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一線城市罕見出現常住人口集體負增長。
　　北上廣深2022年合計減少27.47萬人。其中，北京常住人口減少4.3萬人，上海減少13.54萬人，深圳減少1.98萬人，廣州減少7.65萬人。
　　早在十幾年前，面對高房價和生活壓力，白領們便上演過一波「逃離北上廣」的浪潮，但一線城市人口依然持續流入。如今，一線城市真的不再吸引人了嗎？
　　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2022年各市常住人口流入流出幅度都很小，疫情等因素仍有一定影響。在此基礎上，四大一線城市常住人口全部負增長「不太能代表系統性變化，也不應過度解讀」。
　　全球化智庫成立於2008年，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民間智庫。

廣深人氣顯著回升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副院長盧晶亮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四大城市各自情況不同，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如2015年後，北京開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調控是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16年達到峰值2195.4萬，至今已連續6年減少。
　　上海常住人口也已連續兩年下降。《解放日報》報導稱，外來常住人口減少是2022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減少的直接原因。
　　2022年，上海市戶籍常住人口1469.63萬人，同比增加12.19萬人；外省市戶籍常住人口1006.26萬人，同比減少25.73萬人。
　　2022年，深圳出現設市以來首次常住人口負增長。
　　盧晶亮表示，一方面，深圳市常住人口中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數量倒掛，受到2022年疫情和經濟形勢影響，來深工作的部分外省人口選擇離開。這是造成該市常住人口負增長的主要原因。
　　深圳市統計局資料顯示，該市年末常住人口1766.18萬人。其中，常住戶籍人口583.47萬人，占常住人口比重33%；常住非戶籍人口1182.71萬人，占比67%。常住非戶籍人口較2022年減少29.06萬人。
　　「另一方面，深圳近兩年也在提高落戶門檻。」盧晶亮說。
　　2021年5月，深圳市發改委相繼發佈《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和《深圳市居住社保積分入戶辦法（徵求意見稿）》，顯示落戶深圳的要求更為嚴格。
　　如將核准類學歷型人才的底線要求調整為全日制本科；將在深圳合法穩定居住、就業的基本年限要求由5年調整為10年；夫妻投靠基本要求由結婚時間及被投靠人入深戶時間滿2年調整為滿5年；老人隨遷將子女入深戶時間要求由8年調整為15年；並增加子女在深圳繳納社保連續滿15年的要求等。
　　不過，廣深均已出現人口回流跡象。
　　廣州統計局官方微信公號5月13日發文稱，根據運營商通信資料，2022年12月廣州市流出的人口基本已經返穗，回流率達94.32%。
　　交通運輸部發佈的城市軌道交通運營資料亦證實，廣深兩地人氣顯著回升。2023年3月和4月，廣深兩城軌道交通客運量均分占三、四名，位列上海和北京之後。廣州軌道交通客運強度（萬人次每公里日）均排名第一，深圳4月被西安趕超，位列第三。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因人口資料通常在一年內變動不大，所以多披露年度資料。「地鐵運營資料雖然粗糙，但仍具一定參考價值。」

向中心城市集聚
　　一線城市人口負增長，那麼，人都去哪了？
　　近幾年，在常住人口正增長的領跑城市中，除了連年出現的杭州之外，長沙和合肥也頗受偏愛。
　　在黃文政看來，低房價是長沙持續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根據湖南省住建廳和統計局的資料，2022年1—12月，長沙市新建商品住宅均價10703元／平方米，在30個直轄市、省會城市(除拉薩外)中排名第19位。
　　2023年1月4日，長沙晚報從長沙市住建局獲悉，長沙的房價收入比保持在7以下。諸葛找房資料研究中心報告顯示，2022年100個重點城市平均房價收入比為12.4。
　　其中，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呈上漲態勢，收入比為30.4，較2022年上升6.89%。二線、三四線城市持續下滑，且三四線城市降幅最大。
　　黃文政還指出，合肥科技產業表現突出，有中科大等優勢教育資源，發展後勁很足。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22屆畢業生就業品質報告》顯示，安徽省是中科大2022屆畢業生（含本碩博）流向最多的就業地點，約有62.8%本科生，28.9%碩士生和33.1%博士生都選擇在安徽就業。
　　2021年6月畢業季，中國青年網聯合花唄向30歲以下的青年用戶進行調研，超五成年輕人表示，就業不再首選北上廣等一線城市。
　　「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遍地是機會。增速放慢之後，機會變少，大家也會更明顯地感受到競爭壓力，不想在一線城市『卷了』。」盧晶亮表示，在綜合考慮在大城市打拼的成本與收益後，大學生流向二三線城市，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不像以前，大家都會去一線城市。在目前人口總量慢慢減少的背景下，一線城市也不得不和其他城市競爭。」盧晶亮說，提供好的就業機會，解決生活「後顧之憂」，才能留住人，這也是一線城市需要思考的問題。
　　不只大學生，盧晶亮還提到，近些年的農民工流動資料顯示，農民工跨省流動的比例在下降，而省內流動的比例在增加。這意味著農民工就近務工或省內務工意願上升，向省內中心城市集聚的現象增強。
　　在盧晶亮看來，以前人口流動向沿海地區集聚，然後向一線城市集聚，之後的趨勢可能是向每個區域內的中心城市集聚，如一些省會城市會變成集聚中心。

