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日，第八任中國駐德國大使馬燦榮登上回國的民航班機，結束了7年半的任期。
　　此時夜幕已降臨，馬燦榮卻感覺不到連日來辭行拜會的疲憊，他的思維突然開始活躍，在德國經歷的一切像放電影一樣出現在回憶裡。
　　1972年8月，他從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班結業，進入外交部西歐司工作。兩個月後，聯邦德國外交部長謝爾率團訪華，在10月11日與中國簽署建交公報。還是年輕科員的馬燦榮在人民大會堂目睹了這一歷史畫面。
　　一年後，馬燦榮作為翻譯被派往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常駐。此後，他又先後作為政務參贊和駐德大使兩次常駐德國。在駐德的22年中，他幾乎親歷了中德建交後的每一個時代。

慢熱的「質變」
　　1973年9月5日清晨，馬燦榮和同事一行四人從北京啟程，前往波恩。為了節省外匯，他們選擇乘坐火車，路上經過了12天的長途跋涉。
　　波恩經濟高度發達，花草繁茂，街上車水馬龍，商店琳琅滿目，與當時的中國完全是兩個世界，讓馬燦榮十分震撼。
　　那時中德在經貿、科技和文化領域的合作及互訪活動已逐漸活躍。使館的主要任務是廣交朋友，為日後工作打牢基礎，同時深入瞭解德國情況，為國內提供決策參考。
　　馬燦榮經常陪同大使和主要外交官去德國各機構聯絡，有時也陪同大使出席一些國家的國慶招待會和使團活動。他明顯感覺到，時任德國總理對中國外交官不是特別熱情，除了握手寒暄外，很少有實質性交談。當時聯邦德國由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勃蘭特推行的是旨在與蘇聯、民主德國及東歐其他國家緩和關係的「新東方政策」，其中蘇聯被視為重中之重。
　　這一外交政策讓在野的德國聯盟黨大為不滿。聯盟黨由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組成，他們始終認為蘇聯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在中德建交後對中國表現出的熱情也要高於執政黨，科爾、施特勞斯等聯盟黨人頻頻訪華。
　　1974年5月6日，勃蘭特因國務秘書紀堯姆被查明是東德間諜而辭職。5月19日，施密特繼任聯邦德國第五任總理。
　　早在60年代末，時任國防部長施密特就對中國有一種「政治上的好奇心」。當時中德尚未建交，他決定先走訪中國周邊國家，試圖「用中國鄰國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此行印證了他「中國今後在世界上將扮演重要角色」的想法，回國後他建議勃蘭特儘快與中國建交，「我可以肯定，中國會成為世界大國」。擔任總理後，他繼續推行新東方政策，但加強了對蘇強硬的成分。
　　1975年初，施密特托人轉告中國使館，對中國邀請如此眾多的反對黨人士訪華感到驚異，並暗示自己有意訪華。中方很快做出積極反應。
　　1975年10月29日，施密特抵達北京，成為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聯邦德國總理。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會見了他。
　　施密特此行發現，中國希望能看到一個強大的歐洲，以牽制蘇聯，而德國被認為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他向中方表示，要把中國放在與美蘇同等的地位看待。
　　馬燦榮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施密特任總理期間中德關係發展平穩，沒有太大起伏，但施密特在德國聯邦議院辯論時的能言善辯和犀利言詞讓他和同事們印象深刻，每當有施密特發言，大家都會圍坐在電視機前聚精會神聽他的演講。
　　1978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和比利時。施密特在與谷牧會談時表示，希望中國經濟強有力地發展起來，中國作為亞洲穩定因素的作用應大大增強。
　　同年10月，中德兩國政府簽訂科技合作協定，這被解讀為兩國關係發生「質變」的標誌。

「特別重要和特別值得信賴的夥伴」
　　1982年，聯邦德國政府更迭，執政13年的社會民主黨下臺，聯盟黨與自由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科爾繼任聯邦總理，他一上任就表示，中德兩國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廣泛一致，有很多合作潛力可利用。中國使館工作也由此發生很大變化，節奏明顯加快。
　　馬燦榮回憶，中國各種代表團和考察團在改革開放後蜂擁而至，德國擁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最需要的雄厚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是中國在歐洲考察的首選之地。他還記得時任交通部部長葉飛訪德時專門安排兩天考察中國還沒有的高速公路，對用料選擇、風險規避、材料承受能力等問題都諮詢得很仔細很專業。
