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國內的媒體以及知識份子把越南的優點或改革措施過度放大，流傳著各種對越南不正確的認識，可以說越南是國內自媒體上被誤讀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些誇大和誤讀的觀點較為常見的是以下幾個：一、越南要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二、越南要取消國企，全面私有化，三、越南要實行土地私有化；四、越南要實現普選，全面民主化；五、越南要實行司法獨立。在自媒體和公共知識份子構建的世界裡，越南儼然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轉型的極致完美樣板，「越南模式」被描述成一個與截然不同於「中國模式」，極具優越性的社會主義新模式。事實如何呢？

越南是否可以取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這些年一些在華投資體量很大的外企，紛紛把生產基地遷往越南，甚至就連中國的企業也開始往越南搬遷，越南無疑要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中心，但是這是否意味著越南可以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呢？
　　如果把「世界工廠」埋解為廣義上的工業產品生產製造基地，這包含了一個國家對內、對外的製造業總和。那麼依據上文利越南2040年GDP的達到3-5.7萬億美元測算，以中國工業化進程中製造業占GDP峰值32.5%（2006年）為參考標準，樂觀一些的估計，2040年越南製造業規模也不過在1.5萬億美元左右，屆時占全球製造業總值的比重僅為5%，遠遠落後於中國、印度和美國。世界經濟史上，真正取得過「世界工廠」桂冠的三個國家——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中前期的美國和當今的中國，其製造業產值都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因此，即使工業化完成以後的越南，距離「世界工廠」的位置也差很遠。
　　即使把「世界工廠」理解為狹義上的跨國公司出口代工基地，越南也難以像21世紀初的中國那樣成為全世界出口加工業的中心，這是越南國土和人口規模決定的。
　　中越兩國的岀口代工產業經營主體都是外商投資企業，2008年我國外企就業人員4500萬（不排除裡面含有一些高端服務業領域的就業人員，但是人數很少，絕大多數是產業工人），圍繞著外企出口的各種銜接配套產業工人近6000餘萬，這1億多工人支撐起我國出口代工產業的世界中心地位。
　　而越南目前勞動力總和為6000萬，即便是全部勞動力的四分之一進入出口代工業（1947年美國製造業工人占勞動力人口的比重達到峰值，為21%；考慮到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口占比很大，巔峰期占比僅為15%），也不過有1500餘萬產業工人，所以，越南僅可以承擔部分跨國公司的代工產業，未來的大頭應該還是流向印度。
　　出口加工規模的另一個指標是外貿總額，因為這種「三來一補」的產業，嚴重依賴進出口，代工基地只不過是加工通道而已，越南目前70%的外貿額是外企創造的，這跟中國21世紀初的情形差不多。如果未來10年越南進出口總額可以達到上篇文章所測算的1.5萬億美元，其中1萬億是出口加王業創造，這與中國目前4.6萬億美元的體量也是沒法相比的。
　　考慮到中國本土企業創新能力増強，以及中西部普遍工業化的因素，雖然這些年外企大規模撤離中國，但是中國近十年全球製造業的中心地位仍在不斷強化，不僅體現在供應鏈地位的提高，也體現在全球製造業占比仍在持續增長（從2010年的19%上升到2020年的28%）。所以，外資撤離中國僅僅是表像，是中國製造業近些年變遷的一個很小部分，中國仍舊可以牢牢佔據「世界工廠」的地位，越南只不過是依附於「世界工廠」一個「大車間」而已。

