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的第一座地下無線電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上海。1928年夏，為了加強中央同各地的通訊聯絡工作，黨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電臺，在特科增設了無線電通訊科（四科），開展無線電通訊工作。當時黨內還沒有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黨中央一方面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中選派人員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另一方面在上海選派優秀的同志開展此項工作。這年11月，領導特科的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派李強、張沈川等人分別研製收發報機器，學習收發報技術。
　　李強此時在中央特科負責秘密交通工作。他原來是學土木工程的，沒有學過無線電，因此對李強來說，一切都需要從頭學起。好在他數理化基礎知識比較扎實，加上大學裡全用英語課本上課，所以他的英文也可以。李強接受任務後，就到街上去買了美國大學用的有關教材，進行系統的自學。，除了理論上的學習，他還到上海的無線電工廠偷著學習。另外李強還以無線電業餘愛好者的身份，同當時在上海經營美國無線電器材的「亞美公司」和「大華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從他們那裡購買了製造電臺所需要的零部件和材料，以及許多有關無線電技術方面的書刊，然後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裡，照著《無線電雜誌》上的線路圖樣，同張沈川一起，先組裝收報機，再組裝發報機。
　　1929年春末，在公共租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裡9號一幢三層樓石庫門房子內，李強他們終於成功地組裝了第一部電臺。這台機器雖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這可以說是中共擁有的第一台無線電通訊設備。

中共首個報務員由國軍電臺培養
　　1928年10月的一天。時任中共法南區委所屬法租界黨支部書記張沈川，趕往三馬路（今漢口路）上的惠中旅館。接上級通知，中共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伍豪（周恩來）要找他談話。
　　張沈川記得清楚：「恩來同志和我談話時，對我的情況問得很詳細。問我過去在什麼地方念書，參加過哪些政治運動。」
　　張沈川回憶：「最後，他代表組織決定讓我去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要我找到學習場所後，向組織上彙報。汶後，李強就經常幫助我學習，每月的生活費也是他帶給我的。」
　　與周恩來談話後，張沈川留意起這方面的資訊。一天，他從報上看到上海無線電學校的招生廣告。學校在老西門的蓬萊路，門口掛著兩塊牌子：一塊校牌，另一塊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六軍用電臺」，並有衛兵站崗。其實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劉鶴年台長兼校長，辦學校是利用電臺的資源賺外快。
　　化名「張燕銘」的張沈川，經考試後被錄取。為方便學習，他搬到離校不遠的菜市路（今順昌路），住在培德小學的亭子間裡。組織為他買了電鍵、蜂鳴器和乾電池等，還花12個銀圓買了個礦石收音機和一副耳機，相當於527.4元。那時，一個普通職員每月薪水，不過4到6元。李強來幫他裝了天線和地線，只能抄收徐家匯天文臺長波發射的法文氣象預報。
　　學校第一期學員50名，1928年11月開學，全是走讀，上課在夜晚。來自交大的兩位教授教無線電學基礎知識，軍用電臺的報務員則教收發報。1929年5月結業後，張沈川留在電臺做實習生，並搬入電臺宿舍。同住的技工姓楊，張沈川向他學了換裝發射天線、充蓄電池和裝無線電收音機等技術。
　　晩上，有的報務員要出去玩，就叫張沈川代班收發報。剛開始，報務主任還在一旁監工，幾次下來沒差錯，就讓他獨自代班。中共培養的第一名報務員，在國民黨軍隊的電臺上起了班。趁深夜一人值班之機，他偷偷抄了兩本軍用電臺的密電碼交給組織。

