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戰爭迅速取得勝利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積極進行組織和籌備工作，專門成立了新政協籌備會，以確保參會代表的廣泛性、協商的民主性和成果的豐碩性。中國共產黨人在廣泛聽取民主人士建議的基礎上，結合革命形勢發展變化，首先對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單位及代表人數進行了集思廣議，在選舉程式和辦法上實現了充分的協商，也正式拉開了協商籌建中國的大幕。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1948年4月25日，毛澤東關於城南莊會議的議題致電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其中列出的就會議擬討論的問題包括「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27日，致信時任中共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要求「告訴張、符兩先生，我黨準備邀請他們兩位及許德珩、吳晗、曾昭掄及其他民主人士來解放區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並進一步說明代表會議要討論「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問題」，會議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4月30日，中共中央順勢而為，提出了蘊含建國構想的「五一口號」。為「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決定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成立一個新政協籌備會，負責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各方代表，並負責起草新政協文件、召開新政協正式會議。因此，新政協籌備會在履行各項職能之前，必須要選舉產生籌備會的單位及代表名單。

充分體現協商民主精神
　　在協商討論新政協籌備會代表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真誠傾聽民主人士呼聲、廣泛瞭解民主人士意願、充分尊重民主人士建議，最終確定了代表選舉宗旨——「新政治協商會議為全中國擁護新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及同意動員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解放區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及無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組成」。由贊成和擁護這一宗旨的23個單位選出代表，組成新政協籌備會，全面展開籌建新中國的各項事宜。
　　在中共中央的誠摯邀請和周密部署下，民主人士克服艱險到達解放區，討論和籌備即將召開的新政協。1948年10月初，毛澤東與周恩來談到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時提出：「似宜將名單及其他各項擬成一個檔。」周恩來隨後起草了《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提出新政協要由各黨派、各方面共同組織籌備會負責召集。草案經毛澤東修改後，對新政協籌備會名單提出了初步建議，「籌備會的人選，提議即以五月五日香港聯名通電回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九單位代表，加上上海民主建國會，平、津教授，國內少數民族及南洋華僑的民主人士代表；全國性的人民團體，例如工人、農民、學生、青年、婦女、文化界、產業界等的代表；中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共約二十人左右組成之」。此時中國共產黨「打算開一個人數比較少的籌備會。因為當時戰爭情況與交通條件的限制，不可能使大家統統來到解放區」，因此在籌備會人員組成上以聯名通電回應「五一口號」的單位代表為主，代表名額在20人左右，這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的」。
　　10月8日，中共中央電告東北局約集已經在東北的民主人士會談數次，並將草案轉交給民主人士，「告以這是中共中央委託你們與他們商談的書面意見，正弐徵求他們的意見」10月21日，東北局負責人與在哈爾濱的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錯、王紹鏊、朱學范在哈爾濱馬迭爾賓館舉行第一次「新政協諸問題」座談會。在針對《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協商討論時，關於新政協籌備會的組成問題，沈鈞儒提出「20人左右是否能包括各單位，如每單位只一人也可以，各單位參加的人數要規定，且需電港得到正式委託」。章伯鈞提出「參加的單位中有平津教授，是否改為全國教授，並可由25人至30人組成之」。可見，民主人士已經建議中國共產黨擴大新政協籌備會代表人數，使之更具有廣泛代表性。
　　11月3日，中共中央研究了沈鈞儒等人所提意見建議後，給東北局發電答覆：「關於新政協籌備單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在籌備單位中同意加上致公黨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兩單位。關於各單位人數，提議每單位至少1人，最多4人，其確定數目與人選由各單位提出，籌備會各單位協商確定。」11月5日，中共中央關於邀請民主人士北上給香港分局的指示進一步明確提出「新政協籌備會除已到哈市之沈、譚、章、蔡、王、朱、李（德全）7人外，要能儘先將下列諸人邀請北上」，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民主黨派、文化界、產業界、海外華僑、全國教授、全國學聯、全國總工會、解放區農民團體、青聯、婦聯及少數民族等23個單位的代表，並規定「每單位至少1人至多4人。到有過半數單位，籌備會即可集會」。在經過與解放區及香港的民主人士多次協商溝通後，11月25日，《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正式協議。
　　1949年初，隨著「民主人士、各黨派代表來到解放區的很多了」，新政協籌備會「有擴大的必要，所以最後又協商為四人至七人」。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中通過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中明確規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即由新政治協商會議原提議人中國共產黨與贊成中共一九四八年『五一』口號第五項之下列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個單位組成」，「各單位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制籌備代表為四人至七人，其確定名額按各單位情況協商定之。」
　　在確定新政協籌備會單位及代表名單時，除黨派及團體代表之外，中國共產黨也注意到自由資產階級的作用。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應注意吸收自由資產階級代表參加工作給鄧小平等人的指示中提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佔領上海以後，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並且為自由資產階級更好地參與工作，專門設立了參議室，為建設新上海出謀劃策，參議室也成了建國後國務院參事室的前身。最終，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章乃器、盛丕華等人不僅受邀參加新政協籌備會，也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參會代表，見證了中國共產黨人廣邀各界人士協商建國的偉大歷史過程。
　　民主人士之間在新政協籌備會單位及代表名單的一些具體問題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比如，有人提出「民社黨革新派可參加新政協籌備會」。民社黨成員有的與美國關係密切；有的是國民黨軍統分子和中統分子；有的是既反蔣也「反共」，主張走第三條路線人；也有少數反蔣民主人士，如沙彥楷、汪世銘等，在中共發佈「五一口號」後，他們曾以民社黨革新派的名義發表文告，響應「五一」號召。鑒於民社黨革新派組織成分比較複雜，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最終否決了民社黨革新派作為籌備會代表單位的提議。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揚了與民主人士共商國是的精神。

