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國企之內的人，把市場的大環境稱作為「外面」；相應地，國企就是「裏面」，仿佛一道堅固的圍牆把內外隔離開。當圍牆逐漸鬆動，國企內部競爭上崗應運而生，穩定不再是它的象徵。
  所有人都得重新落座。下車的人，需要和年輕人同步起跑找工作，重新開始；而被留下的，則需要應對降本後激增的工作和未知的調崗。
  為了爭奪座位，車上的乘客開始勾心鬥角，原本堅固的人情友誼也因此松解。站在競聘的人生分叉點，臨近退休的國企中年人驚覺，30年的工作經驗在此刻歸零，努力跟上變化已是不易。
  為了一張「車票」
  競聘的消息傳到「女人花」群裏時，大家並沒有太驚訝。
  「女人花」群如其名，三個女人都是四五十歲，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年齡最大的簡安是大姐做派，性情溫和謹慎，在公司負責合同；易曉霞管後勤，平常默默無聞，但對公司環境有敏銳感知；楚飛揚年紀最小，性格也最為鮮明，負責招投標材料。
  那會兒是2022年底。楚飛揚聽到這個八卦時，還有些聽不懂，拿起手機搜索，競聘是什麼？隨後又在群裏問，什麼操作？簡安解釋，字面意思，競爭上崗唄。
  競聘的信號並非毫無預兆。先是當年5月，主要的高層領導大換水，一周之內全都被調走。
  進入夏天之後，她們所在的這家位於南方某省的環保類國企到了「輕裝簡行、降本增效」的節點。憑藉平時觀察、搜集到的各種資訊，女人們敏銳察覺到：要變天了。
  近兩年的經營困境是重要原因——作為公司立身之本的特許經營權，因政策性因素被收回，那張標注著公司經營範圍的地圖，一年一年縮減。更宏觀的政策背景是，2022年是自2020年開始的「國企改革三年行動」的收官之年。無論是開會還是談話，「現在要向市場化轉型」總被領導們反復提起。
  易曉霞也從手機新聞裏看到，截至2022年6月底，民營企業倒閉了46萬家，這個數字讓她印象深刻。其他民營企業開始搞競聘，國企有這個動作也不奇怪。連她身邊做生意的朋友也感歎，「趕不上以前了」。
  消息流傳開後，底層員工一開始還維持著表面的平靜，見面都說，「大不了拿n+1」走人，又或者是相信國企會給出一個滿意的競聘方案。簡安知道，這都是他們為自己找的臺階，害怕自己失敗之後丟臉，但實際上，大家都想要留下來。
  流言開始精確到人數時，不同團體之間的「資訊中轉站」也紛紛建立起來。
  簡安率先成為其中一個「中轉站站長」攻擊的目標，對方可能會和她競爭一個崗位，於是便先下手為強，放出消息「我更適合」，無形之中給她增加了壓力。
  簡安隔壁的同事開始隔著門偷聽領導的談話，走在公司，到處都能看到三三兩兩的人交頭接耳，「xxx應該會被內定，xxx會被調往xx部門」這種猜測滿天飛，平時並不聯繫的同事也突然打來電話問候，「如果真的要競聘，你想去哪個崗位？」「你知道你們部門會留多少個人嗎？」
  「女人花」群裏也免不了討論：肯定有人已經開始搞東搞西、各顯神通，手段無非是送禮、請客吃飯等。
  楚飛揚根據小道消息中的比例計算，自己要在部門裏排到前6名才能留下。她評估了一下自己平時的表現，有點懸。
  哪怕是工齡最長、年紀最大，堅信自己專業能力過硬的簡安也開始不安起來——她的孩子都到了可以參加競聘的年紀，她居然還要搞競爭上崗。焦慮之下，她給以前的領導打電話，想找找關係，結果發現對方也並不情願，只能硬著頭皮「上戰場」。
  2023年4月，競聘正式通知下來的時候，簡安松了口氣。她能投遞的崗位，部門內符合要求並且有高級職稱的只有她一人，結局已經清晰。
  但楚飛揚的處境不容樂觀，借調部門沒有一個要求她符合，原有崗位雖然可以報，但之前的領導並不喜歡她，回去是不可能的。她隨便填了一個。
  正式發言那天，楚飛揚的心情意外地放鬆。她沒有提前準備文字，也沒有開場白，破罐子破摔的獨白之後，她從辦公室走出來，有種「好吧，過場走完了」的如釋重負。
  從風聲、公佈再到競聘結束，「女人花」經歷了慌亂的四個月，短暫到她們沒有時間去預知，遲來的陣痛會有那麼長。