用極小功率實驗遠距離通訊
　　1929年下半年，李強按照組織上的指示，兩次到香港建立電臺，1930年1月，香港電臺同上海電臺正式通報，拉開了中共運用電臺進行遠距離通訊的序幕。1930年春天，受過培訓的伍雲甫、曾三、塗作潮三位同志從上海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後來在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紅軍繳獲了國民黨軍隊公秉藩師的一部100瓦電臺，由此建立了中央蘇區同上海黨中央的無線電通訊。
　　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電臺長期隱蔽下來很不容易。國民黨特務同租界巡捕房相勾結，將定向測試電臺裝在汽車上，每天晚上在馬路上兜圈子，偵察秘密電臺的方位。為了能使秘密電臺生存下來，擔任秘密電臺工作的同志都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深居簡出，基本上斷絕了同社會上的聯繫，一兩年才同家裡通一次信。他們的收發報都在周圍居民入睡後的深夜進行，電臺功率只有50瓦。有一次，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們想試用100瓦功率的發報機，但一按電鍵，只見電燈光閃動，於是馬上停止了工作。

無線電秘密訓練班
　　革命活動的發展，需要各級組織和各地之間能有快速的通訊聯絡，特別是蘇區和紅軍急需無線電人才，為此，1930年9月，中央決定採用集中辦訓練班的方式訓練電臺人員，於是特科按照中央的決定，創辦了我黨第一所地下無線電訓練班。這所地下訓練班位於法租界巨籟達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12號，當時為了掩護，對外掛了一塊「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樣櫥裡擺放了一些待修理的收音機和零件，樓下有工作臺、馬達、待充電的蓄電池等，二樓和三樓是學員的宿舍，後樓和亭子間是辦公室。訓練班由顧順章領導，實際負責人是李強，張沈川負責報務，吳克堅管組織和財務，方仲如（方廷楨）教電學，並負責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生活管理。學員是由廣東、江蘇、湖南、福建省委選派來的。為了應付意外，學員打扮成工人模樣，對外稱工人，教員對外稱經理或工程技術人員。
　　無線電秘密訓練班開辦不久，儘管作了偽裝，但是由於工廠沒有對外業務，沒有隆隆的機器聲，不進原料，更不出產品，因此沒多久就引起了敵人的注意。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個穿著工人服裝的人進廠，自稱是自來水公司檢修水管的，他到每層樓都看了一遍。過了幾天，又有四個樣子像「白相人」的人闖進工廠，胡攪蠻纏，李強給了他們四塊大洋，他們才離開。一些同志感到可疑，向組織上反映，要求採取措施。領導訓練班的顧順章認為不要緊，未採取任何措施，由此留下後患。
　　1930年12月17日下午，天下著濛濛細雨，訓練班的幾個領導開完會後正好外出，19名學員在張沈川、曾華倫兩個教員指導下，正在二樓學習收發報。突然，六七個偵探，其中還有一個是外國人，推門而入，用手槍指著眾人，大叫「不許動」！特務在全廠仔細搜查一遍後，將張沈川等21人全部抓走。在敵人搜查過程中，學員謝小康乘敵人不注意時將二樓前屋窗簾的右角拉開，這是預先約定的暗號，表示訓練班出了問題。幸虧這暗號亮出，才避免了更多同志被捕。過了幾天，特科派人去偵察，見守候在那裡的巡捕已經撤走，就把貼在門上的封條揭下，偷偷地把廠裡的機器設備、小型發動機等都裝上汽車運走。
　　張沈川等同志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後，立即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在那裡張沈川他們巧妙地互串了口供，大家改名換姓，一致說是來上海學手藝謀生養家的。任憑敵人施用了各種刑罰及軟化手段，大家對黨的機密都守口如瓶，用事先編好的口供欺騙敵人。敵人儘管瞭解一些蛛絲馬跡，但沒有掌握任何直接的證據，遂將他們轉到南京陸軍監獄。1931年4月，.國民黨軍事法庭判處其中十七人有期徒刑九年七個月，另外三人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黨的第一所無線電訓練班被破壞後，沒有被捕的李強、毛齊華、伍雲甫、塗作潮等按照組織的指示，仍繼續在上海分散培訓人員，建立地下電臺，開展黨中央同共產國際、蘇區之間的秘密通訊聯繫。

