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30歲，被催婚的人，日子是按月過的。五一期間，林一帆的媽媽不經意說了句：「又5月了哦，你心裏要有點數。」言外之意，一年很快又要過去了。
  林一帆也著急，他今年33歲，為婚戀犯了3年愁了。他在中部省份某市醫院當醫生，供職單位是全市最好的兩家三甲醫院之一，擁有令人欣羡的體面工作和收入。他的老家在距離市區一小時車程的縣城，在老家和工作的小城市裏，他的條件都屬優質。即便如此，合適的對象也不好找。
  這幾年，能夠嘗試的方式，他都嘗試過了。他參加工會組織的單身聯誼，在風景如畫的山野裏與幾十個單身青年社交，但一無所獲。他註冊婚戀軟體，每天接收推薦的女青年資料，也沒有入眼的。幾年過去，理想的伴侶還是沒有現身。
  在他生活的小城市和縣城老家，「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仍是主流觀念。前幾年他還不急，但一過三十，不可避免地焦慮起來，擔心被「剩下」。遲遲不成家，他感覺背後總有聲音在議論自己，「有被『戳脊樑骨』的感覺」。
  一面是晚婚晚育的現實趨勢，一面是傳統社會規範仍主導著日常生活，現實與觀念的張力在小城市和縣城尤為緊張。大學或者研究生畢業後參加工作時已近25歲，這個年紀在很多地方的婚戀市場已不算年輕，在崗位上忙碌一兩年之後，則被劃進「大齡」。
  林一帆找來找去，發現身邊可選擇的對象太少了。而這種困境，在縣城的女性身上更為突出。
  意願與現實
  30歲那年，盧冰冰遭遇人生最焦慮的時刻。她在河南一個縣城裏當科員，工作到第七年，月薪三千多，捉襟見肘。感情也沒著落，人在異鄉，熟人不多，同事介紹的對象也見過幾個，都沒下文，父母催迫甚急。「要錢沒錢，要事業沒事業，要人沒人。」想起這些，夜裏都會失眠。
  盧冰冰在縣城政府部門工作，有事業編，在縣裏擁有一份體面的穩定工作。同事介紹給她的多數也是相同工作性質的男性，幾年間見過大概20個，員警、醫生、教師、公務員、國企職員等職業都有。婦聯和工會組織的聯誼，婚戀機構紅娘一對一推薦……這些途徑她也都試過，婚戀機構還給她介紹過汽修工。一番嘗試後，發現還是熟人介紹比較靠譜，工作、經濟條件上基本匹配。
  今天，縣城裏依然講究「門當戶對」，只不過往往是以工作為標準。如林一帆所說：「在我們這種小地方，『體制內』工作意味著一份穩定的、收入較高的工作。」這就是縣城世界裏體面身份的象徵。
  在盧冰冰身邊，縣裏體制內大齡未婚的女青年一抓一大把。最近5年，本單位招進了11個員工，三男八女，性別比例嚴重不均。
  2019年，江西財經大學財政與社會治理研究院教授歐陽靜發表了一篇論文《縣域體制內的「剩女」——基於中部D縣的調查》，該文的傳播溢出了學術界，受到媒體關注，也因為切中了群體共鳴，論文拋出的話題在社交網路中引發廣泛討論。大量困於婚戀問題的縣城體制內女青年，被一篇論文「看見」了。
  歐陽靜拋出了一個有別於固有認知的觀察。以往，人們討論所謂「剩女」問題，主要聚焦在較為發達的城市。有學者據2011年進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剩男」主要居住與生活在農村且文化程度較低，「剩女」主要居住與生活在大城市且文化程度較高，在擇偶梯度與「階層內婚制」影響下，「剩男」與「剩女」難以匹配。但長期在縣城調研的歐陽靜意外發現，縣城體制內的未婚女青年，已經形成一個規模不小的沉默的群體。
  「縣域青年的婚戀有兩個突出現象，一個是農村的『光棍』很多，一個是體制內女青年很難找到對象。」歐陽靜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些有編制工作的女性，在縣城屬於條件最好的一類，卻被「剩下」了。
