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三年了，人們渴求一種集體的情緒按摩。
　　李文亮醫生的微博樹洞裡，每時每刻都有人在分享此時此刻的心境，迷茫的，崩潰的，痛苦的，還有人終於落下了心裡的石頭：總算陽了。
　　脫口秀裡，「病態自我」的挖掘，成了一種創作風向，演員們講述自己的社恐、容貌焦慮、痛苦和.抑鬱、自卑和迷茫，嘲諷自我的無可救藥。
　　在脫口秀演員鳥鳥身上，我們看到一種應對悲苦的絕佳方式，自我調侃、自我消解，同時，也以飽含溫暖的方式，進行著自我療愈與他愈。
　　短視頻平臺上，「苦學」大師們消解著生活的不如意。豆瓣小組裡，幾十萬人抱團研究內生力量，互相拯救，彼此療愈。
　　在此之前，抑鬱症已是僅次於癌症的全球第二大健康殺手。而新冠疫情三年，更是加劇了其蔓延的勢態。有專家指出，新冠疫情對人類精神健康的，影響，可能至少要持續20年以上。
　　我們需要對此做好準備。在生活開始復蘇的時候，做好每個人自己的心理重建。

患者
　　抑鬱症像是人生的一個迷。
　　對蓓敏而言，她不知道為何而起。
　　蓓敏家庭環境還不錯，父母對她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也極為尊重。過去這麼多年，她一直是優秀學生，一路高歌。
　　她專業學的是文學。2018年畢業後，她在北京找了一份新媒體的工作，負責時尚版，把國外的資訊整編成中文，推送到APP和微信公眾號。
　　工作不到一年，疫情來了，她所在的部門，最先遭到裁員，領導覺得她是刺頭，「思想不健康」，總在工作成果中夾帶私貨，所以她率先丟了飯碗。居家隔離，導致她也喪失了交際的熱情，原本堅持的閱讀和觀影興趣，再也提不起來。她跟男友分了手，決定再也不發展下一段關係。她原本想努力進入大媒體機構，但眼下，職業的理想已經熄滅。半年後，她去了一家汽車資訊公司。
　　有時，她在床上躺一整天，被無力感包圍，隨便編了理由，請假翹班。這些經歷，她原本並不為此苦惱，但如今卻從內在徹底顛覆了她的生活秩序，低落、失眠、焦慮，不時襲來的慌張、心悸和窒息，席捲了她。
　　人們常說苦難，那是一個非常宏觀的社會性行為，比如新冠疫情，比如戰爭。人們也說痛苦，那是個體化的、病理性的，包括精神的痛苦、生理的痛苦。但是，自殘，一種自我毀滅的手段，並非指向苦難，也不全然是痛苦的產物。
　　鋒利的刀刃，劃過皮膚時，蓓敏不會感到有多疼，反而她產生一種真切感，似乎抓到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確鑿證據。
　　比起苦難、痛苦，她更願意用「受苦」這個詞來確證自己的靈魂。她說自己既不悲觀，也不樂觀，只是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心靈正承受著一些難以承受的事物，找不到出路。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切就像迷一樣。「僅此而已。」
　　她成了同事與朋友中的異類，一個「負能量的怪物」，困在情緒的鬥獸場。而站在她的視角，似乎大家都活在虛假的歡欣裡。
　　與蓓敏不同，同在北京工作的「90後」辰浩，一開始就拒絕領受抑鬱症患者這個身份。他學傳播學的，有一份頗有前途的工作，在互聯網企業當產品經理，又自認是天性樂觀的人。
　　雖然偶有情緒低落，但他總能找到應對方式，玩一局遊戲，或者打一場籃球，很快煙消雲散。他沒考慮過抑鬱症，傳播學知識告訴他，「抑鬱症變得很流行」這種認知，更多是大眾文化與媒介的產物。
　　但是，疫情三年，他的世界天翻地覆。