上海設立的第一個電臺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中共中央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周恩來派資深的老無線電人員塗作潮來上海籌建電臺，接著又派田保洪為報務員，來上海負責同延安黨中央的電報通訊。1937年8月，上海辦事處改為公開的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電臺由秘書長劉少文領導，報務工作也由從延安調來的李白負責。
　　根據組織的安排，秘密電臺設在貝勒路（今黃陂南路）148號，這是一幢臨街的三層樓房子，房屋的主人單志伊曾是國民黨高級軍官，當過孫中山的秘書兼日語翻譯，同情革命，為人正直，同李克農家是世交，「四一二」事變時曾經保護過李克農，此後經常援助李克農。他的兒子單惠民是個醫生，政治上比較可靠，跟李克農是同學。組織上認為由這個家庭作掩護，對設立電臺比較有利。
　　李白住進貝勒路148號後，為了隱蔽和安全，他把收發報機裝在兩隻皮箱裡，白天放在二樓，同主人家裡的皮箱混在一起，到晚上十一點後，再拎上三樓，關緊門窗，掛上雙層深色窗簾，換上5瓦燈泡，在燈泡周圍蒙上一塊黑布，然後把機器打開，開始收發報。為了隱蔽，機務員把電臺的功率從50瓦改為15瓦，因為上海與延安距離遙遠，電臺功率改小後信號更加微弱，為了能夠清晰地聽到黨中央的聲音，李白每次都工作到凌晨4點。通過電臺，李白及時向黨中央報告大量重要情報，同時也傳遞了黨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決策和重要指示，為革命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一天下午，單惠民父子從外面回來，突然在樓梯上碰到一個人拎著兩隻皮箱下來，這兩隻皮箱正好是李白的那兩隻。單惠民見此情形，暗叫不妙，立即上前抓住此人，給了他兩個耳光，厲聲問道：「你是什麼人？來這裡幹什麼？」只見那人一下子跪在地上，說是生活困難才來偷東西的。單惠民借機厲聲說：「念你未偷成，還不快滾出去！」那人狼狽跑出門外。單惠民立即讓人去通知李白不要回來了，接著叫了一輛黃包車，把李白的兩隻箱子送走。從此李白的電臺撤出了貝勒路148號。

假扮夫妻以作掩護
　　1939年年初，李白的上級領導劉少文調回延安，由龔飲冰接替。龔飲冰認為秘密電臺應該經常更換位址，並希望有一位女同志與李白做假夫妻，以作掩護，並協助李白工作。這年5月，組織上專門調來在絲綢廠做工的青年共產黨員裘蘭芬擔任這一特殊任務，於是李白和裘蘭芬（此時已改名裘慧英）以「夫妻」的名義，在蒲石路（今長樂路）蒲石村18號住下，開展秘密電臺的工作。
　　1940年冬天，黨組織在威海衛路（今威海路）338號樓下開了一家「福聲無線電公司」作為掩護，由擅長電臺修理的塗作潮出面當老闆，李白做帳房，還調來一位青年黨員作「夥計」。電臺設在三樓一間只有4平方米的閣樓裡，李白夜裡發報，白天就跟著塗作潮學習機務技術。1942年7月，天氣炎熱，考慮到小閣樓的溫度太高，黨組織又將電臺轉移到福履理路台拉斯脫路（今建國西路太原路）口福祿村10號。沒想到兩個月後，電臺被日軍偵破。
　　李白和裘慧英一起被捕。在獄中李白堅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是為闊佬做生意發商業情報。地下黨組織也設法轉請黨外人士進行營救，加上敵特認為李白電臺的功率不具備同延安通報的能力，李白遂於1943年6月被保釋出獄。1944年11月，李白受命來到浙江淳安，化名李靜安，打入國民黨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當報務員，利用敵臺為黨進行秘密通信工作。