  下車的人
  三人之中，只有易曉霞早在公佈競聘流程前，就為自己想好了退路。
  以她的工作能力，留在主公司多半是沒戲。她的孩子剛好高中住讀，每週才回家一次，再加上外在的經濟環境，她想著，還是留下來好，選離家最近的分公司，挑一個最符合心意的崗位。
  但實際情況還是和預想的有很大差別。易曉霞的上班時間從原本的開車十分鐘，變成一個半小時——這意味著，除了早上六點半就得起床，每天光是高速過路費都要花20元。她的同事裏，還有一些靠關係進來的年輕人，即使拿著不夠養家糊口的工資，也不敢離開，總是說著「等垮了再說」來面對這一切。
  另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是，當意外降臨到國企女性的身上，她們都得優先考慮家庭，似乎自然而然地被寄託了更多的照護責任——用她們自己的話說，畢竟過去身上的標籤是工作穩定、閒暇時間多、保障好。
  三個女人談起伴侶對競聘的態度。老公們都說，大不了不幹了，回家也養得起。但她們都只覺得虛偽，因為在內心深處，沒有誰覺得老公真的靠得住。
  而「女人花」的男同事們在這次競聘中，更多只需考慮機會和個人抱負。比如簡安的「上班搭子」方宏，在主動選擇到子公司後，意識到工作內容和他想像的也不一樣，和領導的磨合也不順利，恰好朋友適時拋出了外部工作機會的橄欖枝，他沒有猶豫。
  方宏用電視劇《亮劍》裏的臺詞，來解釋他離開的原因：「傳統是一種性格，是一種氣質，是由這支部隊組建時，首任軍事首長的性格和氣質決定的。他給這支部隊注入了靈魂，從此，不管歲月流失，人員更迭，這支部隊靈魂永在。」現任軍事首長和他的理念不合，所以他選擇離開這個部隊。
  楚飛揚也要跳出來。朋友們勸她謹慎別衝動，一個關係特別好的領導還直接罵了她，「你這個決定是錯誤的，不應該出來。」但孩子初三馬上中考，需要每天接送，老公也在外地上班，楚飛揚沒得選。
  找好下家之後，她投入了爭奪賠償的戰鬥。和她一同決定離開的有六七個人，都被分到待崗中心，她是其中年紀最大且最有法律經驗的一個，於是她成為了和公司博弈的代表，頂著「刺頭」的評價，拿到了N的賠償。
  但短短兩個月後，因為新工作的意外變動，她再次陷入失業。楚飛揚對那段時間唯一的印象是，「那是種特別黑暗的心情」。
  兩年前，她也有更好的去外地發展的工作機會，但想到孩子，她放棄了。她的野心沒有實現的空間和條件。
  2017年，她選擇跳槽到目前這家公司時，已超35歲，但仍有獵頭聯繫，這也是她當時決定離開的底氣，況且還有建造師和招標師的證書，算還不錯的資歷。但離開後，儘管她沒事就在網上投簡歷，可還是「一個泡兒都沒有」，朋友勸她沒必要執著於國企了。
  2023年8月，她入職一家民營企業做法務，時時刻刻都能感覺到不安：一個同事和老闆起了爭執，老闆直接叫她走人。她所在的法務部門，只有她一個人，大大小小的裁員招聘合同都要經過她的手，辦公室的面孔來了又走，極度頻繁的人事調動讓她感到恐懼。
  她決定去參加法考，再次進入國企或者律所，痛苦的中年備考從八月開始，至2024年10月結束，歷時14個月。
  年齡大了記憶力不好，楚飛揚只能把聽課的重要內容在手機備忘寫下來，沒事拿出來看一眼。有時因為工作或者孩子的事耽誤了，當天進度完成不了，焦慮、失眠，這樣的惡性循環持續了三個月，她需要靠安眠藥入睡。
  即使是週末，她也會七點起床坐在桌子前看書聽課，洗臉、開車路上、跑步、洗衣服拖地等的時候都是見縫插針學習的機會——比正在快中考的兒子學習還要緊張。
  客觀題查分那天晚上，楚飛揚像點開購物網站一樣點開自己的成績，第一科88分，再看第二科110分，過了幾秒鐘她猛地反應過來，過了。她沖到兒子房間大叫，「媽媽過了！」
  當晚，她又因為興奮失眠了。
  悲喜自渡
  作為留在國企的那個人，簡安的座位坐得並不舒適。愉快是很短暫的事，隨之而來的是讓她焦頭爛額的瑣事：原有的三個崗位合併為一個，她的工作量大增，要一個人完成公司招采和合同管理的體系建設，還得指導具體實務，以及也同樣面臨與新領導合不來的情況。