受邀單位確定參會代表
　　按照規定，各單位逐步開始緊鑼密鼓地確定本單位新政協籌備會代表。民主建國會在擴大常務會議上，「原推定新政協籌備會出席者章乃器、孫起孟、施復亮三人，補推四人，以最多數一人足成四人之數，余三人為次多數，有出缺者以此遞補。當選者吳羹梅、盛丕華、黃炎培、俞寰澄」。當涉及籌備會代表身兼數職，以何種身份參加會議時，充分徵求代表建議。俞寰澄本要以中國民主建國會代表身份參加籌備會，後擬邀請以產業界代表身份參加，中共中央委託黃炎培電告俞寰澄徵求意見，「中共商提公名，以產業界代表；參加十五日開始之政協籌備會，會期三天，特囑代達，並問公能如期來平否？」1949年6月10日，民盟召開臨時工會，選定出席新政協籌備會代表沈鈞儒、章伯鈞、周新民、張瀾等七人。通過單位內部協商，各單位籌備會代表基本已經確定。
　　1949年6月11日，在雙清別墅召開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議，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黃炎培等人出席。在籌備會的23個單位中，除了救國會，都有代表參加。第一次預備會議討論了新政協籌備會的幾件議案，包括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籌備會分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人選等，並且在充分吸收、廣泛建議的基礎上，有組織的籌備會受邀單位提出了本單位的參會人選，沒有組成團體的單位，比如民主教授、國內少數民族等受邀單位，由有組織的單位在預備會議中推定出來，並且經過會議同意後通過。
　　經過第一次預備會議，新政協籌備會初步確定134位代表。各單位會後在內部再次進行民主表決，在通過的情況下才確定為最終的單位代表。6月12日，中國民主建國會召開內部會議，「將假議決民建代表五人通過：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閻寶航代）、施復亮（孫起孟代）、胡子嬰」，並電告李維漢、齊燕銘「民建代表通過」。
　　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預備會議通過了籌備會議事日程，籌備會各項準備工作就緒。經過反復、細緻的協商和討論最終產生的新政協籌備會代表，即將履行籌備會代表職責，代表社會各界人士履行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
　　與中國共產黨最初的預想相比，在經與民主人士充分協商討論之後，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已經大大增加，這與民主人士的建議關係密切，但也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一是與戰爭順利進展有關。由於革命形勢發展迅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革命戰爭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廣大國土獲得解放，當初設想的人數和單位已經不適應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一步擴大參加籌備會的成分、單位和名額，使它能夠反映全國各民主階級、各民族人民的願望和要求，草擬出符合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建國方案。二是與中國共產黨建國路線改變有關。中國共產黨最初設想的建國路線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建國事宜，第二步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產生民主聯合政府。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經全國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逕由新政協會議產生」，新政協會議已經具有臨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並且代表人數也在周恩來最初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101人的名單基礎上大幅增加，作為籌備新政協參會事宜的組織，參加籌備會的單位及代表名單也需要隨之擴充。

新政協籌備會單位及代表產生的歷史意義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毛澤東莊嚴宣佈：「我們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今天開幕了！」並進一步說明「這個籌備會的任務，就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23個單位的134名籌備會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式拉開了協商籌建新中國的大幕。
　　新政協籌備會單位及代表的產生，保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在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籌備會各小組擬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代表名額，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條例，起草共同綱領，擬定政府方案，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9月17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籌備會的代表迅速完成了召開新政協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各項準備工作。
　　新政協籌備會是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協商建國的重要平臺，可以說「新政協籌備會的代表對於全國的絕大多數的人民有十分足夠的代表性」。討論新政協籌備會單位及代表名單的過程，就是一個協商民主的過程，民主人士就一些具體問題不斷提出意見和建議，和中國共產黨在坦誠的氛圍中溝通和交流。這也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

（石碧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