一線城市仍具吸引力
　　「一線城市實際上是國家14億人口規模優勢最突出的體現。規模效應通過交流交往得以表現，對經濟增長會帶來加速提升。」黃文政認為，一線城市仍有其他城市無法替代的優勢。
　　如一線城市聚集了全國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他們的交往可以碰撞出很多機會和可能性，像現在許多大型互聯網企業都是在北京成長起來的。
　　在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後，2017年發佈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首次提出減量發展，實施人口規模、建設規模雙控。
　　2021年11月，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發佈《北京市國土空間近期規劃（2021年—2025年）》（草案）（下稱《規劃》），其中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
　　七普結果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89.3萬人。意味著《規劃》要求已完成。202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降至2184.3萬人。
　　「減量發展實際上有相當難度。」蘇劍表示，這需要地方產業機構迅速做出調整，否則結果就是人走了，產出也會下降。
　　人口流入減少後，城市老齡化態勢日益加深。
　　2022年9月發佈的《北京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21）》顯示，2021年，北京市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20%，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首次突破14%，標誌著北京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上海是中國最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超大型城市。2022年上海60歲及以上老年人占全部常住人口25%，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為18.7%，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
　　「大城市對落戶要求一直以來似乎都有個迷思，都想爭取高學歷高技能人才。」盧晶亮認為，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需要各個技能水準的人。大城市服務業發展迅速，其實需要大量所謂的低技能勞動力，低技能勞動力和高技能勞動力互補才能產生溢出效應。
　　2018年之後，上海多次降低人才落戶門檻，以吸引各類人才。新一線城市等地的「搶人大戰」輪番上演，希望爭奪「人才紅利」。
　　「人才是在人口裡長起來的。」黃文政認為，不能脫離「人口」談「人才」，在公平的環境和良性競爭下，各類人才自然會從人群中被遴選出來。「如果只是去搶人才，而不重視人口，對城市發展僅會產生一些短期效果。」
　　在他看來，一線城市仍有吸引力。高端產業就業機會仍集中在一線城市，這些就業機會也會帶動相應的配套產業。
　　事實上，中國的一線城市可能並不算大。
　　攜程聯合創始人、人口學者梁建章撰文稱，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是日本東京，東京的人口有3700萬，而日本的人口不到中國的1／10，韓國的人口只有中國的1／25，但是首爾都市圈的人口有2400萬左右，和上海差不多。
　　梁建章測算，中國的城市化率相對於中國的人均GDP是偏低的。和中國人均GDP水準相當的國家，如巴西的城市化率遠高於中國，所以中國未來至少還有20%的城市化率的提升空間，也就是說，未來還有2億—3億的人口將遷入城市。未來向大城市聚集的趨勢仍將持續。

生育率問題更為緊迫
　　相比一線城市常住人口下降，受訪學者普遍更擔心低生育率問題。
　　此前，國家統計局公佈，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了六十多年來的首次負增長。
　　黃文政認為，如果按目前的生育率持續下去，前景不容樂觀。目前中國生育率約為更替水準的一半，而只要生育率低於更替水準，人口就會不斷減少。
　　更替水準指的是足以維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數不增不減的生育率水準，發達國家的更替水準一般是2.1。
　　聯合國人口司發佈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生育率為1.16左右，2022年中國生育率約為1.18。與中國人口規模接近的印度在2022年的生育率為2.01，美國則為1.66，雖均未達到更替水準，但都比中國高。
　　2023年5月11日，一則「專家建議給生孩子的人發薪水」的詞條登上微博熱搜，提出人正是黃文政。他在受訪視頻中說，「生孩子養孩子本身就是一份工作，應是有收入的」。之後，不少聲音指責他有將人變成生育機器之嫌。
　　黃文政解釋，他提出這一建議的初衷是緩解當前生育率過低的問題。「我去工作是有收入的，但我在家帶孩子其實是花錢的、是要付出的，你不能讓我花錢還不給我好處。」
　　至於錢從哪兒來，黃文政提議或許國家可以設立人口發展基金或特別人口國債。

（施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