　　幾乎同時，中蘇關係開始解凍，影響中德關係的蘇聯因素不再構成障礙，新中國和聯邦德國的關係進入了歷史最好時期。
　　兩國高層頻繁互訪。80年代，中國副部長以上官員訪德、聯邦德國副部長和州一級部長以上官員訪華每年超過20起，雙方領導人互訪時都有負責經貿和科技的部長隨訪。科爾政府自1982年起向中國提供無償性質的技術合作，自1985年起提供軟貸款財政合作。1981年，中德雙邊貿易額從建交時的2.74億美元增長到23.4億美元，1986年猛增至45.59億美元。
　　1984年10月科爾以總理身份首次訪華，1986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德，兩國關係進入一個高潮。科爾稱中國是聯邦德國「特別重要和特別值得信賴的夥伴」，德國的對華方針是使兩國建立「充滿信任的關係」，「到下一個世紀也能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1987年7月，科爾再次訪華，強調「政治上相互磋商、經濟上密切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是兩國長期穩定合作的三根支柱」。
　　但80年代末，兩國關係急轉直下。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制裁」，德國不是帶頭者，卻是唯一以國家議會決議形式通過「制裁」決定的歐洲國家。時任中國駐德大使梅兆榮提出嚴正交涉，中德關係跌到建交以來的最低點。
　　馬燦榮於1987年開始擔任政務參贊。1989年11月9日晚，他和同事正在使館看晚間電視新聞，突然畫面切換到東西柏林之間的邊防檢查站。那裡聚集了成千上萬的東德人，他們正像潮水一樣湧向出境口。
　　晚10點左右，東德邊防線接到命令打開邊卡，數以萬計的人流湧向西柏林。西柏林人則從反方向湧向邊卡，拋出巧克力、花束和黑熊玩具，開香檳慶祝，同素不相識的東德人擁抱，哭著笑著盡情歡呼。
　　那段時間，馬燦榮密集參加德國各界的報告會和討論會，重點關注美、英、法等大國的反應和動向。此時中國同聯邦德國關係處於低潮，同民主德國關係親近，因此對聯邦德國顯示出的統一德國之勢持謹慎態度，靜觀其變，對推倒柏林牆未做官方評論。
　　科爾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快統一步伐。1990年10月3日，德國實現統一。
　　馬燦榮說，柏林牆倒塌不是偶發事件，聯邦德國政府從未放棄統一目標。戈巴契夫在1989年之前說「德國的統一是100年以後的事」，後來改口「民族自主的原則也適用於德國人民」，不久後他又放棄這一立場。科爾捕捉到國際形勢的瞬息變化，在這扇門打開一條縫又要關回去的瞬間抓住了歷史機遇。
　　梅兆榮曾回憶，當時德國各黨派內部都有一些反華人物，但以科爾為代表的執政者對中國保持了理智、友好的態度，靜觀事態發展，想方設法逐步改善對華關係。
　　1990年，科爾邀請時任國務委員兼外長錢其琛於1991年訪德，這在當時屬於突破禁忌的行動，其間的鬥爭「驚心動魄」，因德方有人在接待規格上做文章，致使訪問推遲至1992年成行。錢其琛訪德不僅衝破了一些障礙，還推動了兩國經濟合作。時任德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曾私下告訴梅兆榮，錢其琛訪德雖然充滿激烈交鋒，卻成了推動兩國關係的轉捩點。
　　1992年12月10日，德國聯邦議院通過決議，取消對華「制裁」，宣佈中德關係正常化。德國也成為最後一個取消對華「制裁」的西方主要國家。
　　1993年11月15日，科爾第三次訪華。1994年7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問德國。1995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1996年11月，德國總統赫爾佐克訪華。兩國關係重回正軌。
　　馬燦榮認為，在中德關係的低谷期，科爾堅持發展對華關係不動搖，在1993年9月提出新的「亞洲政策綱要」，強調中國在亞洲地區和世界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表示要與中國建立長期、穩定、全面的合作關係。他支持中國留學生到德國學習，多次不顧國內反對，拒絕對台軍售，拒絕會見達賴，避免了兩國關係再度出現困難，對中德關係的貢獻不可磨滅。

出任大使
　　2001年10月28日下午，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馬燦榮接到通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任命他為駐德大使的議案。
　　他立即開始做赴任前的準備。他1993年1月結束第二次駐德任期回國，時間已過去9年，過去熟悉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必須從頭瞭解。