越南是否要進行國企和土地的徹底私有化
　　越南雖然對國企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但是官方仍很態度明確地堅持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今年年初閉幕的越共「十三大」上，總書記阮富仲所做的政治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定向市場經濟中擁有多種所有制和經濟成分……其中，國有經濟佔有主導作用」。越南憲法也規定，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國民經濟的核心，必須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越南國企改革也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以電力行業改革為例，雖然越南政府在2010年就提出來，在2020年之前打破越南電力集團（EVN）的壟斷地位，允許私有企業進入電力批發銷售市場，實現電力行業的市場化競爭，但是十年以來越南電力集團的壟斷地位絲毫沒有改變，去年仍舊是全國第二大企業和第一大壟斷性企業，每年營業收入幾乎占全國GDP的5%。
　　再比如，2015年越南政府明確提出，到2020年私營企業營業收入在GDP的占比要從40%提高到50%以上，但是五年間比重幾乎沒有增加。這些反映的越南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阻礙，私營經濟發展環境並不是太好，據越南官方統計，2019年能夠實現盈利的私企也不過38%。
　　所以，越南就從來沒有將國企徹底私有化的打算。越南國企的改革只是表現在運營策略和管理模式的一些變化，但是國有資本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格局沒有改變。越南最大的20家企業中，有16家是國企，越南國企的利潤率也是民企的2.5倍以上（5.6%VS2.2%），民企的實力和地位，跟國企相比還是不可同日而語。
　　越南的土地制度與中國也是大同小異，根據越南的憲法和《土地法》，越南實行土地國有制度，由國家進行統一分配管理，企業和個人只是擁有土地使用權。比如，憲法規定：「土地、森林、河流與湖泊、水源、地下自然資源……都應屬於全民所有」，「國家依照法律根據整體計畫負責對土地的統一管理」。《土地法》進一步詳細規定了政府對土地擁有分配、規劃、監察、定價、收取稅費、改變性質用途方面的絕對處置權。2013年國會通過的新版《土地法》修正案還正式授權政府可以收回土地，進行征地和拆遷，這顯然是對個人土地權利的進一步削弱，是「私有化」的另一個方向。
　　因此，事實上並不存在越南實行「土地私有化」改革這回事，其土地制度恰好是「制度優勢」的一個極其重要組成部分，越南在招商、工業用地徵收、基礎建設上做的遠遠比印度、印尼等競爭對手好，原因就是土地國有制度保證了工業化的效率，越南何必自廢長處？有這麼傻嗎？

越南的「普選」與司法獨立改革
　　關於越南實現普選、司法獨立改革的消息，早在2012年左右就在中文互聯網媒體流傳甚廣，就像狼來了一樣，幾乎每年都要在自媒體上炒作一次。然而，迄今為止，在越南官方媒體的報導以及官方檔中，從來沒有要普選國家領導人，或者進行司法獨立改革的提法。
　　越南目前選舉政治的實際情況是：有些選舉改革，比中國走的略遠點，但是幅度不是太大，沒有根本差別。越共從2011年的「十一大」起，開始差額選舉中央委員，差額比是24%左右，而中共的差額選舉始於1987年的「十三大」，差額比例在10%左右。從越南的差額比例上看，遠遠不是競爭性選舉，還是表決性選舉。
　　人民權力機關選舉方面，越南的國會代表(相當於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直選對中國人來說是個新鮮事，頗讓人感到這是邁向直接民主的一個巨大進步。然而，越南的國會直接選舉由來已久，早在1976年的第七屆國會選舉就開始了，並不是最近做出的改革。很多社會主義國家也都採取最高權力機關代表直選的模式，像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作為最高人民議會議員的身份，也是經過選舉委員會提名，並且由所在選區選民直接投票選舉出來的。
　　越南國會直選的進步之處是，2002年以來開始允許獨立候選人自薦參選，不過候選人必須經過統戰部和「祖國陣線」苛刻篩選才能獲得提名，至今當選的候選人不過11人，占三屆國會代表總數1500人的不足1%，並且都是與越共關係很緊密的企業家或知識份子。
　　關於司法改革。越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至2020年司法改革戰略》，提出司法改革內容主要是庭審的透明化、司法對外專業化，以及加強國會對法院的監督權，這些措施與我國近些年的司法改革動向相差不大。在司法機關同越共關係上，《戰略》明確指出，「司法改革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維護政治穩定為目標」，「黨在政治、組織、人事等方面領導司法工作和司法機關的運行」，「要防止削弱黨委的領導作用」，「完善黨委指導重大、疑難案件的處理機制，建立黨組織與司法機關及其他相關部門的協調機制」。所以，越南司法改革仍舊是一些技術上，整個司法體系的運營完全是在黨委領導下進行的。
　　從總體上看，越南的權力政治仍舊不是一個競爭性、開放性的體制，越共用有對國家權力的絕對控制權。
　　並且越南的政治改革，也並不是一馬平川，逐步推進，而是有階段起伏性，2011年的越共「十一大」堪稱前後政治改革的幅度最大的時刻，此後明顯收緊。目前正在進行的第十五屆國會代表選舉，越共黨籍候選人占92%，黨外候選人有74人，比2007年的第十二屆選舉（黨外人士150人）減少了一半以上。