　　事情是從耳鳴開始的。最初像隱約的蛐蛐聲，令他想起南方的夏夜，稻田裡，一片蟲鳴與蛙叫。很快，充滿野趣的蟲鳴，變成了尖銳的金屬摩擦聲，忽遠忽近。他戴上耳塞，但聲音更清晰了，似乎穿透了整個大腦。他又試著播一些輕音樂和音訊節目，試圖掩蓋大脳裡高頻的無休無止的聲音。但這樣導致睡得很淺，幾分鐘一睜眼，反反復復，更加折磨人。
　　彼時正值北京疫情，公司專案都崩了，領導宣佈開源節流，沒明說，但話裡話外的意思很清楚：業績不好的，得走人。儘管下一個項目毫無進展，但辰浩並不沮喪和焦慮。
　　他反復跟我強調，他從小就是打不死的小強。
　　但耳鳴還是沒辦法遏制，他嘗試很多治療都無效，中醫、西醫、食療，症因各有各的說法，他還去清了耳垢。現在，白天也開始耳鳴了，只要停下來工作，那種聲音就會淹沒了他。
　　學醫的同學告訴他，是勞累過度，神經衰弱了，休息好就沒事。不過，這又陷入了一個悖論。不消滅那些無由來的聲音，「休息」本身就是一種奢談。有時凌晨4時入睡，6時就急忙忙爬起來，擠進地鐵去上班。
　　他竭力過一種簡單的生活，也不想面對複雜的人生思考。但那段時間，思緒總是無端漫遊，然後進入一片空白。上班時，整個人也迷迷糊糊的，注意力容易渙散。生活似乎進入了一個怪圈。
　　2020年8、9月份，「症狀」嚴重起來，耳鳴令他抓狂。半夜，他不得不狠狠敲打自己的腦袋，試圖讓耳鳴停息下來。他開始產生一些臆想，覺得自己的身體變成了一個怪物，處處與自己作對。
　　2021年9月，遠在上海的女友跑來北京，把他拽出了公寓。醫院裡，他拿著抑鬱症診斷證明：重度抑鬱。
　　他跟女友爭論起來，說，哪有什麼抑鬱症，不過是過度矯情罷了。

群體危機
　　心理諮詢師李陽如此告訴南風窗記者：「人們容易對自我的苦難，總抱有偏見。有的人臣服於此，有的人諱疾忌醫。」
　　巧的是，2021年10月，前述兩個患者，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找到了李陽做心理諮詢。在李陽看來，他們正好代表了正反兩個典型。
　　李陽對症下藥。他覺得，蓓敏並不畏懼痛苦，她對雞湯式的激勵話語已經免疫，但對死亡、毀滅的觀念也不應該被浪漫化，所以，李陽希望她知道，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消解，她並不孤獨。
　　相反，辰浩極力回避自我，有極強的病恥感。如果不是他的女友強行要求，心理諮詢他都懶得做。李陽能做的，就是引導他正視病情，接納一個可能不完美的自己。
　　在辰浩的視角裡，他開始走向自身的黯淡、脆弱，他不是表面上那種無堅不摧之人。
　　本質上，抑鬱症帶有一定的「Disconnection」的特性，即所謂斷聯。他們是孤獨的，是獨自在黑霧森林裡摸索，在泥潭裡沉淪，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無論抑鬱症、焦慮症，還是雙相情感障礙，情緒障礙類疾病有一個共同點——自我認同的危機。在社會學角度，這是文化支離破碎的社會產生了分裂和病態的自我。
　　疫情時代，人們的生活軌跡偏離了日常。生活秩序的扭曲，加劇了這種病態自我的誕生。
　　因此，個體在精神層面的「受苦」，其實具有一定的社會性。於個體，它是病理性的痛苦，於整個現代社會，盛行的抑鬱症、焦慮症，是一種群體苦難。
　　事實上，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抑鬱症的說法事實上並不存在，作為一個醫學概念，它是20世紀下半葉才被確定。此前人們普遍採用「神經衰弱」這個概念，因為它更能代表一種器質性的病症，但它的病因過於模糊。
