些風險最終都會傳導到金融體系。
　　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爲主導，而細看銀行系統的結構：截至2021年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達4602家，八成爲中小銀行，它們的總資産約占銀行業總資産三成。這意味著，中小銀行的健康發展將事關整個銀行業的穩定。
　　金融是對風險定價的行業，背後依賴嚴密的風控，這恰恰也是中小銀行治理的短板。當風控存在漏洞，中小銀行也容易成爲金融腐敗的高發地。
　　近期，不斷湧現的中小銀行風險事件，讓人們不禁思考，中小銀行到底怎麽了？
　　地域性問題
　　近年來，金融反腐成爲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重要議題。隨著對中小銀行風險的集中處置，地方中小銀行成爲過去三年來金融反腐的重點對象。中小銀行廣義上包含除國有大行之外的其他本土銀行，如股份制銀行、城商行，以及農商行、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但當下股份制銀行和發達地區的城商行，資産動輒過萬億，往往不被看作中小銀行，因此本文將討論對象聚焦在城商行和農村金融機構（含農商行、村鎮銀行、農信社、農村合作銀行等）。
　　今年5月，銀保監會曾在一次媒體通氣會上披露，2021年以來，已經對金融風險重災區的遼寧地區63名「中小銀行一把手」採取了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而據南風窗記者統計，遼寧地區共有75家中小銀行，這意味著遼寧相當一部分的中小銀行都出事了，也暴露出中小銀行金融腐敗的地域性問題。
　　事實上，地域性特徵與地方中小銀行的金融腐敗如影隨形。據南風窗報道，2020年落馬的91名金融幹部中，有37名來自中小銀行，山西、安徽和四川三省是金融官員集中落馬的區域。
　　細看遼寧這批中小銀行「一把手」的處罰通報，「違規發放貸款」「利益輸送」等，是這些銀行「一把手」落馬的關鍵詞。
　　正如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所言，「一些城商行出現風險，暴露出其公司治理形同虛設，大股東分散入股、巧取豪奪，內部人控制、嚴重腐敗，機構偏離定位、野蠻擴張，業務風險快速累積，直至全面毁發」。
　　這些畸形的現象，在現實中都能找到鮮活的案例。如遼寧某農商行的大股東，除了派駐行長之外，還派了幾名董事，而這些大股東派駐的行長和董事，經常趁董事長不在時，違規召開董事會，直接干預銀行經營。
　　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中小銀行的定位是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從股東結構、幹部任免到金融監管，都有較强的地域性。在這種情况下，中小銀行內部股東的話語權過大，無疑加劇了風險。
　　上述新聞通氣會上，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介紹，2018年以來，銀保監會累計處置高風險農村中小銀行627家，處置不良貸款2.6萬億元，金額超過前10年的總和。「現階段，村鎮銀行整體經營狀况比較穩健，不良貸款率在4%左右，撥備覆蓋率在110%左右。」
　　撥備種蓋率，是衡量銀行對壞賬風險抵抗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一般來說，撥備覆蓋率越高，說明銀行有足够的資金來抵禦風險。截至2021年末，我國大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爲1.47%，而撥備覆蓋率高達220%，是村鎮銀行的兩倍。
　　此外，去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機構評級結果，透露了兩個信息點：一是，國內高風險金融機構集中在農合機構（含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信社）和村鎮銀行，分別有186家和103家。同時，城市商業銀行中，也有10%(即10家）爲高風險。二是，從地區分布來看，存量高風險機構數量呈現區域集中特點。截至2021年末，存量高風險機構主要集中在四個省份。
　　可見，地方中小銀行的腐敗和高風險，都有地域性特徵。
　　野蠻生長
　　在我國，銀行都是持牌經營，按照經營範圍的不同，可分爲全國性銀行牌照和地方性銀行牌照，而大多數中小銀行屬於後者。這意味著，地方中小銀行的經營範圍限定在局部區域。
　　儘管各類地方中小銀行都有自己的明確定位，如城商行要服務地方經濟，村鎮銀行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等，但不容忽視的現實是，中小銀行的信用本身就不如大型商業銀行，當這些大型商業銀行紛紛將業務下沉，地方中小銀行的攬儲和放貸都變得更艱難，於是就有了突破本地經營的需求和衝動。
　　所以，可以看到，資金實力較雄厚的城商行，選擇入股或控股消費金融公司，獲得消費金融牌照來突破區域限制，實現異地展業。據南風窗記者統計，目前的30家消費金融公司中，就有18家爲城商行系消費金融公司。
　　而更多地方中小銀行的選擇是，在2016年金融監管收緊前，通過大型流量平臺或者互聯網金融平臺來實現異地展業。具體做法是，一邊借助這些第三方綫上平臺，高息吸收全國各地居民的存款，從而實現資産規模的快速擴張；一邊又通過和這些綫上平臺聯合放貸，消化快速膨脹的資本。
　　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孫天琦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某中小銀行的互聯網存款占各項存款的比例達70%。可見，互聯網存款已成爲部分中小銀行存款的主要來源。
