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新中國建立時期，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主導設計了國徽和設計建造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其實，國歌、國旗的選擇確定也與梁先生有關，而新政協會議的會場，即選舉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確定開國大典的會場也是梁先生設計並領導建造的。梁、林二先生「建築」了新中國的新象徵。

一、為國旗、國歌的確定積極建言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成立，並舉行首次會議。會議於6月20日結束。為了迅速完成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各項必要準備工作，會議決定在常務委員會之下設立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各項任務，即：一、擬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各單位的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蘭、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歌、國徽方案等。
　　第六小組的組長是馬敘倫，副組長是葉劍英、沈雁冰，組員13人，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沬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劉王立明代）、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由於馬敘倫生病，第六小組直到7月4日下午才舉行成立會，並於會上擬定了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徵求條例，設立了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和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決定公開向全國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截止日期為8月20日。該條例於7月13日發佈。
　　這裡我們看出，梁思成開始並不在第六小組，而第六小組裡雖然有幾位歷史學家、文學藝術家，但國旗、國徽和國歌還有著特殊的象徵意義與藝術要求，還必須要有對此特殊性有著精深理解的藝術大家和學術大家。於是第六小組於8月5日在北京飯店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聘請徐悲鴻、梁思成、艾青三人為國旗、國徽圖案初選委員會顧問；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四人為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顧問。預定8月18日至20日為選稿時期，22日舉行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會議，23日舉行國歌詞譜初選委員會會議。
　　雖然截稿時間定在8月20日，但之後仍然不斷有來稿，所以截止時間一推再推。初選開始之後的8月24日的統計，共收到國旗圖案1865件、國歌歌詞350餘件、國徽圖案18件（實際最後收到國旗1920件、圖案2992幅，國徽112件、圖案900幅，國歌632件、歌詞694首，意見書24封）。第六小組對這些稿件採取了審慎負責的態度，在北京飯店設立選閱室，將全部來稿陳列，供代表、專家、評選小組討論審閱，進行初選。
　　9月21日，新政協會議開幕。22日，大會決議，成立國旗、國歌、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對此進行討論審查確定。委員55人，梁思成是委員之一。
　　國徽圖案由於應徵者多把國徽想像成普通的證章或紀念章，投稿大多數不合體制，少數合於體制的，又圖案意味太重，過於纖巧，最後保留的僅四五件新政協大會召開後，在審查委員會審查的基礎上，23日上午，全體代表分十一組分別討論國旗和國徽的圖樣。最後決定國徽暫不確定，另組專家組再行設計。國旗、國歌經過認真討論，深入聽取意見，最後確定以五星紅旗為國旗，《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而在這個過程中，梁思成都起到了很關鍵性的作用。
