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在臺灣問題上抖機靈」，這是拜登2001年5月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標題。當時還是參議員的拜登投書媒體批評的對象，是時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起因是對記者「美國是否有義務防衛臺灣」的提問，布希做了肯定的回答。數小時後，白宮做出「澄清」，稱美國對「一中政策」的承諾沒有變。拜登那篇文章的開頭和結尾，用的是同樣的短句「話語很重要」（Words matter），顯然是在「警告」布希總統，別在臺灣問題上搞「失言」外交。
　　布什總統的那一幕「失言」，入主白宮後的拜登演了3遍。同樣的劇情演3遍，這已不是「抖機靈」，而是挑釁。佩洛西竄訪臺灣引發台海局勢與中美關係緊張，直接原因是她個人政治私心的膨脹，但更深刻的背景，是近年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切香腸」，頻繁侵蝕「一中政策」。這種趨勢顯性地出現於特朗普政府時期，拜登執政後則是變本加厲。這是美方指責中方的反制「反應過度」不具說服力而且顯得虛偽的重要原因。
　　美方的挑釁與中方的反制，客觀結果是中美之間正在形成的脆弱互信降至新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者傅泰林（Taylor Fravel）做了悲觀的預測：「歷史學家可能會仔細回望2022年夏天，那個時刻的美中關係，從競爭相對優勢轉向了公開對抗，伴隨的是危機與緊張導致的更多風險。」沒有所謂註定的「不可避免」，但如果美方繼續把臺灣問題作為籌碼加大賭注，對華外交接下來的路肯定不好走。

烏雲聚集
　　2016年蔡英文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後，民逬黨當局搞了不少所謂「去中國化」動作，海峽兩岸此前的諸多「默契」被打破。不過，臺灣問題被凸顯的更大推手是美國。奧巴馬執政後期，中美戰略競爭態勢已然形成，但雙邊關係總體上保持平穩。2014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失去參眾兩院的掌控權，奧巴馬的內政外交受到共和黨更大的掣肘。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臺灣問題被某些國會議員視為顯示對華強硬的籌碼。
　　佩洛西竄訪臺灣，是美國國會在臺灣問題上「活躍」的極端表現，但苗頭在奧巴馬執政後期就出現了。2016年9月，共和黨眾議員史蒂芬．夏波牽頭提出了《臺灣旅行法》，主要內容是解除美台官方交流的限制。2018年2月，該法案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3月16日由時任總統特朗普簽字成為法律。這是繼1979年的《與臺灣關係法》後，美國首次出臺針對臺灣的國內法，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根據該法案，美國允許包括國務院、國防部等在內的各層級政府官員與臺灣官員會面和「互訪」。這已經明顯違背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美國做出的”僅與臺灣發展非官方關係」的承諾。換句話說，美國在以國內法將違背國際承諾「合法化」。美國援引該法案，允許蔡英文2019年7月「過境」美國停留紐約，並與美國國會議員會面。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長亞曆克斯．阿紮爾，於2020年8月訪問臺灣，成為中美建交以來抵台的最高級別美國政府官員。
　　此前，中美關係也曾因美國對台軍售、臺灣地區領導人「過境」美國而出現緊張。最為典型的就是1996年的台海危機。但從特朗普政府時期起，美國操弄臺灣問題的手法出現了升級，觸碰「紅線」的力度也更大。這種變化的大背景，是美國以競爭甚至對抗的視角來看待中美關係。這種視角下的臺灣，被當作了對華強硬、施壓的籌碼。簽署《臺灣旅行法》後一周，特朗普簽署了加征關稅的備忘錄，中美貿易戰硝煙彌漫，兩國關係進入建交以來罕見的動盪期。
　　拜登入主白宮後，中美關係之所以延續了動盪，而且幅度還有所升級，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在臺灣問題上的挑釁。某種程度上說，認為拜登的對華外交以挑釁開局，或許並不為過。2021年1月20日拜登的就職典禮，臺灣所謂的「駐美代表」獲邀出席。這在中美關係史上開創了一個惡劣先例。拜登政策團隊這樣的操弄，除了故意挑釁，看不出任何其他意義。兩個月後的中美安克雷奇會晤上，臺灣問題成為「針鋒相對」的議題之一，關鍵原因就是美方的挑釁。
