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九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發佈的第二天，另一個被廣泛解讀為放鬆管控的行政動向發佈。6月29日下午，工信部宣佈「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星號』標記」。
　　線民大多用「喜大普奔」來描述對這一消息的反應，很多人馬上就採取了行動：據去哪兒平臺資料顯示，6月29日「摘星」消息公佈半小時後，該平臺國際機票暫態搜索量翻倍，達到近兩年以來國際機票搜索量最高峰。同時，平臺機票搜索量在30分鐘內上升60%，酒店搜索量翻番，火車票搜索量上漲最多達到1.5倍。
　　「摘星」引發這麼大的歡呼，是因為在一些人看來，這意味著過往以「標星」限制人出行自由的相關政策，也將一去不復返。
　　行程卡的誕生，本是為了滿足復工復產對流動人員的行程查驗需求。在2021年1月8日20時30分前，行程卡會對所有出現疫情中高風險區域的城市標注為紅色，而不管其市民是否去過該城市所屬的中高風險區域。此後，行程卡改為在城市名稱後備註包含中高風險區域。若其去過該城市，卻沒有去過該城市所屬的中高風險區域，則行程卡仍為綠色，同時標星，大意為「沒去過危險區域，但曾與危險為鄰」。
　　這種既「賦」綠碼又「帶星」的做法，由於沒有全國性的統一政策，給了各個地方依據自身需要進行解讀並制定地方性政策的空間，有的地方僅僅是「鼓勵減少出行」，有的地方則不接待「帶星」者，還有的地方對「帶星」者進行勸返。
　　對「帶星」者的態度，成了檢驗各個地方防疫政策寬嚴是否有度的尺規，也成為檢驗各地治理水準的一塊試金石。有的地方想給經濟發展留出更多縫隙，力圖在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之間維持平衡，追求精准，不濫殺無辜，則對「帶星」者相對寬鬆；有的地方沒有兼顧經濟與防控的意識和能力，在防控上「一根筋」，「寧可錯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就會對「帶星」者窮追猛打。
　　當對一個東西的解讀出現特別巨大的差異甚至南轅北轍時，這個東西存在與否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因為背後的力量過於強大，以至於不管形式上這個東西叫什麼，都會被賦予既有的意義。就是說，即便對這些人行程卡不「賦」星，各地依然會對這些人進行管理，管理上的差異依然會存在，這種差異依然會大到讓人懷疑是否針對的是同一類人群。
　　這也是很多人對「摘星」僅表示謹慎樂觀的理由。因為，既然它存在時被解讀和執行得面目全非，被摘後不排除依然遭受同樣的待遇，因為各地背後的理念和能力千差萬別，但都有變為地方性政策的權力。
　　就在「摘星」當天，有人就發現，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星星」的替代品：有的地方用不同顏色標示風險程度不同的人群，同時對其採取不同的限制政策。接下來不排除還會出現很多「星星」的替代品，「星星」形雖不在，但精神復活。
　　所以，摘明「星」易，除暗「星」難。如果僅僅從技術的角度講，「摘星」並沒有多少實質的意義，地方也很容易製造一個「星星」的替身。真正的暗「星」，是疫情防控中的「一刀切」，及其背後對病毒的恐懼、無能為力又不思進取，以及不時呈現出的對公眾權利的侵犯。越是治理水準低的地方，越容易以「犧牲」公眾的權利為代價，而很多的「犧牲」本可以避免。
　　「摘星」真正的意義，在於其背後的理念與指導方針的變化，以及其在地方上能夠真正被執行。從工信部的表述看，此次摘星的背景有兩個，一是「為堅決落實黨中央『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總方針」，二是「支撐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方便廣大用戶出行」。前一個是常規操作，意為新措施不意味著「動態清零」政策被放棄，中國不會走群體免疫和「躺平」的路線；後一個是新的變數，「摘星」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這個變數的解讀，以及在此基礎上能否形成相應的配套政策，並在地方上被堅決執行。
　　後一個變數出現的背景，是在兩年半的疫情衝擊下，中國經濟的嚴峻態勢已經到了不平衡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不可的地步。在疫情的循環往復中，中國經濟不排除出現一些特別需要警惕的局面，即在長時間缺血的情況下，經濟發展的血脈陷入僵滯，活力不易激發，市場的悲觀預期愈演愈烈，到時候想「復活」經濟也會面臨很大的變數。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這些變化，能否體現在對官員的考核中。之前，一些地方之所以在「星星」問題上「寧左勿右」，是因為地方主管官員會因為疫情防控不力丟了烏紗帽，卻不會因對防控政策層層加碼受到處分。

（韓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