　　關於國旗，梁思成視野寬廣，客觀理性且藝術地分析了大星下橫杠方案的不足，獲得了領袖們的認同，連同多人一起促成了毛澤東主席對五星紅旗的確認。應徵圖案匯總後，經過多次反復討論，初選了38幅進入複選，其中還有朱德總司令的作七。政協籌委會將38種國旗草案編印成《國旗圖案參考資料》供大家討論。9月23日，分組討論時，各組認可第一圖的112人，認可第二圖的77人，認可第三圖的185人，這三幅國旗草圖，都是紅底，黃星，加一黃條，橫貫旗面。「紅色象徵革命，星象徵中共和解放軍，黃條象徵黃河，黃河是我們中國經濟文化的發祥地。」把上面三個人數加起來，贊成前述意見的，已達到政協代表的過半數（新政協會議開會時實際參加人數為635人），因此國旗基本上確定了上述圖案。但下午大會發言時，大家本著「如何把人民新中國在國旗上表現得更好些」的基本精神，又覺得此圖案喻意雖好，形式上卻有種割裂感。有代表這樣提出意見，「黃條將旗劃分為二，象徵不統一，不好。」如何改正？郭沫若建議將此道橫杠縮短至五星之下，毛澤東表示贊同。
　　9月2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協商座談會。梁思成對橫杠縮短的圖案仍然覺得「非常難看、不莊嚴」。這可是郭沫若的主意，毛主席已經同意了的。可梁思成居然一點顧忌也沒有。9月29日晚上，梁思成曾抽空給隨軍南下的女兒梁再冰寫了一封信，回憶了當時的急迫心情和急切做法。他說，「我一看不得了，拉著周恩來將旗從圖案觀點、象徵觀點、在全世界旗型的觀點分析，痛論其不可。同時還有許多人也反對此圖，張治中說那黃條是孫猴的金箍棒；也有人說是一根扁擔。」周恩來顯然聽從了梁思成的分析，並把所有人的反對意見都彙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的彙報後，雖然此圖案已經自己同意，但還是覺得應該尊重大家意見，爭取國旗圖案得到更廣泛的認同，隨即提出了用五星紅旗的想法。梁思成在信中描述了當晚這一過程，「在客廳中毛主席在客人中走來走去的談話，看見張治中，他說：『聽說你不贊成那根金箍棒！』大家大笑，後來同郭沫若說：『我們的黃河黨怕要解散了！』他說：『此圖有許多人反對，本身就不能取得統一的意見，如何能使它象徵革命人民的團結呢？』後來他提出現在所發表的五星旗——那是應徵圖案中列入final（最後的）候選圖案之一，大家都同意」。如果說其他人反對僅是直觀感受的話，梁思成的意見就是站在學理分析的立場，運用藝術鑒別的眼光，通過世界視野的比較來說的，顯然更具說服力，而「痛論」則體現出梁先生當時態度與觀點的堅決與藝術家精神的絕決。應該說，梁思成的「痛論」在國旗最後確定在五星紅旗的選擇上功莫大焉。
　　關於國歌，梁思成首先提出了《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的建議。國歌應徵詞譜不僅比較多，而且郭沫若、馬敘倫、歐陽予倩、馮至、柯仲平等著名人士都有作品在內。郭、馬、歐陽還都在第六小組裡。新政協會議開幕後，審查委員會印發了一些歌詞、曲譜讓大家討論，對一些作品還進行了試演奏，但大家聽後都覺得不滿意不完美，先是決定再徵集一次，接著又決定從現有革命歌曲中選用。是梁思成首先向劉少奇、周恩來提議採用《義勇軍進行曲》。這個提議立即得到了好友張奚若先生的贊同，並開始一同極力主張採用此曲。在那封給梁再冰的信中，梁思成帶著極其興奮自豪的語氣向女兒記載了這一過程和當時的心情，「關於國歌的選定，張伯（注：指張奚若）同我可以自誇有不小的功勞。那是我首先提出的，同時也有許多人有那意思。那是九一八以後不久製成的，而在抗日期間極有功勞的一首歌，也是這次大革命開始的一首歌。」他們的提議隨即得到其他很多代表的贊同，認為這首歌對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抵抗外侮爭取民族獨立解放起到了極大的鼓舞作用，且在海內外廣為傳唱，深入人心，影響巨大，應該採用。但也有人認為原歌詞特別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句在新中國建立的形勢下不合適，建議改詞。為此，梁思成極力主張不必改，並詳加闡明理由。他在信中說，「有人主張改詞，我認為不必，我說法國《馬賽曲》就是一首軍歌，辭中有『打倒昏君暴主』之辭，是歷史性的歌辭，現在法國已是第三第四共和國，早已沒有昏君了，可是歌辭仍不改。我們雖已過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是『做奴隸的人』，但那是歷史4、生的。」梁思成的話引起了劉少奇、周恩來的共鳴。「劉少奇說，蘇聯國際歌中還在說『我們饑寒交迫的人們』，他們早已不饑不寒了，仍是同樣的唱。不必改了。周恩來也說：『改了人家還是唱他唱慣了的舊詞的，我看也不必改了！』