　　但此後拜登政府並沒有收斂。安克雷奇會晤後不到一個月（2021年4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佈「美國政府與臺灣交往新指南」，稱「鼓勵」（encourage）美國政府與臺灣交往以顯示美台日益加深的「非官方關係」。此前的《臺灣旅行法》是「鬆綁」，這個指南是「鼓勵」，挑釁的意味更加明顯。儘管截至目前，拜登政府的內閣高官還沒有訪台的記錄，但前政要、現任國會議員訪台的人次，已經打破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紀錄。
　　另一個「紀錄」是美國對台軍售。特朗普執政4年期間，11次批准對台軍售，頻率創下了中美建交以來的歷史之最。佩洛西竄訪臺灣前半個月（7月16日），拜登批准其任內第5輪對台軍售。這屆任期不到一半就批准5次，拜登似乎有趕超前任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批准的11次對台軍售，有10次是在中美貿易戰爆發、雙邊關係大幅惡化之後。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美關係回不到正軌，與美方頻繁打「臺灣牌」有著直接的關係。
　　所以，佩洛西竄訪臺灣絕非孤立的事件，也不是白宮方面稱「三權分立、無權干預」所能搪塞的。其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很可能才剛剛開始。如果把近年來美國國會推動涉台立法、白宮批准對台軍售、政客竄訪臺灣等結合起來看，不難看出華盛頓上空，正在聚集帶毒的政治烏雲。在這團烏雲的籠罩下，美方以競爭和對抗的思維「挖掘」臺灣的戰略價值，而對這種操弄可能造成的負面後果，又缺乏理性的認知和管控能力。

外交亂局
　　特朗普外交給外界的突出印象是衝動決策、缺乏理性。但如果對比他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行為，「老外交」拜登似乎顯得更不理性。比如，向來口無遮攔的特朗普，從未「失言」說過美國有義務防衛臺灣。而上述拜登批評布希的文章明確寫道，自《美台共同防禦條約》被廢除以後，美國就沒有義務防衛臺灣，而且《與臺灣關係法》也沒有給予總統軍事介入的授權。但是20年後，拜登以多次「失言」的方式自我打臉。
　　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其撰寫的《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中講了一段故事：特朗普指著手頭的筆尖對一位共和黨參議員說，這是臺灣。然後又指向橢圓形辦公室的辦公桌說，這是中國大陸。臺灣離大陸只有兩英里，而我們卻有8000英里，如果臺灣遭到「入侵」，我們啥也做不了。特朗普想借臺灣問題挑釁中國的意圖自不待言，但他內心或許還有一條底線，那就是避免因臺灣問題與中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
　　目前來看，特朗普心中可能存在的底線，在拜登眼裡成了「模糊一片」。他的3次「失言」就是典型的例證。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歷任政府都堅持所謂的「戰略模糊」，即不對是否軍事介入可能的台海衝突做明確表態，以對中國大陸構成「威懾」。在《經濟學人》看來，拜登反復「失言」，之後白宮官員反復「澄清」，事實上把「戰略模糊」變成了「戰略混亂」。某種程度上說，佩洛西竄訪臺灣，就是這種戰略混亂的直接結果。
　　今年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對華政策演講，將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概括為「投資國內、聯合盟友、對華競爭」。儘管與此前的「競爭、對抗、合作」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但顯然也在隱晦地降低對抗的基調。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演講近7000個單詞的文稿，涉及臺灣內容並不多（約300個單詞）。此後的6月、7月，中美之間的高級別通話、會晤，出現了拜登入主白宮後未曾有過的高頻度。也就是說，拜登政府開始表現出穩定中美關係的意願。
　　但是，白宮此前不斷侵蝕「一中政策」的行為，所傳遞出的政治信號已在國會被肆無忌憚地放大。其所形成的政治氛圍，對拜登的外交主導權構成了反噬。佩洛西竄訪臺灣前，拜登曾公開表示「軍方認為這不是個好主意」。《經濟學人》寫道，「最終，佩洛西女士讓拜登先生看起來猶豫不決且缺乏權威。」這話雖然有暗諷拜登對華不夠強硬的意思，同時也暴露出這樣一個問題：美國對華外交怎麼走，總統拜登說了不算。
