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昨晚十時許發佈「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消息，其中有一項是任命宋濤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免去劉結一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職務。
　　如果說，前日中台辦、國台辦的官網，其主任專頁已經由宋濤替換劉結一，是部委級的宣示的話，那麼，昨日新華社發佈的信息，就是國家級的正式宣告了。
　　劉結一因為已經達到省部級官員退休年齡的六十五歲，因而雖然當選為二十大代表，卻未能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而接任國台辦主任的宋濤，卻是六十七歲，比劉結一還年長兩歲。因而同樣未能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而且也已退居二線，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被增補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按道理，接任國台辦主任者，應當一是年齡比劉結一要小一些，二是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因此，在此前就成有人議論過，如果是按照王毅、張志軍、劉結一的模式，可能是當選為二十屆中央委員，及現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齊玉。現在看來，齊玉可能是另有重任。
　　這樣的安排，再次凸顯了習近平所說的，根據工作需要、人選條件、廉潔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轉、能上能下，樹立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推動幹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推動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確導向。而且可以不受年齡限制。
　　其實，這是參照中央在港澳事務上的成功經驗，依循「夏寶龍模式」，作出的決策。夏寶龍恰巧當時也是六十七歲，比前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張曉明要年長得多，而且也是退居二線，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但卻被任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一來是提高港澳工作的位階，二來也可使得港澳工作可以跳過某些層次，直接向中央負責。
　　倘是遵循「夏寶龍模式」，為了提高對台工作的位階，也是為了「彌補」宋濤不是中央委員的「不足」，估計在明年三月的全國「兩會」上，將會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與夏寶龍在出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之前，及駱惠寧在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之前，都與港澳工作沒有淵源一樣，宋濤此前也是與對台事務沒有淵源。追溯起來，這可能是「許家屯模式」。在一九八三年之前，中共港澳工委是中央委托廣東省委代管，因而香港新華社的領導如梁威林等，多是由廣東省委派出。他們曾經長期在香港從事過「地下」或公開的工作，與社會各界尤其是工商界「大孖啥」的關係極為密切，可能會形成「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錯覺和誤判。因而從一九八三年開始，將委託廣東省委代管的港澳工委收回歸中央，並從此後，調派出任港澳工委書記（包括一九九二年港澳工委分家後的澳門工委書記），就大多是此前並未涉及港澳事務的「外江佬」，此為始此濫觴的「許家屯模式」，「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而「夏寶龍模式」及「駱惠寧模式」則為「加強版」。現在，則移植到涉台事務去。
　　不過，宋濤如王毅等前任國台辦主任一樣，也具有外交部的背景，曾任外交部紀委書記、外交部副部長，及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後來專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專職於政黨外交。正因為如此，中國與朝鮮的外交關係是由中聯部主管，可能是因應「鮮血凝成的友誼」之說。而宋濤也與金正恩建立了公誼私交。而台灣地區的某些「大陸問題專家」，卻將中聯部歸納入「情治機構」。
　　但宋濤與王毅、張志軍、劉結一等人是從參加工作伊始就是走進外交部不同，宋濤的外交工作是「半路出家」。他最早是在福建省工作，在時間上與當時也正在福建省擔任領導的習近平有高度重疊。也正是在習近平調離福建省的二零零一年，宋濤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外交部首次公開選拔高級外交官，進入外交系統工作。
　　正因為宋濤曾在福建省工作，與當地台商有一定的接觸，因而在涉台工作方面，並非是「門外漢」。
　　如果是循「夏寶龍模式」的話，未來五年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作為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的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其實中台辦與國台辦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的工作模式，可能會有一些「新道道」。實際上，夏寶龍在出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之後，在習近平和黨中央的直接領導及充分授權之下，進行調查研究，先後研擬港區國安法草案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辦法草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背書」，並全面實施，徹底扭轉了被動局面，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全面准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並強化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等。這一系列標本兼治的重大舉措，有力打擊了反中亂港亂澳勢力，一舉終結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史，徹底粉碎了港版「顏色革命」，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港澳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標志性成果，確保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中央全面管治權得到有效落實，國家安全得到有力捍衛。現在，香港和澳門都已走上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台灣問題雖然並不完全等同於香港問題，但在大原則上是基本相通的。因此，在涉台工作的人事安排也依循「夏寶龍模式」之後，涉台工作必將會有一些「新道道」，打破過去多年來的悶局，將會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