永不消逝的電波
　　抗戰勝利後，李白被組織上從浙江淳安調回上海，於1945年年底重建電臺，建立上海地下黨同黨中央的通訊聯繫。李白先在黃陸路（今黃渡路）亞細亞里6號設立電臺，後又轉移到15號。李白在電臺建立後把上海地下黨情報部門收集的有關國民黨軍事、政治情報及時發往延安。黨組織考慮到李白住處的危險性，特地安排了黨員潘子康、何復基夫婦住在樓下作掩護。為了不讓敵人測得信號，李白僅用7瓦功率的電臺。
　　1948年7月，國民黨特務在李白電臺所在地區通過分區停電的辦法偵察我地下電臺。李白的上級決定李白暫停通報聯絡，並加緊了籌建預備電臺的工作。但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展開，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很多重要的軍事情報急需及時報告黨中央，上級組織決定李白恢復與延安電臺的聯絡。聯絡恢復後，李白及時將許多有關敵人軍事部署的、標有「十萬火急」的重要情報發往延安。由於情報量多，發報的次數越來越頻繁，時間也越來越長。
　　1948年12月29日深夜，李白正在緊張地工作，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偵察到秘密電臺的位置，將李白逮捕。被捕後李白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始終守口如瓶，保住了黨的秘密，特別是保護了黨的預備電臺，使該台與黨中央的聯繫暢通無阻。敵人見從李白口中得不到任何東西，在上海解放前夕秘密將李白殺害。
　　1940年夏天，秦鴻鈞受黨組織委派，到上海建立秘密電臺，承擔上海地下黨組織同蘇北解放區的中共中央華中局之間的聯繫。到上海後，秦鴻鈞住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409弄（即打浦橋新新里）15號的一間閣樓上。剛開始，建台工作不很順利，與華中局的電訊一直未能接通。為此秦鴻鈞多次奔走在蘇北、上海之間。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與華中局的通訊聯繫終於接通。為了保持上海地下黨同蘇北解放區之間的通暢聯繫，秦鴻鈞幾乎每天從深夜工作到黎明，他緊閉門窗，在矮小悶熱的閣樓上收發報。為防止燈光外露和減輕發報時發出的電鍵聲，他用雙層窗簾遮住天窗，還用好幾層紙糊住牆壁的縫隙。
　　1949年初，已面臨崩潰的國民黨政權加緊了對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破壞和鎮壓。3月17日深夜，秦鴻鈞和妻子韓慧如被敵人逮捕。3月19日，電臺領導人張困齋前來秦家接頭，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逮捕。秦鴻鈞被捕後，在獄中受到敵人的嚴刑拷打，雙腿被打斷，肺部被辣椒水嚴重嗆損，但他始終堅貞不屈。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秦鴻鈞、張困齋等革命烈士被秘密殺害於浦東戚家廟。
　　除李白、秦鴻鈞外，吳克堅情報系統也在上海設有4部秘密電臺，從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這4部秘密電臺共發出電報977份，為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立了大功，為此得到了中央情報部的嘉獎。
　　其中一部代號叫「嶺台」的電臺，1946年底建在北四川路（現四川北路）和江灣路路口，祁式潛、居瀛棣夫婦的寓所內。居瀛棣的父親居正是國民黨元老，這個身份是很好的掩護。吳克堅安排他們在房子大門門檻下面挖了一個地洞，平時就把電臺放在地洞裡，用時取出。
　　1948年12月李白電臺遭到破壞後，祁式潛夫婦為了安全趕緊把家搬到了善鐘路（今常熟路）100弄裡的一幢四層公寓。他們住在二樓，在曬臺上搭了一個木頭房子，不住人，電臺就放在裡面，半夜裡秘密收發報。這部電臺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吳克堅情報系統的幾部電臺中，嶺台工作時間最長，收發報量最大。

（葉子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