　　外交混亂的背後，是政策邏輯的混亂。去年10月，拜登第二次「失言」稱美國將「防衛臺灣」後，國會出現了一波關於美國是否應放棄「戰略模糊」的大討論。幾乎與此同時，有些美國重量級學者也呼籲拜登政府放棄「戰略模糊」。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査德．哈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基本觀點是，「戰略模糊」所形成的威懾，只有在海峽兩岸軍事平衡不利於大陸時才有效，而如今大陸軍力已遠超臺灣，所以美國必須轉向「戰略清晰」才能產生威懾效果。
　　但在某些分析人士看來，哈斯的觀點看上去簡單明瞭，但在邏輯上卻站不住腳。美國政治學者克里斯多夫•麥考林就認為，在臺灣問題上，「戰略清晰」並不能提供威懾附加值。原因不難理解，大陸針對臺灣問題的軍事投入和應對預案，不可能沒有把美國介入的前景納入考慮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通過「戰略清晰」傳遞介入的資訊，已經沒有多大現實意義。
　　如今的現實是，沒有多大現實意義的政策思維，成了拜登政府外交路徑的指引。雖然包括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內的高官，多次聲稱美國依然堅持「戰略模糊」，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不斷提升與臺灣的關係、侵蝕「一中政策」，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在漸進地轉向「戰略清晰」。拜登政府在模糊與清晰之間躲閃騰挪，體現的絕非外交高明，而是外交混亂。

新常態？
　　中美關係複雜、多維，其重要性超出雙邊層面，但臺灣問題是其中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中國駐美大使秦剛8月4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稱，「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極少數可能把中美引向衝突的問題，必須以極為謹慎和負責任的方式進行有效處理和管控。」從這個意義上說，佩洛西竄訪臺灣最為惡劣的後果，就是以極不負責任的方式提升了臺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權重」，對雙邊關係中的其他議題造成擠出效應。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臺灣問題的熱度短時間內不會降低，主要原因在於美方的挑釁。8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新聞稿，宣佈啟動所謂「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談判程式，將於今年秋天舉行第一輪談判。根據美方透露的資訊，這項貿易談判幾乎完全對標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把臺灣經濟納入美國經濟戰略軌道的意圖非常明顯。毫無疑問，這是美國掏空「一中政策」的最新例證。
　　更嚴重的挑釁來自美國國會。今年6月，美國民主黨參議員羅伯特．梅南德斯與共和黨參議員琳賽．格雷厄姆，共同提出了所謂的《臺灣政策法案》。這份長達107頁的法案，用梅南德斯的話說，是「1979年《與臺灣關係法》生效以來，美國對台政策最全面的修訂」。根據媒體披露的文本，該法案除了實質性地提升美台「官方關係」，還提議未來4年為臺灣提供4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並正式賦予臺灣「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
　　這項原定在8月4日美國國會休會前審議的法案「因故」兩度推遲，但在9月國會復會後進入審議程式將是大概率事件。《經濟學人》評論稱，這項法案將事實上賦予臺灣相當於其他國家政府的「外交」待遇，北京幾乎肯定會將其視為再次「踩紅線」。或許是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白宮方面已經在私下遊說民主黨參議員叫停該法案的審議。但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臨近之際，拜登有多大的政治意願和政治能力叫停該法案，無疑是個很大的問號。
　　如果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不展現理性，中美關係將面臨一段時間的艱難期。這段艱難期持續的時間越長，兩國關係越可能形成某種新的「常態」，即雖然雙方都有不走向徹底攤牌、直接對抗的意願和能力，但在心態上對風險代價的容忍度升高。如果這種情緒深入到兩國社會肌理，對於中美關係來說，絕非好消息。

（雷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