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封控」「轉運」成了過去時，防治新冠成了每個人必須具體應對的健康挑戰。無論是心理建設還是行動準備，每個家庭、個人都需要習得新的經驗。
　　新冠病毒從未如此迫近我們每一個人。
　　2022年的最後一個月，人們短暫地享受了封控解除的歡愉，也同步迎來新的現實：越來越多人親歷新冠病毒，看著它一步步感染室友、同事、家人、自己。
　　「陽了嗎」「陽了怎麼辦」成了人們最關切的家庭議題、辦公室話題。
　　這是新的局面。
　　在這之前，新冠病毒多存在於新聞發佈會，陽性病例更是一組抽象的數字，遠離多數人，但如今，「封控」「轉運」成了過去時，防治新冠成了每個人必須具體應對的健康挑戰。
　　事實上，當新冠病毒在身邊驚現，我們仍會驚慌、短暫地不知所措。
　　無論是心理建設還是行動準備，每個家庭、個人都需要習得新的經驗。

微妙的心理，誠實的身體
　　12月，金庸武俠小說《神雕俠侶》以一種迥異的方式又火了起來。
　　書中3個帶「yang」的角色名，恰好描述了當下人們感染新冠的進程，一起被人編成了段子一「陽過」（楊過）盼著「陽康」（楊康），不想重複感染成「王重陽」。
　　讓人莞爾的段子背後，也顯示出人們正逐步適應感染擴散的現實，疫情議題順應變化，正從「清零」向「防護」轉變。
　　與此同時，被新冠病毒擊中的年輕人大方地在朋友圈裡曬「陽」，病友在社交平臺分享自己的感染體驗、康復經驗，圍觀者眾，留言鼓勵居多，觀感上，談「陽」色變的氣氛正在退卻。
　　但從網路回到現實，即便很多人都有「遲早感染」的心理預期，也把「不慌不怕」掛在嘴邊，默認它毒性減弱，但真實感受到「陽」在靠近時，仍會不由自主地退縮或逃離，誠實地顯露出我們的不安。
　　哪怕只是一方辦公室，面對第一波衝擊，同事之間的心態也很微妙，氛圍的變化顯而易見。
　　人們開始在辦公室裡時刻戴口罩，繼續笑臉相迎的同事，多少會引起旁人一絲警惕，有時我們拿捏不好分寸，該怎麼明確、尷尬又不失優雅地提醒同事戴上；入冬的廣州，是開著窗通風，還是關上窗取暖，總要有一方妥協。
　　辦公室陸續出現陽性，私底下，有時人們會有意識地隱去「陽了」的同事的名字，似乎那仍是「忌諱」和不宜公開的「隱私」，而繼續來辦公室坐班的人會獲得同伴脫口而出的一個「勇士」稱號。
　　有同事的抗原檢測盒顯出了一深一淺兩道杠，她條件反射地向後退了2米，問著「我是不是該回家」「是不是要讓阿姨來消殺」；幫她確認結果的同事，下一分鐘戴上了口罩。
　　我們很容易就能意識到，在哪些瞬間，彼此的腦海里拉響了警報，心理防線又繃緊了一些。
　　當然，這是人之常情。
　　且不說，「上有老、下有小、妻有孕、身有疾」是很多人的現實處境，哪怕獨居青年都可能面臨無人照料獨自扛的現狀。而合租的單身青年，從辦公室回家，也將面對連鎖反應。
　　一旦確認「陽」了之後，我們是一起感染還是盡可能保護好室友，如何共用一個洗手間和廚房，這些是迫在眉睫的具體問題。
　　事實上，同處一個屋簷下的室友，也很難提前達成共識，因為我們同樣對外界風險係數的感知有差異，也沒有討論過具體的應急預案。
　　我們很容易捕捉到這樣一種心態：即便我們默認它毒性減弱，但當越來越多人講述感染症狀的時候，我們仍然不希望它落在自己和親友頭上一們之所以厭惡生病，不只是害怕死亡，還怕痛苦和麻煩。
　　我們都在經歷這樣的兩難：即便你自己不在意，你身邊的人卻有顧慮，那你要不要配合？我們仍然處在彼此牽連的系統裡，我們既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對身邊的人也肩負一種道義上的責任。
　　也許從未有過這樣的時刻，我們集體患上了「疑病症」，開始頻繁感知自己的身體狀態，撫摸自己的腦門兒感受熱度，盼著鼻腔繼續暢通無阻，感受太陽穴最深處和扁桃體傳來的疼痛程度，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陽了」，還是「在陽的路上」，又默默祈求自己的症狀只是普通感冒。
　　脫銷的黃桃罐頭和楊梅罐頭告訴我們，無論是它甜潤的口感、豐富的維C，還是「逃過疫劫」「陽沒了」的字面吉利，「東方神秘力量」的調侃之下，其實是人們需要心理安慰。