　　19世紀末，社會學家塗爾幹指出，一個穩定的社會自殺率是常態。他統計了新教地區與天主教地區的自殺率，推導的結論是，新教徒的自由主義和更先進的教育觀念，拔高了自殺率。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把自殺與抑鬱，看作文明的副產物，是一種資產階級文化特有的富貴病。心理學家榮格還強調，抑鬱孕育著創造力。
　　但事實上，情緒障礙不會豁免任何階層和種族。某些情況下，邊緣族群、低收入群體，可能面臨更高的風險。
　　人類對抑鬱症的認知，遠遠不夠。
　　2022年發佈的《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抑鬱症重大報告》顯示，在中低收入國家，有80%~90%的抑鬱症患者未得到診斷和治療。
　　如今，學界公認的是，抑鬱症已躍居為僅次於癌症的第二大健康殺手，也是誘發自殺和致殘的首要因素。《2022年中國抑鬱症藍皮書》顯示，中國已有超過9500萬抑鬱症患者，抑鬱障礙的終身患病率在7%左右。
　　作為全人類的健康危機，新冠疫情也在惡化這種趨勢。中科院院士、精神病學與臨床心理學家陸林指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已新增超過7000萬抑鬱症患者、9000萬焦慮症患者和數以億計的失眠症患者。
　　新冠疫情對人類精神健康的影響，可能至少會持續20年。

苦痛的消解
　　人們正在尋求一種集體情緒的按摩。
　　2012年，抑鬱症患者「走飯」自殺後，她的微博，成了患者抱團取暖的地方。人們聚集在這裡訴說難過、痛苦、絕望、哭泣、崩潰與噁心感，談論死亡的可能性——自殺、等死、世界末日，以及活下去的渺茫希望。
　　此後，類似的微博樹洞，近幾年不斷興起。
　　李文亮醫生去世三年，他最後一條微博評論數，早已超過百萬。直到今天，人們依然紛紛點進來，訴說焦慮、害怕、迷茫和崩潰，或者自己的生活展望。每分鐘都有評論數上漲。
　　豆瓣上，新增了不少心理學自救小組，有的甚至成員多達數十萬人。
　　與樹洞和自救小組不同，也有人以另一種方式試圖消解自己的苦難。2022年9月以來，「互聯網苦學」大行其道。先是一位「00後」用檸檬頭發佈一則短視頻，講述自己被解雇的悲慘遭遇。隨後，越來越多人效仿，講自己的不開心、苦悶，以檸檬頭的形象，表達出來。
　　在這裡，生活的不如意與苦悶，是以幽默的方式來表達。苦學家們自稱懷著一顆「濟世救人」之心，「用我的苦事，讓大家樂一樂」。
　　與苦學類似，這兩年的脫口秀大會，創作方向也對準了自我的苦難。演員們紛紛上臺講述「我也有病」，跟抑鬱症作鬥爭、容貌的焦慮等。解構自我的痛苦與苦悶，成了一種新的創作趨勢。
　　鳥鳥，則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是一個頗有些自卑的人，極度社恐，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消失了也無所謂。臺上，她說話語氣很低，話題大多很喪。比如，她描述自己的生活狀態，只有三種：中悲、大悲、超大悲。
　　「人家熱愛工作，下班刷牆，刷完了開心，我刷短視頻，刷完了，想死。」
　　「你知道快樂的人也是要死的。」
　　「永遠年輕，永遠左右為難，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悲觀且虛無，她以悲苦的形象，營造了一個與喜劇極具反差的語境，從而消解了自我的苦難，這是鳥鳥給自己找的出路。