  縣城擇偶最大的問題，是選擇餘地小、匹配對象人數有限，且存在結構性性別不均。歐陽靜調研的那個縣，2008年至2019年體制內單位招聘了2993人，女性占比60％以上，教育系統招聘中女性占比更是超過80％，「女多男少」十分突出。截至2019年，該縣10年內招聘的30歲以上的體制內女性，有248人尚未結婚。
  相反，體制內男青年則十分搶手。一個條件尚可的本地男青年回到縣城體制內工作，「上班第一個月，三姑六婆就把他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了」。歐陽靜在縣城見到的體制內單身男青年，大都是性格內向的外地人，才有可能沒被留意到。但也只是暫時，一旦被注意，說媒的人很快不請自來。
  歐陽靜說，偏遠縣域的體制內女青年主觀上都有積極尋找配偶的意願，梯度選偶理論仍然主導著女性的擇偶觀，絕大多數女性不願「下嫁」給體制外男性，而大多數優秀男青年不願回小縣城工作，導致縣域體制內適齡男性數量少於體制內女性。由此，縣域體制內男性成為「香餑餑」，而體制內女性「越剩越多」。
  「慕強的心理大家都會有吧。比如我們都是三十多歲，我都有房有車，你為啥沒有呢？我肯定會想，要麼是家裏條件不給力，要麼就是你個人問題。」盧冰冰說。
  過了30歲，盧冰冰也自動調低了標準，以前總想著要找個「聊得來的」，現在覺得似乎也沒那麼重要。她想，只要經濟條件尚可、有責任心，有沒有編制、有沒有精神共鳴，也不那麼重要，「只要人品可以，細節就不去計較了」。
  小地方更加傳統
  實際上，結婚年齡推遲是正在加速的趨勢。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公佈的數據，2020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其中男性為29.38歲，女性為27.95歲。相比之下，2010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為24.89歲，10年間推遲近4歲，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平均初婚年齡呈迅速抬升態勢。不少地區平均初婚年齡已經超過30歲，如上海、黑龍江、北京、遼寧、廣西、湖南等地男性初婚年齡也越過了30歲。
  一位在當地鄉鎮當公務員的女青年，曾經人介紹跟林一帆見過幾次，她希望能在市區生活，為此每天開車一小時通勤也願意。林一帆工作、居住在市區，女方很滿意，但林一帆卻不希望找個「異地」的配偶，兩人無疾而終。回想起來，他覺得那位女性確實眼光甚高，談吐間，對自己的工作身份十分看重。而他自己，也不願降格以求。
  林一帆最看重的擇偶條件有兩個，一是有體制內工作，二是顏值尚可。「我理想的對象，要麼是體制內的，要麼是醫療系統的，前者優先。」他說。
  「在我們這種小地方」，林一帆常常會重複這句話。他口中的「小地方」，指的不僅是地域小、人口有限，也隱含著觀念傳統的意味。越過30歲這個年齡線，他總感覺單身會遭遇很多背後的議論，「覺得這個人是不是有問題」。這些議論有時會造成實際的「殺傷力」。他在單身群裏認識了一個年長幾歲的大哥，大哥有一次跟他訴苦，在晉升的關頭，被人打了小報告，說他沒結婚，「作風有問題」。
  林一帆放眼身邊的朋友，單身的已所剩無幾。去年年底，最後一個單身的朋友走入「圍城」，能一起玩的人就沒有了。他感覺很孤單，這也是他想結婚的原因之一。
  即便身為男性，林一帆也有強烈的年齡焦慮，一過三十，「感覺自己就像是在菜場上滯銷和打折的菜品，開始被人挑選了」。
