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17日，盧泰愚60歲生日之際，一批記者來到青瓦台，送了他一個很特別的生日禮物：一個特製的碩大地球儀。地球儀上用綠色標注著盧泰愚就任總統以來與韓國建交的39個國家，其總面積比他就任總統前建交的國家總面積大得多。
　　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中國領土上塗的是淺綠色。嗅覺敏銳的記者們已經聽到風聲：兩國即將建交。
　　果然沒過幾天，8月24日，中韓兩國正式宣佈建交。
　　中韓建交30年之際，當年出任中國駐韓國第一任大使的張庭延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建交是雙方的事。從韓方來講，儘管盧泰愚的前任也曾呼籲過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但真正將之付諸實踐的是盧泰愚，中韓建交表明盧泰愚是有眼光的。從中方來講，從鬆動中韓關係到建立外交關係，沒有一個上呈文件不是經鄧小平審批的，中韓建交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成果。」

雞犬之聲相聞，不能老死不相往來
　　「我們與韓國建交沒有時間表。」
　　1992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按慣例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在歷年的記者招待會上，常有外國記者提問，探聽中國和韓國的關係是否會有變化，錢其琛的回答總是：中國的立場沒有變化，我們不會與韓國發生任何官方關係。這一年，他的回答卻不同了。
　　「沒有時間表」，其潛臺詞其實是說，已經提上日程了。
　　錢其琛曾說，中國要與韓國建交，難點並不在於雙邊關係，而在於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多年來，中國和朝鮮保持著傳統友誼。改革開放後，中國與十幾個亞洲周邊國家的關係都在改善和發展，唯獨與韓國仍然互不承認。
　　但是調整關係已是勢在必行。
　　1985年，鄧小平在談到中韓關係時說，中韓發展關係，對我們還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經濟上有好處；第二，可以使韓國割斷和臺灣的關係。
　　後來，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幾次談起中韓關係。他說，中國同韓國發展關係有利無害，經濟上對雙方有利，政治上對中國的統一有利。現在時機成熟了，發展經濟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更快一些。發展兩國民間關係，是一著重要的戰略棋子。同時他也提到，做這項工作要十分慎重，處理起來要很謹慎，要取得朝鮮的諒解。
　　1988年2月，盧泰愚就任韓國總統，在上任之初就提出「北方政策」，即在他的任期內與中國、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其中與中國建交是重中之重。
　　但長時間來中國政府採取的是政經分離的方針。1990年中韓貿易額達38億美元，1991年有望突破50億美元，1991年初雙方在對方首都互設了貿易辦事處。
　　很快，一個新的難題又擺在了中國面前。
　　當時朝鮮和韓國在聯合國裡都只有觀察員身份。多年來朝鮮一直反對南北雙方分別加入聯合國，擔心那樣會使南北分裂永久化，但是韓國卻謀求單獨加入聯合國。到1990年9月，韓國與蘇聯以及絕大部分東歐國家都已建交，韓國加入聯合國的努力得到越來越多成員國的支持。
　　1991年5月，李鵬在訪問朝鮮時告訴朝方，今年聯合國大會期間，如韓國再次謀求加入聯合國，中國將難以持反對態度，而一旦韓國單獨加入了聯合國，朝鮮再想加入就會遇到困難。
　　經過溝通協調，中朝採取了一致立場。這一年9月，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了聯合國。