　　新冠病毒是不是「大號流感」的爭論仍然喋喋不休，但現實應對當中，它遠遠沒有被我們當成普通的流感來對待，只需稍加回憶，就能意識到，在疫情之前，即便每年都有流感高發的季節，但我們從未有過如今的心態和舉動。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集體意識到，面對傳染病不只是和病毒的生理對抗，也是一場焦灼的心理戰，需要免疫的不止身體，還有心理。

「這不是一個人的事」
　　在以「家庭」為單位的中國社會裡，「成為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隱藏在更複雜的現實之中。
　　因為共處一個屋簷下，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暴露在風險之中，這需要一家人共同承擔身心壓力、化解它，也離不開家庭以外的社會支持。
　　河南一位懷孕5個月的准媽媽用「如履薄冰」向我形容她的感受。懷孕之初，她就被父母灌輸「孕婦不能發燒、不宜感冒、用藥對寶寶不好」的觀念，為此，她和丈夫都很小心，一旦有感冒的症狀就分房睡。
　　疫情管控政策鬆動後，她已居家半月，防護做到了「快遞外賣都要先消毒靜置半小時才動」的程度，但她還是感染了新冠。
　　12月10日，意識到自己發燒的那一刻，她覺得「所有的努力白費了」，孤立無援的清早，她一下子就崩潰了，體溫持續升高的時候，她更慌了。
　　她想去醫院，但在醫院工作的家人勸她不要去，醫院並不一定安全。她和丈夫開始聯繫認識的醫生，想從專業的人那裡找到一個準確可行的辦法：退燒；對寶寶沒有副作用。
　　最後是之前偶然手寫在產檢單上的醫生電話，給了她「定心丸」，對方既緩解了她的生理症狀，也讓她的情緒鎮定下來，安慰她「沒關係，寶寶沒事的」。退燒後，她恢復了精神，坐在飄窗上曬太陽，感受著腹中胎動，和爸媽視頻通話。
　　感染的焦慮仍然持續，放開後，兩邊的雙親也減少出門，怕自己感染了，給兒女添麻煩。她和丈夫都是獨生子女，很可能照顧不過來，一大家子都盼著，感染新冠的經歷，一次就夠了。
　　不只是陽性脆弱人群本身，就連照料他們的老伴兒孫，也要默默承受心理壓力。
　　照顧農村老人，更是如此，除了抵抗病毒本身，農村老人基礎病多、防護意識不強、缺乏病識感和處理經驗，還有家族成員間的觀念差異，都是棘手的問題。
　　一位專門趕回河北農村照料陽性老人的青年教師雪菲告訴我，即便村裡有陽性病例，村子裡仍有老人不戴口罩走動。家中爺爺的抗原第一次顯出兩道杠時，他不相信自己真的感染了新冠，覺得只是普通感冒，又重複測了一次抗原，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在家族群裡感慨：沒想到新冠傳染得這麼快，真的落到自己頭上。
　　最忐忑的其實是雪菲，回到老家，她進門第一件事就是給院子噴酒精消殺，也提前讓爺爺奶奶分房住，錯峰活動，她在後頭隨時消殺。家中長輩覺得她反應過激，但雪菲還是想著「能隔開就隔開」，主動攬下這份責任，她擔心71歲的爺爺，也害怕體質更弱、有基礎病的奶奶被感染。
　　奶奶也有些慌，覺得自己也有了症狀，可能陽了，慌著問她「感染新冠對身體有沒有特別大的損傷」。雪菲也說不準，只知道高齡老人是高危人群，小心為上——讓家人以身犯險和受苦，我們的內心是最敏感脆弱的。
　　奶奶疑病的瞬間，她心裡一驚，想著如果同時照料兩個感染的老人，自己可能真的招架不住，直到奶奶的抗原呈陰性，她們才松了一口氣，意識到這可能是心理作用。到了第10天，爺爺覺著身子清爽了，抗原恢復陰性，他很是興奮。
　　回過頭來，雪菲覺得「最難的還是在心理上」。
　　他們扛住了第一波衝擊，風險並沒有解除在偌大的村子裡，他們是否仍有餘力，抵抗後續的衝擊，這仍是讓一家人焦慮的問題，而村子裡的抗原已經買不到了。
　　過去3年，每個人都形成了自己對新冠的經驗認知，即便新近一些醫療建議、科學結論努力破除我們對它的恐懼，但認知轉向，並不像潮汐一樣能在頃刻間改變它的流向，它需要愚公移山的精神，推著過時的認知一點點鬆動。
　　代際之間溝通，這種心態更加微妙，言語尺度的把握像穿繡花針，說得嚴重了，可能引起恐慌，說得輕巧了，可能不重視，說得辯證些，反倒失了立場，徒增模糊和混亂。在向老人建議接種疫苗的時候，最窘迫的瞬間莫過於，父母反問一句，那你為什麼不打？這種進退失據、不知所措的感覺，仍將持續。