　　他調出中德關係的全部重要檔案仔細研究，發現中德建交後關係發展一直比較順利，總體上友好與合作的時期遠遠多於不好的時期，尤其是德國從未與臺灣有外交關係，中德雙方沒有歷史遺留問題，沒有直接利害衝突，友好合作是歷史必然。
　　駐德國使館是大館，國內很多部委都派駐了幹部。馬燦榮拜訪了相關部委和單位，十幾個部委領導都強調，德國是他們發展對外合作的「重中之重」，優先順序很高，投入很多。他們對當前雙邊關係現狀感到滿意，但認為還不夠，發展關係的潛力還很大。
　　2002年1月2日，馬燦榮離京赴任。此時，德國首都已從波恩遷至柏林，科爾政府也已被社民黨和綠黨聯合組閣的施羅德政府所取代。
　　施羅德是20世紀60年代德國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對中國多有好感。他任下薩克森州長時兼任大眾汽車公司監事會成員，深知大眾汽車在與中國的合作中獲益良多。他曾主張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由於綠黨反對而未能實現。他首次訪華即以北約成員國名義就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向中國表示了歉意。
　　施羅德在1998年到2005年擔任聯邦總理期間六次訪華。馬燦榮出任大使期間每次都奉命回國陪同，他感覺施羅德對發展對華關係有一種激情。
　　施羅德出國訪問習慣帶一些企業家隨訪，回國後還要召集這些企業家到聯邦總理府聚會，聽取意見和建議。2003年，施羅德第二次訪華後召集隨訪的德國企業家聚會，特邀馬燦榮出席。德國企業界頭面人物幾乎悉數到場，如西門子公司總裁馮必樂、巴斯夫公司執行董事會主席賀斌傑以及賓士、大眾、拜耳等20多家大公司老闆，還有聯邦政府經濟部長、經濟政策顧問等官員。
　　宴會上只有馬燦榮一個外國人，施羅德特意安排他坐在自己左側，小聲建議他利用這個機會邀請在座企業家到使館做客。馬燦榮正擔心大家能否接受邀請，施羅德就用湯匙敲了一下酒杯，大聲說：「大家靜一靜！馬大使有話對大家說。」
　　馬燦榮起身感謝了德國經濟界對發展中德關係作出的貢獻，表示希望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誠邀各位企業家和官員到使館做客。話音剛落，施羅德就帶頭鼓掌，在座者紛紛表示很高興去使館做客。施羅德當即責成他的經濟政策顧問魏德曼負責落實此事，並表示屆時他也要出席。
　　經過近一個月的準備，宴會在使館大廳如期舉行，施羅德帶著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和企業家們悉數出席。他告訴馬燦榮今後有事可以直接找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那是他最信任的人。
　　2003年12月初，馬燦榮陪同施羅德再次訪華。施羅德所到之處都受到異乎尋常的熱烈歡迎，讓他深受觸動。他第一次訪問廣東，對廣東的發展十分讚歎，他與德國在粵企業家座談時說，廣東發展潛力很大，德國應該加強同廣東和中國南方地區的合作。
　　夜遊珠江時，施羅德向偶遇的一對新人表示祝福並合影留念，情緒大增，連連讚歎珠江夜景。施羅德、德國聯邦交通部長與廣東省副省長、馬燦榮等圍坐一起，施羅德談起自己不幸福的童年，說自己一直關注中國，年輕時就讀過毛澤東的著作，非常仰慕中國的文化。
　　施羅德很少公開談論中國的所謂「人權問題」，一向用詞謹慎，主張在這一問題上採取「靜悄悄」的外交，平等對話，使後來中德兩國法治國家對話和兩國外交部人權對話機制得以建立。馬燦榮說，由於兩國較早就人權問題建立了平等對話機制，這一問題總體上沒有對兩國關係造成大的障礙。
　　馬燦榮認為，中德關係在施羅德時代從以往經貿關係為主提升到更高階的政治關係層面，開始逐步建立政治互信，在聯合國維和行動、阿富汗問題、氣候變化、反恐等國際問題上都有很好的合作。兩國在經貿關係上也出現明顯變化，投資「一邊倒」、貿易逆差的局面得到改善，貿易相對平衡，中方有時候還出現順差，並開始向德國投資。軍事交流等敏感領域也開通了培訓、互訪機制。兩國關係真正實現了全面發展。
　　2005年，施羅德卸任，之後擔任了多家國際知名企業的顧問，經常往來於中德之間。一次馬燦榮去拜訪他，他指著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說：「馬先生您看，我現在生活得很好，不僅經濟上，而且時間更多了，可以做更多我喜歡做的事，更多為中德合作出力了。」

「我這裡還有鄧小平先生喜歡的煙」
　　2005年11月，基民盟主席默克爾當選德國聯邦總理。她在執政初期經常公開批評中國有人權問題，引起中方不滿，雙方的矛盾和摩擦明顯增多。
　　默克爾照例每年舉行新年招待會，邀請各國駐德使節出席。她同馬燦榮握手時總特意要他轉達對中國領導人的問候，再問候他本人的近況，顯得有些與眾不同。馬燦榮認為，這是她示好的一種特有的方式。
　　默克爾首次訪華是在2006年。陪同訪問的馬燦榮注意到，她對在中國見到的一切都表現出驚歎的神情。她說沒想到中國發展這麼快，她要爭取每年都來中國訪問一次。
　　2007年8月，馬燦榮陪同默克爾第二次訪華，整個會談氣氛很融洽。默克爾訪問南京時住普通商務套房，早餐時在酒店西餐廳吃自助餐，取麵包時不慎將兩片麵包掉到地上，二話沒說拾起放到餐盤裡，受到中國公眾的一片讚揚。