　　11月，錢其琛首次來到漢城，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會議，這是中國作為亞太經合組織新成員第一次出席該會議。
　　中國外長出現在漢城，這是破天荒的事情。代表團被各國媒體包圍，大家最關心的不是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問題，而是中韓關係是否會發生變化。
　　盧泰愚在青瓦台集體會見了各成員部長，之後，單獨留下了錢其琛。
　　錢其琛回憶，盧泰愚雖是軍人出身，但比較溫和，風度儒雅，在中韓建交問題上的態度相當堅決。這時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了，因此他比較著急。
　　盧泰愚單刀直入地說，韓國的西海岸與中國的山東半島之間雞犬之聲相聞，幾十年的相互隔絕是令人遺憾和不自然的。韓國真誠地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並早日實現建交。
　　錢其琛沒有直接回應這個問題，只是說，中韓既然是近鄰，雞犬之聲相聞，就不能老死不相往來，希望雙方共同努力，使中韓關係更好地發展下去。同時他含蓄地提出，希望美國和日本與朝鮮改善關係。
　　儘管沒有直接回應韓方，但中方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也因此，錢其琛在1992年3月的兩會上對外發出了這樣一個微妙的信號。

秘密談判
　　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張庭延回憶，錢其琛從漢城回來後，亞洲司內部開始深入研究與韓國的關係問題。他們感到，與韓國談判建交的條件已基本成熟。正當中方在尋找一個與韓國接觸的合適時機和方式時，一個良好的契機不期而至。
　　1992年4月，亞太經社理事會第48屆年會在北京舉行，時任韓國外務部長官李相玉率團出席。經與韓方商量，會議期間安排了一場不為外界所知的活動。
　　錢其琛在釣魚臺單獨會見了李相玉，與他討論了中韓關係問題。錢其琛建議，中韓正式談判建交的時機還不成熟，但可以先建立聯繫管道，先就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的可能性進行探討。李相玉欣然同意。雙方商定，任命一位副部級首席代表和一位大使級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領工作班子儘早在北京和漢城開始會談。
　　5月初的一天，從外交部被借調到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工作的張瑞傑大使接到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王英凡的電話，讓他第二天去一下外交部商議要事，不好在電話裡講。
　　第二天，司長告訴張瑞傑，根據中韓外長協定，雙方要建立秘密接觸管道，中方任命副外長徐敦信為首席代表，任命他為副代表。
　　張瑞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自己曾作為東北商業代表團成員和中國駐朝鮮大使館館員在朝鮮工作過多年，1959年回國，擔任過主管朝鮮工作的亞洲司副司長。1982年後，他長期被派駐國外當大使，對近10年來的朝韓情況缺乏瞭解。準備時間只有一周，他緊急閱覽材料，瞭解情況。
　　由張瑞傑率領的工作班子中還有來自外交部亞洲司、條法司等部門的6人，其中擔任翻譯的邢海明是現任中國駐韓國大使。
　　韓方首席代表是外務部次官盧昌熹，副代表是外務部亞洲局局長權丙鉉。
　　在漢城，臺灣「大使館」人員對中韓接觸異常敏感，到處刺探動靜。因此，保密是第一要務。
　　權丙鉉以「老父病重」為由向外務部請了假，擔任中文翻譯的李英百早晨上班時在外務部門口被「綁架」到另一秘密地點去上班。工作班子在青瓦台附近租了幾間辦公室，秘密工作了兩三個月，直接受盧泰愚領導。
　　因為漢城耳目眾多，韓方建議第一輪會談先在北京舉行。工作班子連家人都沒有告訴，七個人兵分三路，彙集北京。
　　5月13日中午，張瑞傑在首都機場迎接第一次來北京的權丙鉉。權丙鉉個子不高，性格和善，他有些緊張，一直在警惕地觀察四周。後來張瑞傑得知，權丙鉉是怕被在北京的韓國記者發現，引起懷疑。