　　是遵從「老人孕婦不宜生病」，還是「新冠病毒傳染性強、致病性減弱」，我們始終要在「經驗判斷」和「科學結論」這兩股聲音裡，為家人和自己尋找個性化指南，一邊焦慮一邊謹慎，最終寄希望於難以捉摸的自身抵抗力。

病識感的浮與沉
　　你是否發現，直面新冠，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覺得自己陽了、病了，並且突然之間，我們急著搶藥，按圖索驥去找名字生僻到根本記不住的藥。
　　醫學上有個術語叫「病識感」，它說的是患者是否意識到自己病了。它可以分成四種狀態：一是知道自己生病，也願意配合就醫，這是最完整的病識感；二是知道自己生病，但覺得不需要就醫；三是知道自己有點不太對勁，但歸咎於太累或其他原因，不認為是生病，沒必要就醫；四是完全不認為自己有問題，這是病識感缺失最多的狀態。
　　我們對新冠的認知和心態差異，其實可以從這四種狀態裡找到對應，但總體上，時刻擔心自己「陽了」，緊接著開始搶藥的我們，正處在一個集體病識感最強烈的時候。
　　無論是之前的日常核酸檢測，還是如今的抗原檢測，「陰性」和「陽性」的持續區分，以及轉運和隔離，都是推高病識感的有力工具。
　　個體病識感高的確可以引起人們的重視，但眼下，這也顯露出新的矛盾。當新冠病毒致病性減弱的時候，集體病識感高是否仍然利大於弊？因為這關聯著後續對「會不會出現醫療資源擠兌」的擔憂。
　　對個體來說，更微妙的是易感、脆弱人群之外的普通人，有時也突然恍惚起來，竟不知道怎麼治病，也忘了發燒、嗓子疼、味覺減退並不是新冠病毒獨有的症狀。我們搶購的也並不是3000元一盒的新冠特效藥，而是幾十元一盒的家庭常用藥，況且自身免疫系統仍然起著防線和自愈作用。
　　這種恍惚也不是突然形成的，3年來，對平民百姓來說，我們並沒有看清新冠病毒的真面目。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極少公開、具體地談論「陽」，這在公眾認知裡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真空，以至於在面對第一波衝擊的時候，很多人著急忙慌，不知所措，這也是社交媒體上，分享新冠感染體驗的內容備受關注的原因。
　　在我們身邊，很多人依靠經驗在生存，專家的建議和研判離他們很有距離。平民百姓的生活經驗是神農嘗百草，要自己檢驗過才真正知道酸甜苦辣、是騾子是馬。「陽過」的個體經驗有更具體的參考價值，圍觀者也能從中獲得面對它的勇氣和康復的信心。
　　雪菲告訴我，她之所以爭取到爺爺的配合，喚起他的病識感，短視頻幫了她不小的忙，就連怎麼做抗原，在她錄視頻示範之前，爺爺就刷小視頻自己學會了。
　　可以確定的是，袪魅已經開始，當我們公開談論「陽」，新冠病毒將顯露它最真實的面目。在第一波衝擊中，我們也將逐漸明瞭如何應對它，並將它融入我們的生活經驗。
　　病識感很微妙，它不會一成不變。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是一個立體的景觀，病識感會在「陽過」「陽康」「陽沒」的段子裡短暫消失，通過身體的症狀顯現，在生活中歸於平淡，在集體康復中隱入塵煙，最終塑造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此時此刻，還想分享這樣兩段有趣的新冠記憶：
　　一段來自在紐約工作的朋友，前些天，她接到辦公室的節前聖誕午餐邀請，而去年同樣的聖誕午餐，最終因為一半的同事集體得了新冠，被迫取消——那時紐約剛剛恢復線下活動，大家可以回公司上班。
　　談笑間，這位朋友不識趣地問：
　　「萬一今年聖誕晚餐，大家又得新冠了怎麼辦？」同事回她：「Don’t jinx it.（烏鴉嘴，別搞砸了。）」大家紛紛開始敲桌子，他們有個迷信，如果有人說錯話了，馬上敲木頭三下，這可以帶來好運。
　　另一段記憶來自武漢，一位叫安瑜的朋友收集了200多張「核酸通行卡」，那是疫情期間，她出入社區的憑證。它們像郵票一樣好看，按周分出7種顏色，
　　上面印著武漢的諸多地標建築，還有她和家人做核酸的具體日期。安瑜記得，有個星期，卡片剛好差了一天。5歲的兒子，每次都想拿混檢核酸管當「管長」，這一次，他拿來水彩筆，興致勃勃地給媽媽親手畫了一張。

（施晶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