  改革後的崗位不再是「鐵交椅」，有績效考核，有末位淘汰，更多的是各種追責，讓人煩不勝煩。這兩年裏，她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加班，如果遇到專案檢查，還需要幹到晚上11點。節假日時，領導也會突然打來電話，即使她自認為工作態度好，追求完美，也還是會被領導罵，「像青蛙一樣，戳一下跳一下，沒有主觀能動性」。
  簡安有睡覺前梳理工作的習慣，但一梳理出來，就更睡不著了，睜開眼閉上眼都是excel表格的加紅字體在跳動。早上去上班也要做思想建設，馬上要退休了，再忍忍，給小孩留點「餘糧」。
  在國企工作，曾經是很值得簡安驕傲的一件事，她以為自己已經「上岸」。不會輕易「垮掉」的保障、五險二金、補充醫療保險、疫情期間仍然照發的工資等——這是國企曾經給她的安全感，也是性格謹慎的她一直追求的。
  但洪水湧來的時候，她賴以生存的溫房也風雨飄搖。簡安原本就神經衰弱，再加上更年期，失眠、肩周炎、記憶力衰退、脊椎壓迫導致的頭暈統統找上門。醫生建議去游泳，她花了兩千塊辦了健身卡，游泳剛學會，健身房又跑路了，手也練廢了，更加抬不起來了。生活都無法自理，偏偏打字不受影響，竟然還能加班，這讓她不由得苦笑。
  有時她也會羡慕體制內的丈夫，每天規律上班，還有時間去鍛煉，一三五游泳，二四六跑步，遇到脾氣不合的領導，也能硬著頭皮頂兩句，甚至還能調個崗位。丈夫的退休工資比自己也高出一大截——簡安覺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丈夫似乎要「翻身農奴把歌唱」了。
  現在，她只能通過不停地說來排解自己的情緒，「變成怨婦了」，每天下班之後在車上說、睡覺前也說，和老公說，和朋友說。她經常打電話給易曉霞抱怨，一打就是兩個小時。在接到電話的某些時刻，作為曾經的好朋友的易曉霞偶爾也會有「心態略平衡了」的感受——原來大家都不開心。
  在國企共同相處的那段時期，「女人花」的三人，如同好姐妹一樣，每天中午一起散步聊天，群聊裏也總是跳動著共同話題：孩子又叛逆了、領導腦子有泡兒，還有中午去哪吃飯。隨著競聘結束，「女人花」原本緊密的小團體也隨之解散。
  楚飛揚的離開則有些落寞。從單位離職的最後一天，她特意一個人到食堂選了靠窗位置吃了一頓飯，然後收拾東西離開工作了近七年的地方。沒人一個人送她，昔日的「女人花」好姐妹也都沒來。
  簡安對此一直很後悔。那天她在辦公室加班，當她如往常時間一樣去找楚飛揚時，才知道楚飛揚早就離開了，「她應該很難過。」
  再後來，曉霞和簡安很默契地沒有去打擾楚飛揚，想給她個人空間，而楚飛揚則覺得自己混得差，猜想昔日朋友已經不想再和自己有交集，「女人花」就此消沉，進入了一段中年人常見的「悲喜自渡」的時光。
  二次危機
  「女人花」群聊重新活絡起來，是因為楚飛揚法考通過了，她跳槽重回國企。她覺得自己放下了對競聘的心結，也可以和之前的姐妹們聯繫了。那些她曾經以為天大的事情，也沒有什麼波瀾了，「輕舟已過萬重山。」
  所以當易曉霞在2025年的春天提出，要不出來聚一聚的時候，她很爽快地同意了。三個人聚在茶樓一起圍爐煮茶，一年多沒見，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聊了整整四個小時。簡安形容，「感覺比看心理醫生還有用。」
  如今，對待國企的態度，她們仍然一致：三個女人都真切地相信過國有企業的穩定，儘管經歷了競聘的風波，可是那種相信並沒有湮滅，或者說是一種「不得不」——大環境不好，相比起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女人們的判斷是，如果把時間往回拉，如今這一切，不過是時代車輪碾過的重現。出生於70年代的簡安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從英語專業畢業時，她正好趕上國家分配向雙向選擇的改革，就業模式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統一分配轉向市場化配置。當時的就業環境下，除了國企、體制內就是工廠，考公制度也剛剛建立，民營企業很少，更何況是外企。