越南模式雖有特色，但並沒有根本突破傳統模式
　　綜上來看，越南的改革並沒有脫離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一般模式，它雖然表現出一些特色，但是這是全世界不同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常見局部差異，而沒有根本的突破，並且在社會主義核心經濟、政治制度上絲毫沒有鬆動的趨勢。
　　首先，越共領導的革新開放的目的，不外乎還是鞏固和改善黨的領導，健全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像發展中國家威權政府那樣，通過「訓政」達到「憲政」。越共「十三大」進一步重申：「共產黨的領導是革新事業取得勝利和確保國家按照社會主義方向廢展的決定性因素」，「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符合客觀規律、符合越南實踐和時代發展趨勢」，越南從來就沒有以建立西方政治模式作為奮鬥目標。
　　其次，越南對西方價值和制度一直是抵制態度，而不是接納和歡迎，並且隨著開放的深入，對西方價值的反抗愈發加劇。在越共「十二大」和「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反「和平演變」，以及抵制「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一直被列為黨的核心任務。越共內部對反「和平演變」的警惕程度，不亞於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國。上周，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發表的重磅論著《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若干問題和越南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中三分之一內容是在論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較量，以及反「和平演變」，這種表述的方式和強度在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中也是不存在的。越南中央媒體（如《人民報》、《人民軍隊報》）近些年不斷猛烈譴責西方「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民主」等「陰謀」，這些媒體都有中文網站，如果願意瞭解真實的越南，可以很方便訪問。
　　第三，越南內部對改革的分歧和衝突也很嚴重的，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也有利益方面的。越南長期以來存在「南方派」和「北方派」之分，「南方派」被認為開明，而「北方派」被認為相對保守，越南統一之後，長期是「南北共治」的局面，最重要的兩個職位總書記和總理，各自佔據一個。但是2016年以來，「南方派」失勢，連續兩屆的總書記和總理位置均是由「北方派」擔任。越南的改革隨著各種力量派別此消彼長而上下起伏，中文媒體津津樂道的越南的改革措施，幾乎都是2010年前後「南方派」佔優勢時期的成果，而「北方派」顯然對這些不太熱衷。
　　此外，越南軍方力量也非常大，並且有自己的產業，越南軍隊電信工業集團（Viettel）是全國第四大企業，越南的國企改革從來不敢觸動軍隊企業。越南軍方在保持傳統價值和捍衛國家領土方面更加積極，其控制的喉舌整天批判西方價值，以及渲染東海（即我國的南海）問題。
　　所以，越南的改革猶如一枚硬幣，不僅有大家都看的充滿陽光的A面，也有中國人所不知的緊張的B面。越南經濟增長前景較好，但是並不意味著能夠實現社會的全面轉型；越南官方做了不少政治方面的改革，但是並不代表要放棄核心利益。並且隨著改革的深入，新舊觀念和利益的衝突還會加劇，越南的改革要走向哪一步還得拭目以待。

（王明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