　　然而，默克爾訪華後不久，即於9月23日在聯邦總理府會見了達賴。中方表示強烈抗議，中德關係驟然跌入低谷。
　　10月初，德國前聯邦財政部長、前司法部長、前內政部長及現任聯邦議院專門委員會主席等8位有影響的社民黨聯邦議員相約到使館拜訪馬燦榮，討論如何儘快恢復兩國關係。年逾八十的前聯邦副總理兼外長根舍特地乘飛機從波恩趕到柏林，同馬燦榮談了近一小時。
　　兩國關係在低迷中度過了兩個月。11月底，中國外長楊潔篪與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會面，就改善雙邊關係達成共識，國內指示馬燦榮同德方重點協商。
　　商談一共進行了7輪，耶誕節和元旦也沒有中斷。德方代表、外交部主管國務秘書西爾伯貝格甚至把私人手機號碼給了馬燦榮以便隨時聯繫，馬燦榮還在夜間被約到德外交部商談。最終，兩國關係實現了重回正軌。此後，德方開始謹慎處理涉藏問題。
　　馬燦榮在任期間，只要日程允許就會受邀去各地工商會、企業、高校、新聞單位、研究機構甚至軍隊和情報部門作報告，介紹中國情況，每年要做30場左右。他認為，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負面內容多正面內容少，很多德國人對中國的印象還停留在改革開放前期甚至更早，一些人對中國存有偏見，因此最重要的是增進雙方直接往來，最好是讓德國人親自到中國看一看。
　　2009年6月初，馬燦榮接到離任回國通知，他的辭行拜會日程很快排滿。因跌倒受傷有一年多沒公開露面的科爾高興地接受了他的辭行請求。施密特打破多年來雷打不動的慣例，不參加《時代週刊》例會，在馬燦榮向漢堡市長辭行當日在漢堡會見了他。就在兩個月前，施羅德邀請馬燦榮出席了他65歲生日宴會。默克爾也打破一般不接受外國使節辭行的慣例，在總理府接見了馬燦榮，還親切地帶他參觀了自己的辦公室。
　　默克爾在2010年7月第四次訪華，表示願同中國「全面推進戰略夥伴關係」，並商定建立政府磋商機制。2013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德。2014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德，兩國關係從「展望未來的戰略夥伴關係」升格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品競爭力的持續增強使德國出現了「中國威脅論」的聲音。2019年，歐盟在德國推動下出臺了新的對華政策，把中國主要定性為「制度對手」。2021年末，由社民黨、綠黨、自民黨三黨聯合組成的德國新一屆政府開始執政，德國內部「減少對華依賴」的言論喧囂一時，還有一些政客宣稱要同中國「脫鉤」。但在華德企大多數堅持留在中國，認為保持對華合作有利於德國經濟發展。
　　如今，中德之間一天的貿易額就是建交之初全年的2.4倍，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交易夥伴，中國也已連續六年成為德國全球最大交易夥伴。
　　「種種跡象表明，中德之間不可能『脫鉤』。」梅兆榮說。
　　2022年7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出席二十國集團外長會期間會晤了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他說，五十而知天命，中德關係已到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成熟階段，中方願同德方一道總結經驗，規劃好下一個50年合作。
　　遺憾的是，一些老朋友已經不在了。2015年，96歲的施密特去世。2017年，87歲的科爾去世。
　　馬燦榮記得，當年科爾多次到中國大使官邸做客。他愛喝冰鎮的青島啤酒，每次使館招待員都早早在冰箱裡備足。科爾說，德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對德中關係健康發展至關重要，還告誡在座的基民盟年輕議員要牢記。
　　那時每當國際形勢有重大變化，馬燦榮總要去拜訪施密特聽取建議，有時是去他位於勃拉姆斯湖畔的私邸。施密特夫婦每年都要在那裡住上幾個月，只有關係特別好的親友才有機會到訪。
　　施密特1982年卸任後潛心研究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問題，尤其肯定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再稱讚鄧小平等是傑出領導人。馬燦榮到任之初拜訪他，他在柏林的辦公室裡指著桌上的中華牌和熊貓牌香煙說：「您看，我這裡還有鄧小平先生喜歡的煙呢！」
　　施密特較早預見到中國的崛起，並提出了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種貨幣將主導未來世界經濟的著名論斷。他曾說，中國應堅持自己的路一直往前走，「駱駝雖然走得慢，但是能走到目的地」。

（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