　　雙方代表團都住進釣魚臺國賓館東南角偏僻的14號樓，韓方代表團住在中方代表團樓上。韓方代表入住之後很少出樓門，中方人員建議他們到院子裡散散步，去頤和園一遊，都被婉拒。
　　次日，中韓開始會談。中方想先進行一般性商談，摸一下韓方想法。這也是張瑞傑第一次同韓國官員正面接觸，他主要談形勢、談原則，著重強調了臺灣問題不容商量，表示願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但未提「建交」字眼，也沒提關係正常化。
　　出乎意料，權丙鉉當即回應：中方談的內容同韓國政府立場一致，他們完全贊成；韓方希望儘快消除兩國關係的不正常狀態，儘快建立外交關係。他說：「我們此行是充當清道夫角色，讓我們一起把路上的障礙打掃乾淨，以使兩國建交的道路暢通無阻。」
　　這樣，以建立秘密管道為名的會談，實際上變成了建交談判。
　　雙方在建立外交關係上沒有其他障礙，主要還是臺灣問題。第一輪會談，雙方沒有正式就這個問題進行談判，只在私下裡進行了溝通。
　　韓國在法理上繼承了1919年在上海組建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冷戰時期與臺灣同為在遠東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堡壘，作為亞洲四小龍成員又有著極為密切的經貿關係，韓國社會中存在較強的親台勢力。權丙鉉有時會約張瑞傑在樓棟四周散步聊天，以「韓台關係特殊」為由，試探中方在臺灣問題上能否放寬條件，允許韓台之間存在政治往來。張瑞傑則反復向他強調，韓台之間只能有民間交往和貿易往來。第一輪會談就這樣無果而終。
　　半月後，雙方在釣魚臺進行了第二輪會談。韓方人員這一次選擇了夜班飛機，到後被中方人員摸黑接上汽車，又摸黑住進了釣魚臺。
　　中方重申了要求韓國與臺灣「斷交、廢約、撤館」的建交三原則，這次韓方有所退讓，但強調韓台關係建立已久，要求中方同意其在中韓建交後與臺灣保持「某種特殊關係」。中方判斷，這是韓方的最後一張牌，只要堅持既定方針，談判就有可能突破。
　　每次會談時，張瑞傑面前放著幾頁紙的發言提綱，其他人面前放著幾張白紙便於記錄。韓方則是拉開陣勢，權丙鉉每次都用包袱皮兜一大包文件放在腳下，其他人也各提一兜文件。權丙鉉發言後，分坐左右的人員一會兒遞上一份文件讓他看某一段，一會兒遞來一張條子，在他耳邊嘀咕幾句。事後他開玩笑說：「我真羡慕張大使，他胸有成竹，別人也不干擾，我則是左傾右盼，頗費腦筋。」但他其實是個談判能手，在重要問題上總能及時決斷。
　　第二輪會談結束後，韓方代表似乎是卸下了重擔。在參加完中方的宴請後，他們酒興未盡，回房間後又向服務員要來茅臺接著喝。張庭延的夫人譚靜也是中方工作班子成員，她回憶，深夜他們聽到樓上「咚咚咚」敲地板的聲音，第二天一問才知，原來是茅臺酒喝得盡興之時跳起舞來。
　　因為這兩輪談判均在北京舉行，中方建議，第三輪談判在漢城舉行，得到韓方贊同。
　　6月19日，張瑞傑等七人乘飛機赴漢城，下飛機後不見人來接，走進機場大廳仍未見人影。正疑惑時，走過來一個年輕人，問明是從北京來的，悄聲說跟他走。辦完手續後，年輕人領著他們從旁門出來，在拐角處才看到權丙鉉等人從汽車上下來，還沒來得及握手就被一把拉上了汽車。權丙鉉在車上解釋，說這樣安排很無奈，因為漢城記者太多，擔心暴露。
　　汽車開進喜來登華克山莊酒店後，又拐進了一條僻靜的小路，在一座別墅前停下。這裡是華克山莊「別院」，與飯店隔開，環境清幽。中方代表團中沒有公眾熟悉的面孔，又都衣著普通，不會被韓國和臺灣記者認出，因而不太擔心保密問題。
　　談判於6月20日至21日舉行，主要內容是逐項落實建交公報文本。韓方仍想在臺灣問題上爭取中方作出鬆動，強烈要求中方放寬條件，中方表示不能接受。會談一度僵持。最後，韓方還是做出了妥協。
　　張瑞傑說，中韓建交談判，韓國是主動方，中國則因為朝鮮存在一定顧慮，韓方見中國態度堅決，因此選擇了讓步。
　　張庭延回憶，本來他們內部評估，韓國不會輕易把臺灣丟掉，談判至少要持續幾個月甚至半年，他們的目標是爭取在盧泰愚任內談下來，結果，只進行了三次會談，用了不到兩個月時間，就達成了協定。
　　權丙鉉後來回憶，在漢江水勢浩然盡收眼底的華克山莊酒店頂層貴賓間裡，兩國通過緊張的秘密談判事實上已達成了建交協議，「那種如釋重負的喜悅是我外交官生涯中最難忘的」。

一次特殊的通報