　　鳥鳥並不講述如何戰勝這些困境，她講述的，是一種客觀上就無法戰勝的生活真相。比如，她談到一個電車難題：「我們之前思考過那種電車難題，一條鐵軌上躺著5個人，一條鐵軌上躺著一個人，問如果是你火車該往哪兒開。但真的到了社會上，我才知道我決定不了火車往哪兒開，因為我就躺在鐵軌上。」蓓敏從不看脫口秀，但她喜歡鳥鳥，反復刷鳥鳥講脫口秀的視頻。在她看來，鳥鳥講述的無可救藥感，給了她些許同病相憐的慰藉。
　　這是某種療愈的力量。
　　人們並不總是生活在光亮之下，那些大張旗鼓行進在陽光下的人，並不能理解社會角落的掙扎。
　　有人指引著光的方向，但蓓敏也希望，有人能洞察那些晦暗不明的生活。

同時代人的慰藉
　　在很多採訪場合，鳥鳥提到了卡夫卡對她的影響。她說她感謝卡夫卡，讓她感到現實生活可以接受，因為人生本就是這樣。
　　作為「當代人」，鳥鳥發現自己躺在鐵軌上，「李誕才是那個開火車的人」。
　　而作為一個「現代人」，卡夫卡筆下的格裡高爾，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甲蟲，身軀龐大，四肢羸弱，這件事本身並不令他恐懼，真正恐懼的是，成為甲蟲之後，他沒辦法重新回到辦公室。
　　一個是娛樂場裡的脫口秀演員，一個是文學史的巨人。兩者自然無法相提並論。但也有相似處，他們都是幽默的，都講述了相似的心理困境。
　　區別在於，卡夫卡的幽默，是手段不是目的，荒誕的外衣下，是現代人共同的苦難。鳥鳥站在充滿自我消解的場域裡，在這裡，段子可當真，可以不當真，幽默更接近於目的，不是手段。
　　卡夫卡既是現代文學的先驅，同時也是洞察現代生活苦難的先知。他一生默蘇無聞，在銀行和保險公司當職員，是個標準的社畜，被工作壓榨得喘不過氣，以至於無處施展寫作才華。
　　他在苦悶與掙扎中度過一生。後世傳記作家認為，現代生活把他搞成一個「類精神分裂型人格違常患者」。同時，在性障礙的折磨中，卡夫卡終身未婚，然後寂寂無名地死去。
　　但他卻是最早感受到時代之痛苦的人。在他去世後，人們才發現，他早就覺察到現代生活的黑暗與異變。
　　在某種程度上，卡夫卡找出了現代生活痛苦本質的癥結，他揭示了我們為何被現代生活異化成一隻巨型甲殼蟲，為何我們身軀龐大而四肢贏弱。卡夫卡比任何人都接近哲學家阿甘本口中的「我們時代的當代人」。
　　他洞察黑暗，獻祭自己，用自身的當下，焊接各種當代的破碎。人類涉過河流，越過高山，但總有人迷路，沉陷於迷霧的沼澤，彷徨於黑暗的森林。我們需要仰望光的指引，也要凝視暗的氤氳。
　　脫口秀演員鳥鳥說，如果卡夫卡的幽默適合講脫口秀，在今天的舞臺上講脫口秀，他也許會快樂一些，沒准還會結婚。
　　若真如此，的確是一番有趣的景象。我們身處一個媒介技術過剩的時代，這裡盛產破碎的資訊、知識、時間與主體感知，這種支離破碎的社會形態，滋生了更多病態的自我。但過度發達的社交媒體，超越空間的資訊網路，也催生了一個個巨大的抱團取暖的場域，這是前所未有的。
　　無論是樹洞還是小組，抑或是短視頻與彈幕，無數孤獨的星球，最終還是得以連接。互聯網肢解我們，也慰藉我們。後新冠時代，這種跡象和趨勢愈發顯著。
　　羅伯特．傑伊．利夫頓認為，人的自我具有非凡的適應能力，最終會積極適應當今這個文化碎片化的時代。
　　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教授大衛．A.卡普對此表示贊同。卡普曾著有《訴說憂傷：抑鬱症的社會學分析》一書，同時也是一名資深的抑鬱症患者。他在書中談到，「我有時傾向於接受對人類的現在和未來抱著這樣一種無可挽回的消極看法。但我對人類最終能改造自我和世界的能力有著極大的信心。」

（何承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