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閉幕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習近平主席當即簽發了第三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予以公布，並命令自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五日亦即今日起施行。
　　立法是國家的重要政治活動，是把黨的主張和人民的意志通過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的過程，關係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這次修改《立法法》，是遵循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中，關於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斷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的論述，及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對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出的新要求，而進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修正草案）》共三十七條，主要修改內容是完善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明確合憲性審查相關要求；完善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銜接、相統一的製度機制；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權限、立法程序和工作機制；適應監察體制改革需要補充相關內容；完善地方性法規、規章的權限和程序；完善備案審查制度等。此外，還作了一些文字表述和法律銜接方面的修改完善，並對個別條文順序作了調整。
　　作為「管法的法」，《立法法》對立法體制、立法權限和立法程序做了規定，同時又明晰了不同法律如何分工的問題，對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健全立法制度，規范立法活動，推動形成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因而在歷史性進程中需要適時修改《立法法》，使立法工作、立法活動適應新時代的新要求。具體到此次修法，主要有四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全面領導；二是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三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四是正確處理改革和法治的關係，促進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和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統一。
　　澳門特區雖然實行「一國兩制」，規範立法工作的法律，未必要完全照搬《立法法》的模式及體制，但這次修改《立法法》的一些具體技術性內容，如增強授權立法的效力、明確緊急立法的簡明程序等，卻是值得澳門特區參考的。
　　澳門回歸前，按照《澳門組織章程》的政制設計，澳門地區實行「雙軌立法」，立法會和澳督都享有立法權。並設置了「授權立法」的機制，《澳門組織章程》的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第三十條第一款D項、第三十一條第三款規定，立法會可以授權總督就立法會專有職權的事項進行立法。立法會應在其立法許可授權中，訂明授權許可的對象、範圍及有效期。立法許可的創制權屬總督，由政府有關部門草擬法案，經徵詢諮詢會的意見後，由總督簽署並頒佈。總督對同一立法授權只可使用一次，但可使用其中一部份，即只就立法授權範圍的部份內容立法。在後一種情況下，未使用的那部份立法權即告作廢。但在立法會解散期間，總督無須立法許可，也可對該等事項進行立法。此外，總督未經（授權）立法許可，也可對該等事項制定法令，但這些法令必須經立法會追認通過才能有效。這類可轉讓的立法權包括：稅務制度；澳門行政區劃分；地方行政法律制度大綱，包括地方財政在內；中央行政機關與地方行政機關之關係的法律制度，以及地方行政機關被總督解散的條件；公共行政制度綱要；設立公職新職級或職程，修訂公務員職級表，規定編制內公務員薪酬，屬總督權限的批給的一般制度；羈押、住宅搜查、私人通訊的保密、相對不定期刑罰與保安處分制度和條件。
　　正因為如此，在澳門過渡期的「法律本地化」過程中，基於必須廢除源自於葡國的《刑法典》、《刑事訴訟法》等，制定澳門的《刑法典》、《刑事訴訟法》，如是由立法會來執行，在澳門回歸日期迫近，如果未能在澳門政權移交時完成澳門《刑法典》、《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可能會造成回歸後無法可依的「法律真空」，而澳門立法會的議員並非都是法律專家，而且也不熟悉刑事政策學的原理，再加上立法程序繁複等的原因，如是由立法會來審議表決，可能就趕不及。因而澳督向立法會申請「授權立法」，獲準後由行政當局組織法律專家，在中國內地法律專家的協助下，擬就《刑法典》、《刑事訴訟法》的法案文本，並由諮詢會通過，澳督簽署頒行，解決了這個重大難題。
　　但不知為何，在起草《澳門基本法》時，卻未有將「授權立法」機制吸收進去。可能是要強調澳門特區實行「單軌立法」，立法會是澳門特區唯一的立法機關，行政當局不具立法權之故。然而，按《澳門基本法》附件二規定，第二屆及以後各屆立法會由二十九人組成（在二零一二年「政制發展」中增加到三十三席），本來就是議席偏少，難以承載「唯一立法機構」的重任。更嚴峻的是，其中有二十六人是經直選或間選產生，佔議員總數的四分之三強。眾所周知，按照澳門的區情，參加直選、間選的法律界人士並不多，主要是靠行政長官委任途徑補強立法會中的法律界人士比例。但終受名額所限，使到立法會中的法律界人士整體比例仍然偏低。這對立法會所享有的唯一立法權來說，是並不相適應的。在承平時期，這個矛盾尚不算突出、尖銳；但遇緊急情況時，唯一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會要緊急立法，恐是力有不逮。何況，即使是在承平時期，有些法律專業性甚強的立法工作，法律界人士比例偏少的立法會，恐也難以保證立法品質。因此，設立「授權立法」的機制，是可以解決立法機關受技術、能力等條件所限而致立法效率、品質難以適應急速發展形勢所需配合法律立法的問題，是較佳的立法補充措施。
　　基於「未明文禁止的即是可行」的法律原則，雖然《澳門基本法》並未像《澳門組織章程》那樣設置「授權立法」機制，但也並未予以明文禁止，故在《澳門基本法》尚未進行修改引進「授權立法條款」之前，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提議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宣佈可仿效《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二章第一節中有關「授權立法」的規定，屬於特區立法會立法權的事項，立法會可授權行政當局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部份事項先行制定行政法規，但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居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授權立法事項經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由特區立法會及時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後，相應立法事項的授權即告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