  他付費50元，加了兩個相親機構組建的單身群，一個是「體制內單身交友群」，一個是「非體制內單身交友群」。他發現幾百人的群並不活躍，只有幾個大哥偶爾徵求旅遊搭子。他也參加過幾次工會組織的聯誼，對那些比畫猜詞之類的遊戲，很少有人自告奮勇參加，這些單身男女都感覺幼稚和尷尬，也不願自己被拍進宣傳照，登上本地各大媒體的公號。這些傳統的聯誼活動，對他來說幾乎沒有意義。
  身邊倒一直也有人牽線搭橋，同單位就有熱心的叔叔阿姨，「看你是男的，就給你介紹個女的；看你是91年的，就給你介紹個92年的。其他什麼條件都不管」。到最後，他覺得婚戀軟體裏的異性或許更多一點，下載了幾個，可是刷來刷去，竟刷到好幾個認識的人，「本地的人就那麼多啊」。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鄭丹丹曾對河北某縣的青年婚戀現狀做過專門調研，她發現縣城男女青年的婚戀觀念已經產生分化。男性觀念更偏傳統，普遍認為婚姻是必須完成的人生任務，並且很多人認為婚姻不一定與愛情有太大關聯，為了實現結婚目標，願意降低標準。而女性的婚戀觀則發生了較大變化，一部分人已經不再視婚姻為人生必需品。原因之一，正是由於女性在縣城婚戀市場處於弱勢地位，獲得理想婚姻難度更高，反而激發起她們對社會規範的打破。
  「縣城男青年表現得更為傳統，堅守『男大當婚』的規範；而女青年則傾向於瓦解『女大當嫁』的傳統規範，表現出『無愛不婚』的替代性原則。」鄭丹丹在調研中發現，一些高學歷縣城女青年在城市裏習得的行為方式，讓她們面對婚姻更具備反思精神，她們會問：「我們為什麼要結婚？結婚的目的是什麼？如果結婚並不能讓自己生活得更好，那我們為什麼不好好挑選理想對象，而是差不多就得了，趕緊找個人嫁了？」在城市中已經並不新鮮的觀念，逐漸吹進縣城。
  在林一帆身邊，有信奉單身主義的女同事，也有嚮往丁克的女孩。前不久，朋友介紹了一位醫療系統的女孩，見面時，女孩說自己希望組建丁克家庭。「我第一次聽身邊有人說起丁克，這個詞我早就知道，沒想到在我們這種小地方，也有人嚮往丁克生活。」而他覺得自己還是思維傳統的人，他想結婚，也想要小孩，「小地方還是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壓力」。
  5年前，歐陽靜沒在鄉鎮見過人養寵物貓，現在已經有不少了。貓是城市生活的象徵之一，鄉鎮女性的生活方式越來越與城市趨同。同樣地，流行於城市的思潮，也隨著社交網路和曾經經歷的城市生活，進入她們的觀念之中。
  歐陽靜有一個明顯感受，前幾年她訪談的「80後」「90初」縣城體制內女青年，到30歲上下，普遍都有婚戀焦慮。但這幾年她遇到的「95後」女青年，有不少已經對婚戀不太在意，「她們願意跟貓窩在一起，放假了也不出去社交」。
  這些更年輕的女性，不願意接受「1+1＜2」的婚姻，獨身、不婚的內心傾向，抵抗住了「女大當嫁」的傳統觀念，抵抗住了來自父母家庭和熟人社會的精神壓力，這是出現在她們身上的新變化。但歐陽靜覺得，其中一些人也嚮往理想的伴侶，但尚未找到或者越發失去信心時，這些新的觀念給予了她們安慰。
  其實在上一代人中，對婚姻也存在不同看法。盧冰冰有個50多歲的男領導說起她們這些未婚的女青年，覺得她們自己都有房有車，工作穩定，收入夠花，確實不需要婚姻。但話頭一轉，說等自己女兒大了，不會給她買房，要不然她也不願嫁人。而不止一位女領導則安慰她們，別太焦慮。盧冰冰覺得，是因為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一直承受著不同的重量。
  如何建設、主導幸福婚姻
  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為單身青年著急。今年，山西呂梁宣佈雙方均為初婚且女方年齡在35周歲及以下的新婚夫婦，可直接在婚姻登記窗口領取1500元獎勵。3年前，江西宜黃縣曾出臺政策，鼓勵26歲以上大齡女青年幹部職工擇偶成家，包括在縣城購買首套商品房的大齡女青年幹部職工，可申請一次性購房補貼3萬元。這些政策都對準了大齡單身女青年。