　　這樣的隱憂是，高息攬存會推高銀行的負債成本，基於銀行存貸差的基本模式，就會促使這些地方中小銀行在放貸時，尋求資産回報率更高的融資需求或業務，才能獲得利差。這樣就會帶來兩個後果：資金不可避免地會留在金融體系空轉，擠壓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服務空間；推高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令人欣慰的是，過去3年，監管層先後三次發文，規範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業務，明確規定了聯合貸款中的出資比例和風控要求，更是直接叫停了地方法人銀行的跨區互聯網貸款業務。而且，去年1月，銀保監會和央行發布《關於規範商業銀行通過互聯網開展個人存款業務的通知》，要求互聯網平臺銀行存款業務全面下架，「存量到期自然結清，不可發生增量」。
　　監管仍在加碼。去年6月，監管調整存款利率定價機制。過去，銀行的存款利率按照「基準利率x倍數」的方式定價，其中基準利率由央行確定，具體倍數由銀行自主協商决定。這種情况下，爲了實現差異化競爭，地方中小銀行往往會採取比國有大行更高的倍數，從而提高實際存款利率來吸儲。但調整後，採取「基準利率+基點」定價，不僅利率是固定的，讓中小銀行失去了自主權，且實際執行利率都比以往同期産品要低，讓中小銀行在攬儲競爭中的微弱優勢也沒有了。
　　然而，對地方中小銀行來說，監管政策的變化之外，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對它們的影響更深遠。
　　過去十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銀行業的資産回報率也持續走低。相比大型商業銀行，地方中小銀行資本回報率下降幅度更大。可以看到，以往中小銀行股權拍賣的熱鬧場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中小銀行股權流拍常有發生。
　　同時，隨著區域經濟的分化，不同地方的中小銀行，不論是資産規模還是資産質量都開始分化。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中小銀行出現壞賬的風險更大。如早在2018年，根據國家審計署的報告，河南省就有42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超過5%的警戒綫，而當年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爲1.83%。
　　治理模式
　　與國外銀行業相比，中國銀行業的集中度幷不高。這與過去數十年中小銀行的快速成長有關。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我國中小銀行雖然數量多，但它們的資産規模小，不良貸款率髙，且盈利能力不行。
　　據銀保監會數據，截至2021年末，地方中小銀行的淨利潤總額爲4524億，占銀行業淨利率的20.71%，平均每家銀行淨利潤不足1.5億。
　　與國有大行的實控人爲財政部不同，地方中小銀行的實控人多爲地方政府或地方融資平臺。所以，地方中小銀行過去的發展，無形中享受著政府的信用背書。從這個意義上看，過去中小銀行的擴張，本質上是地方政府信用的擴張。
　　過去數十年，地方經濟發展大多以城鎮化爲契機，通過基建、房地産投資驅動經濟發展。這也讓房地産成爲地方中小銀行貸款的主要流向。
　　而這兩年，房地産調控和融資的擇續收緊、房地産金融的風險煨發、樓盤爛尾時有發生，這些都助推中小銀行壞賬攀升。數據顯示，僅今年上半年，中小銀行累計處置不良貸款5945億元，比上年同期多處置1184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村鎮銀行的涉農貸款，也被投入房地産領域，成爲潜在的風險。
　　據浙江省審計廳2018年對浙江48家村鎮銀行涉農貸款用途的審計結果，2015—2017年，有12家村鎮銀行約4億元的涉農貸款投向房地産、證券期貨市場、政府融資平臺等，也有部分村鎮銀行將央行的支農再貸款投向非農領域。
　　地方中小銀行偏離主業，導致風險煨發，歸根結底是它們的股東股權管理混亂，公司治理存在漏洞。這也是過去三年中小銀行風險整治的重點。從監#對地方中小銀行展開的股東股權專項整治成果可以看出，這些銀行的股東干涉機構正常經營、利用關聯交易進行利益輸送等亂象突出。
　　地方中小銀行的股東，除了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還有當地的知名企業法人，甚至在村鎮銀行的股東裏，還有部分自然人股東。股權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公司治理水平，當自然人股東過多，中小股東話語權較弱，大股東容易形成一言堂，這或是村鎮銀行不良率和盈利能力較差的原因之一。
　　據《第一財經》的統計，從已披露的2021年數據來看，盈利的村鎮銀行，305家，淨利潤超億元的有5家，最低的淨利潤爲2.88萬元。另外，淨虧損的村鎮銀行有28家，占比8%。
　　如今，通過引入優質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來參與幷購重組農村中小銀行，來化解地方中小銀行風險，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據南風窗記者統計，2020年以來，至少有20家中小銀行已經完成或正在經歷合幷重組。與此同時，爲了加大對中小銀行補充資本金的支持，中小銀行專項債也重出江湖。
　　對中小銀行的風險整治，是必然要經歷的陣痛。願陣痛過後，中小銀行能重回主業，爲地方經濟轉型提供新活力。
（何治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