  「雙選」看重家庭背景，簡安的同學大部分都通過各種關係進了企業，但也有去賣洗發香波的。簡安出身農村，人脈資源有限，像無頭蒼蠅處處碰壁，「找到工作都求爺爺告奶奶的。」
  她好不容易去了一家據說會引進義大利生產線的國企，需要高精尖人才做翻譯。進去之後才發現，所謂的交易市場就是買個東西加五十塊錢賣出去，像二道販子，每天呆坐著看大屏滾動，但真要賣東西是賣不出去的，抽煙喝酒那些她幹不來。
  工作了大半年，生產線沒有引入，卻趕上了「抓大放小」建立現代企業體制的改革。所謂「抓大」指的是組建實力雄厚、競爭力強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宜於實行股份制的，改為股份制企業；「放小」指的是允許中小國企破產、重組及非國有化。
  這是「鐵飯碗被打破」的一年，1997–1999年之間，每年國有部門的下崗職工人數約700萬人。自國企改革伊始到結束的10年時間之內（1993–2003年），國企下崗職工總數約為3000萬人，占當時全部勞動力的38%，超過1/5的城鎮家庭受到此次改革的直接影響。
  那時，和簡安同進公司的五個大學生，都屬於計劃經濟的產物。彼時市場經濟剛起步，就連企業也處於一種摸索的心態，在改革背景下選擇了給他們停薪留職。
  費了這麼大力氣找到一份工作，幹了半年就沒了，簡安只覺得黴透了。她意識到，光靠語言找一份工作是行不通的，於是她又參加了各種會計、法律培訓，拿到了會計上崗證。機緣巧合之下，進入了一家外企的臨時辦公室，給一個法國人做翻譯，同時又處理部分合同。這段工作經歷還算愉悅，領導很有同理心，經常怕她接小孩遲到讓她提前下班。隨著她步入中年，逐漸意識到，如果沒有新的專案，飯碗隨時不保。
  「倦鳥思歸」的想法出現後，她進入了後來被競聘的國企，也享受了幾年工作清閒、離家近、按時下班、薪資在行業內還算中上水平的生活。
  對「女人花」這一代人來說，時代紅利曾真實存在。她們的同齡人，有的在中專畢業後就被分配進體制內，到現在一直在穩定工作，也有進入民企，通過炒股、創業實現財富自由的。在簡安工作的幾十年內，也陸續有獵頭提出要提供北京、深圳的工作機會。
  相比起現在才畢業的年輕人，她們的確是坐上過「時代的快車」，但是這輛車卻突然把她們拋下了。
  回憶起自己的工作生涯從企業改革開始，又以企業改革結束，事業上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她感覺這30多年來的工作就是一個零，中間那一段可以忽略不計。有點像「天選之子」，什麼都趕上了，但也沒有辦法，「這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小插曲」。簡安刻意地遺忘了很多記憶，她覺得老是去翻舊賬和對比的話，日子就沒法過了，「不要回頭看，也不要對比。」
  馬上就要退休了，這原本是簡安為數不多能寬慰自己的事之一。她每天都在忍，掰著手指算，離退休的日子還有多久，本以為熬到頭了，但聽聞延遲退休的噩耗，簡安氣極反笑，「是在熬鷹嗎？」
  2025年春天之後，等待簡安的，是即將到來的第二次競聘。這一次是公司為了回應深化改革的號召，對公司進行重整組合，「瘦身健體」，同省已有五家企業開展。
  二次競聘的通知沒有一點溫情，有的只是賽馬精神。「女人花」的態度則不盡相同：易曉霞倒覺得無所謂，還能差到哪里去？楚飛揚則有點揚眉吐氣的感覺，想看看昔日那些對她不好的領導這次會是什麼結果。唯獨簡安，感覺自己就像一匹馬，伯樂是幾乎不存在的，不參與失去權利，參與又覺得被迫營業。
  這一次，簡安覺得，最好的結果是拿賠償走人，這是她的真心話。
  （張倍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