於是我的主張得以勝利通過。」後來周恩來對大家解釋仍用原歌詞原因時曾說：「法國用馬賽曲作國歌，『把敵人的血澆灌我們的田『是舊歌詞，也沒有改。我們要嘛就用舊歌詞，這樣才能激勵感情，修改了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周恩來的解釋顯然採用了梁思成提出的理由。26日晚上，在聽取了彙報後，毛澤東表示贊同，並進一步引申說：「雖然，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全國快解放了，但是，中國還受帝國主義包圍，還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的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保留原有歌詞為好。」由於這首歌大家都會唱，所以毛主席肯定了後，「當晚散會之前，我們圍著毛主席高聲同唱第一次的『國歌』」。這應該是新中國史上首次高唱國歌。梁思成形容當時心情，「高興興奮無比，那是一個最可紀念的一夕」。
　　由此，梁思成對毛澤東產生了極其崇敬的感覺，在「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的會中，我得以進一步地認識了毛主席，以前只覺其偉大，這一次會之後才知道他是多麼隨便多麼和藹可親」。

二、為新政協設計並領導修建會場
　　而在參加第六小組之前，梁思成還接到了一項急活，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一為新政協會議設計改造修建會場。
　　從6月15日的籌備會成立並召開首次全體會議到9月17日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召開，會場基本上都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只有7月5日的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是在中南海懷仁堂開的。籌備會參加代表是23個單位134人。籌備會召開時，根據《關於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初擬代表總額是510人，加上其他參會人員預測應該達到700多人（最後代表總數是662人，正式大會召開時，實際參加大會的代表是635人，被邀旁聽的來賓300人，國內外記者31人，加上工作人員，會場人員實際有1000多人），而勤政殿可能坐不下，不適合作為正式會場。
　　7月5日的會後，發現懷仁堂作為會場雖然夠大，但召開這樣一個人數眾多的大會，且是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里程碑大會，其條件、格局和氛圍還不適應大會意義、規格和要求，必須進行改造。時間已經到了7月上旬，正式大會即將召開，真是叫時間緊任務重。找誰？文物處決定邀請時任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的梁思成來主持這項艱巨工作，同時負責會場修建的設計，另外邀請徐悲鴻、葉淺予、張仃、鐘靈等人參與藝術方面的設計，建設工程由公興順營造廠承包。7月中旬，文物處的同志找到梁思成先生交給他這項任務時，明確說明，從設計到修建整個時間只有18天。
　　早在平津戰役最後關頭，解放軍圍城待攻之時，一天深夜，一位不速之客——解放軍代表悄然來找梁思成，請他標出攻城時炮火應該避開的著名建築和文化古跡，自此毛澤東的作戰室裡，《平津戰役態勢圖》旁掛上了梁思成繪製的《北平重點文物圖》，由此，梁思成認識了共產黨人和毛澤東的風範與胸懷，而共產黨也認識了梁思成的學識價值與品格。面對重托，梁思成毅然領受。
　　領受任務後，梁思成不敢有一絲一毫怠慢，立即趕赴懷仁堂瞭解掌握現場情況。這一看，梁先生覺得它與現代會場的要求相差太遠了，非得徹底改造不可。
　　現場是什麼情況呢？架構格局上，下面是正殿，左右是配殿，正殿對面坐南朝北是一座戲臺，四周圍成一個四合院。這顯然是當時內廷看戲的地方。按照習慣，如果看戲的人多，或者天氣原因，會在院子上方臨時搭一個天棚。現在這院子上方還搭有一個天棚，不過是袁世凱時搭的，由於搭時用的是鋼鐵架子，搭成就成了一個永久性的，再沒拆掉。當時就那麼搭的，也沒設計，也沒照顧與整個建築風格的協調，所以外觀上顯得很醜陋。內部陳設上，一是亂，天棚下的高窗一帶，佈著或掛著很多電線、汽管，雜亂無章，很難看。二是舊，由於時間已經過去35年，雖然天棚沒壞，但下面的地板早已朽壞，東翹西塌的，處處存在隱患。三是不適用，地板是平的，會場後面看不見前面，顯然會影響會議效果；戲臺要改成主席臺，主席團要坐9人，還要設發言台，兩邊還要附記錄台，主席臺上的人和發言者都要讓參會者看見，發言的聲音要能聽見，同時這檯子還要作演出和晚會之用，要能演平劇和扭秧歌，原來的戲臺寬度顯然不夠；不管是做主席臺還是舉辦演出晚會，要方便領導或演員上下方便，因此還要設置活動的臺階；殿中原有很多柱子，這麼多人參會，佈置座位如何避開這些柱子的影響。外觀感覺上，天棚電線地板顏色都不一樣，清廷遷出後，大殿沒得到相應維護，很多地方顏色斑駁脫落，舊有宮殿的顏色、懷仁堂前面的建築風格與這次大會意義所需顏色、風格不協調……應該說問題太多了。時間容不得梁思成多想。但大家就是大家，梁思成就是梁思成。他還是很快拿出了整體方案。