　　談判工作結束後，中方還面臨著一個緊迫問題。
　　80年代中韓關係鬆動以來，凡是有較大行動，中方都主動向朝鮮通報，這次中韓談判建交更不會例外。
　　1992年4月，在中韓正式開始談判之前，適逢楊尚昆前往平壤參加金日成80壽辰慶祝活動。受中央委託，他相機向金日成做了通報，告知中方正在考慮與韓國建交問題，同時強調中國將一如既往支持朝鮮的統一事業。金日成聽後表示，現在朝鮮半島處於微妙時期，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係和朝美關係，適當推遲中韓建交時間。但中共中央方針已定，因而並未做出任何承諾。
　　現在建交在即，如何向朝鮮通報是一個頗費斟酌的問題。張庭延回憶，當時設想了多種方案，中央經過反復權衡，認為事關重大，為了最大限度體現對朝方的尊重，決定派錢其琛前往平壤，面見金日成，轉達江澤民總書記的口信。
　　時間緊迫，在征得朝方同意後，三天之後的7月15日，錢其琛與副外長徐敦信、張庭延等一行六七人前往平壤。為了保密，沒有乘民航班機，坐的是空軍專機。錢其琛回憶，在專機上他心裡一直不太踏實，不知道朝方會作何反應。
　　飛機停在機場偏僻之處，外長金永南來迎接。金日成在位於延豐湖畔的度假別墅裡會見了他們。
　　錢其琛首先轉達道，江總書記代表鄧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願。接下來他分析了朝鮮半島局勢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強調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韓國發展雙邊關係已不可避免，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他說，中國將一如既往地致力於發展中朝兩國在長期鬥爭中結成的傳統友誼，支持朝鮮社會主義建設與自主和平統一，推動半島局勢進一步緩和，推動朝美、朝日關係改善和發展。
　　張庭延回憶，通報結束後，屋內很靜，大家都全神貫注地等待著金日成開口。金日成沉思片刻後，有禮貌地表示了感謝，然後說，關於中國與「南朝鮮」關係問題，中國既然已經決定，那就那樣辦吧，我們將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遇到什麼問題，我們自己去克服。說完他即欲起身，中方人員意識到會見已經結束，也忙離座。
　　金日成看了看中方帶來的禮品——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請錢其琛回國後轉達他對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問候，就送客告別了。在大家的印象中，這是金日成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
　　專機返京時已近下午5點，代表團一行本來打算馬上回外交部寫報告，卻被直接接到中南海。他們走進會議室時，江澤民和李鵬已經到達。張庭延回憶，在自己幾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出訪歸來直接去中南海彙報還是第一次。
　　江澤民對大家道了一聲辛苦，請錢其琛談談詳細情況。錢其琛彙報後，江澤民和李鵬等認為，大家圓滿完成了任務，這次去平壤去對了，金主席有些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他還是從兩國關係的大局出發，對中國的決定基本上表示了諒解，不愧為老一輩領導人。
　　8月24日，中韓正式建交。上午9時整，錢其琛和李相玉並肩走向釣魚臺國賓館芳菲園大廳中央鋪著墨綠色絨布的長台，落座簽署建交檔。
　　同一時刻，盧泰愚在漢城發表電視講話，宣佈韓中建交。
　　他說，兩國建交預示著冷戰體制的最後一個遺物——東北亞冷戰體制的終結，具有世界史的意義；同時也開啟了走向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新時代，具有民族史的意義。韓國同臺灣的官方關係斷絕了，這是因中國政府一貫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國際政治現實而採取的不可避免的措施，想到過去同臺灣建立的長期友好關係，他心中感到「十分焦慮和沉重」。他表示，希望雙方的民間友好感情和民間合作關係能不受影響，繼續長期保持。