  「這個現象越來越嚴重，是社會變遷中產生的一個癥結。」距離歐陽靜發表論文已經過去6年，據她近幾年的持續觀察，縣城體制內單身女青年仍在增多，卻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似乎只能寄希望於女青年降低擇偶標準。但隨著她們越來越重視生活品質和自我成長，對伴侶的要求在提升，而縣城男青年的數量和品質卻沒有明顯變化，匹配度越發降低。「女孩子太優秀了。」歐陽靜感慨。
  歐陽靜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在縣域地區，條件最差的男性和條件最好的女性，是婚戀問題最嚴重的兩個群體。前不久她在江西某縣的農村調研，平均每個行政村的戶籍人口裏，都有100名以上大齡未婚男青年，年齡在30歲以上。她認為，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動讓農村女性有了更多選擇機會，她們更傾向於向上流動，缺乏競爭力的農村男性就會被「剩下」。
  這種現象被總結為「婚姻擠壓理論」，表現為城鎮擠壓農村、東部和中部地區擠壓中西部地區，結果導致「光棍」集中在農村，西部地區和貧困山區的男性更為明顯。
  在體制內單位之外，縣城和農村還有大量從事普通工作的青年男女，他們的婚戀問題則呈現出更傳統的面貌。在單身微信群、婚戀軟體等交友管道之外，似乎已經被遺忘和取代的婚姻介紹所，其實一直穩固地存在著，在街邊等待客戶。隨著短視頻等新媒體的崛起，在地化的「網路紅娘」也獲得了不少流量，成為婚介的新形態。
  「男性要求顏值，女性要求經濟，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太大變化。」一位在山東某縣從事多年婚戀介紹的紅娘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來到婚戀機構登記的人，大多是學歷、收入都不高的群體，也有不少較為年長的人，「需求一直很龐大，在我們這裏登記的人，女的比男的好找對象，哪怕是二婚、帶小孩的都比較好找」。
  這位紅娘說，很多互相有意的客戶，最終因為彩禮問題分道揚鑣。「我們感覺很遺憾，但也沒辦法，能夠理解女方的心態。如果情感不夠深厚，這些繁文縟節就是安全感的來源。」
  歐陽靜說，高額彩禮其實是個農村問題，在縣城裏矛盾並不明顯。如果男方在縣城有穩定工作，彩禮也就是禮節性的表示。越是經濟落後的地方，越看重彩禮，如果一個人不能給人經濟上的信賴，彩禮就意味著未來生活的保障和安全感。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鄭丹丹呼籲，應該加強性別研究以及推廣性別平等的社會行動，努力建構真正平等的性別關係，建設積極現實的婚戀文化。目前大多數女性依然固守「男高女低」的擇偶標準，尤其要求男方的綜合實力高於自己以獲得安全感，這實際上還是女性不自信的體現。女性如果處於這樣的認識水準，必然不敢經由自己去建設、主導幸福婚姻，而始終只是一個被動者，是需要男性施捨、幫助的「第二性」。
  前不久，盧冰冰終於找到了一個對象。「清醒了，務實了。」她說。但她跟身邊人都沒有公開，打算到結婚時再說，最近已經進展到彩禮和訂婚環節，她心裏還是有些沒底，感覺依然有變數。林一帆正考慮在婚戀社交平臺上充值會員，因為身邊的資源已經「枯竭」了，他期待著，網上或許有更多推薦的資源。
  （倪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