　　對主席臺改造，為了適合大會需要和晚會需要，將原有戲臺拆除，改成凸半圓形，適當加寬，主席臺上另外設置一排座位作為主席團席位，主席臺與會場以及與周圍的臺階都是活動的：背面用淺藍及橙黃色的綢子作成有折紋的背幕，橙黃色在中，中掛大會徽，會徽兩旁分懸毛主席和孫中山先生畫像。
　　對座位安排，對應主席臺的弧形，座位總體上也呈弧形，使每一位代表坐在席位上都能正對著主席臺和發言人；會場中間空出走道，代表們的席位分列兩邊，中間兩行每排八個座位，兩邊同樣留出走道，最邊的兩行由於處於東西配殿受到柱子的影響，每排座位不再一致，而是靈活處置，多的十四位，少的只有三個座位；地板分成四層，後面的高度與正殿齊平，前面的比過去的還要放低，隨著弧形座位的排列而成弧形的四層，使代表們的視線不再受阻；由於參會人員眾多，每個座位所占面積只有65公分，前後長度只有1.15公尺，在這狹小的空間中，為了盡可能減少代表們的疲倦，增加他們的舒適度，精心設計，椅寬58公分，前面桌子下面另安一層擱文件的復板，但復板與桌面的距離不能太大，使代表們坐下後可以把腿翹起來休息，為了保持會場安靜，每個椅子雖然是活動的，但下面都釘上「橡皮錢」。
　　對燈光和通風，會場內燈光一律採用太陽燈，沿會場四周用太陽燈連綴成一條圓線，主席臺上面安裝隱蔽的太陽燈，這樣可使整個會場燈光均勻柔和，沒有大的影子和刺目不愉快的感覺；通風問題，在東北西三面高窗上各裝四具抽風機，以使整個會場保持適當而新鮮的溫度和空氣。
　　對顏色和裝飾，會場內外、前面宮門及東西配殿油飾一新，除了舊有的宮殿部分外，牆壁一律採用米黃色，以使與宮殿顏色相協調。在這個主基調下，座位和主席臺採用楠木色，對那些難看的電線和線管，用蒙布將它們包裹起來，再在下面安一個架子將它們托住遮蔽，架子油成紅色，蒙布用米色，上面畫青綠點金彩花圖案；會場外部垂花門保持原樣，但門下高懸會徽，門上分列八根旗杆，以顯得莊嚴壯麗；同時兩旁小門加以擴大和提高，並將其上部磚牆抬成兩個門樓，使原來兩個小門變得莊嚴，且構成一種「迎人」的態勢；會上各屆各方代表致送毛主席和中共的錦旗，為了不影響會場的統一協調，一律懸掛在各個休息室內。
　　在徐悲鴻等人的協助下，在營建公司的辛苦努力下，梁思成等人按時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新政協會議開幕後，大公報記者高汾在《人民政協開幕紀盛》報導中高度稱讚：「新中國人民藝術家獨具匠心，把會場佈置得這樣的樸素壯麗。」
　　開國大典後，進步日報記者蕭離曾就《政協會場的設計與佈置》對梁思成進行了專訪。梁思成說，當初高教會文物處請他主持這項工作時，雖然他感到時間緊任務重難於設計頗費周折，但看到中共商討的作風，「重視歷史文物的態度」，他非常欽佩才樂於承擔的；他謙虛地說設計上仍然存在不足並為此感到抱歉，「因為會期迫促，全部工程（包括設計和施工）在十八天內完成，做好了之後感到並不盡如理想」，「『事事多從忙裡錯』，如果時間上充裕的話，還可以糾正的」，「因為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只能權宜設計，希望代表們能原諒在矛盾條件下設計的苦衷」，「原來沒有預備自己也坐在這個會場中的，坐在裡面之後，看出了許多不合適的地方，心裡更加慚愧，但同時也感到分外光榮的是能為這次開國大典的會議作設計人」。他最後說，雖然辛勞備至但精神方面卻極為愉快，因為「我有了這個盡自己所能為人民服務的機會」。在那封給女兒梁再冰的信中，他表達了同樣的心情：「當兩個月前我設計改造中南海懷仁堂會場時，再也想不到自己會來坐在這代表席上的」，「我得以參加這個開國盛典，實在感到光榮與興奮！」
　　憑著對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精深造詣，憑著一個學者的嚴謹與負責態度，憑著對中共領袖的敬佩和對中共作風的贊同，梁思成傾心力設計修建了新政協會議的會場，在新中國新象徵即國旗、國歌、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選擇確定、設計建造上積極建言，同樣傾心力設計建造。歷史上將永遠記下這一筆。他和林徽因將永遠值得後來者敬佩！

（李傳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