　　他最後說：「在迎接韓中兩國國民重新成為真正鄰居的意義深遠的日子裡，我代表我國國民向12億中國國民致以親切的問候。希望我們永遠記住這一天是東亞和平與繁榮新歷史開始的日子。」

「尋根」
　　中韓建交被臺灣認為是「變生肘腋」。
　　在當時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的30個國家中，韓國是唯一的亞洲國家，也是唯一在國際舞臺上具有政治、經濟實力的國家。因此有臺灣媒體稱，這是自1979年大陸與美國建交以來臺灣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外交」挫折。
　　《中國時報》稱：「韓國一直被認為是最有可能在與中共建交後對我採取‘雙重承認’的國家，但是跡象顯示，雙重承認——包括韓國在內——至今沒有一個地方行得通。」
　　這個話題成了臺灣社會的關注焦點。許多人認為，臺灣應該緊縮大陸政策，甚至暫時中止一切對大陸的經濟投資，禁止臺灣居民赴大陸旅遊。但「行政院長」郝柏村表示，要繼續推動兩岸交流。
　　一些學者也指出，「緊縮大陸政策」的意見是一種「情緒性反應」。臺灣大學教授張麟征指出，「外交」政策其實是枝節，大陸政策才是根本。臺灣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副主任趙春山認為，過去臺灣採取「攻勢的外交政策，守勢的大陸政策」，其實是相當情緒性的做法，反過來才是比較理性的政策。
　　國際社會對中韓建交普遍評價積極。日本時事社記者寫道：「推進改革開放路線的中國，要專心從事經濟建設，就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因而，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加強同周邊國家改善關係，如同前蘇聯和越南關係正常化，同蒙古和印度改善關係等等。同過去曾經交過戰的韓國建交，也是這一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
　　1992年9月，中韓建交僅僅一個月之後，盧泰愚偕夫人和女兒正式訪華。在這次訪問中盧泰愚不只一次談到，由於公務在身不能去山東尋根（盧泰愚自認是山東盧姓後裔）是他的最大遺憾，卸任後將再來中國。
　　張庭延擔任了首任中國駐韓國大使。在任期間，他幾次去寓所拜訪盧泰愚，談話中幾乎沒有一次不提到去中國「尋根」之事。
　　1998年，張庭延卸任大使之職。他記著盧泰愚的囑託，回國後去山東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確認盧氏原系薑氏的分支，在韓國新羅時代移居全羅南道光州。
　　2000年6月，盧泰愚帶夫人和女兒再次訪華。這次他終於得償所願，訪問了山東，在濟南附近的盧莊祭掃了盧王墓，植下四株松柏留念。他應邀在山東省舉辦的世界盧氏源流研究會創立大會上講話，說在他的一生中，能為促進韓中建交貢獻一份力量，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倖的事。
　　張庭延1992年赴漢城履新時，兩國之間尚未開通航線，去漢城只能繞道香港或東京，他選擇了香港這條稍近一點的路線，1200公里的距離走了整整一天，而現在，如果事急甚至可以當天往返。他說，韓國人以前總說中國對他們來說是「近而遠」的國家，現在如盧泰愚所希望的，兩國已成為真正的近鄰。
　　2021年，中韓雙邊貿易額突破3600億美元，是建交當年的72倍。中國已連續18年位居韓國第一大交易夥伴國，中韓貿易接近韓與美、日、歐貿易額總和。
　　張瑞傑和張庭延都與權丙鉉成了朋友，經常來往，權丙鉉每次來中國都會與他們相聚。權丙鉉組織了一個韓國青年綠化團，每年都會到內蒙古説明中國綠化，還在新栽的樹上掛上寫有張瑞傑和張庭延名字的牌子。
　　2000年之後，張瑞傑有一次去韓國出席論壇，與權丙鉉重訪華克山莊，但那裡已經改建，當年的談判之所不復存在。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