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在我心裏有三個大的國葬。最早是宋慶齡的丈夫孫中山的，因為他打倒了封建皇帝，推翻了舊制度，當時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追悼會，並給他建了一個可以跟過去皇帝媲美的陵墓——中山陵。第二個是1976年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開了一個特別隆重的追悼會，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和前門樓子中間為他建了最大的一個紀念堂，比莫斯科紅場中央的列寧墓還大。第三個是我親自見到和參加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舉行的國葬，最後下葬到她父母當年在上海萬國公墓裏購置的家族墓地，其中她的墓穴只有幾平米。
  從首長（注：周幼馬和宋慶齡身邊工作人員對宋慶齡的統一稱呼）生病、開追悼會到舉行國葬，都是我親自參與了的。我為什麼有條件見證並參與如此重要的時刻？第一，我是她任用了10年的攝影記者。第二，我從電影學院畢業後，是她把我推薦到由她一手創辦的中國建設雜誌社任攝影記者。第三，我父親是她送到紅軍的美國醫生。我從出生到為她工作，是她一直看在眼裏的人。如果再多說一層，我父親和黨中央主管宋慶齡事務的廖承志在紅軍長征快結束時相識於寧夏，他們從那時起成了相交一生的好朋友。
  最後一次參加國務活動
  1981年3月，單位派我去廣東採訪，時間大約一個月。出發之前，我按規矩到首長駐地報告行程。她給我開了三封介紹信。第一，是到中山大學看一看當年日本人給孫中山塑的銅像。第二，到廣州的中山紀念堂看看。第三，到中山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去看一看，給她拍一些照片，她想看。我理解，她始終惦念著孫中山。
  4月底，我剛一回京，就把照片沖洗出來，正準備給首長送過去。父親告訴我：「首長這段身體不太好，你要知道不要讓她不高興。」到了駐地，我把照片送給杜秘書，請他轉給首長。我給首長拍照那10年，我們的交往途徑一般是，我拍的照片樣片、底片和我提出的事情通過保姆交給首長，她給我的東西也是讓保姆直接給我。首長習慣獨自坐在二樓的辦公桌前，拿放大鏡仔細地看、認真地審，哪張喜歡、哪張不喜歡、哪張放大多少尺寸、哪張不要了，有什麼意見或想法，最後都會寫信給我，落款名字都是林泰。也就是說，能上二樓的人很少，只有給她洗衣服的阿姨、保姆、前秘書的兩個女兒及英文秘書張玨，都是女的。張玨和首長之間也是用字條來傳遞資訊。
  當時杜秘書告訴我：「首長身體不好，但堅持要參加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授予她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授贈典禮，並且要發言。醫生不同意，認為她的身體情況不容易做到，讓她做個發言錄音，但是首長考慮到這是一個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主辦的國務活動，還是堅持要參加。」
  5月8日下午，首長坐著輪椅進入人民大會堂湖南廳，進門以後很快地換上了博士學位服。當她被推出來後，康克清送上了鮮花，首長抱著鮮花特別高興。我給她拍了照片，後來我再看照片時，發現這是她最後的微笑。授贈典禮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主持，當他宣佈下麵由宋慶齡發表講話時，場上響起熱烈的掌聲。首長比較虛弱，額頭上滲著汗，但依然用流利的英語、生動的感情，即席作了近20分鐘的講話。隨後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校長霍華德·佩奇親自授予她榮譽學位證書。這是首長在生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公開活動，也是為國家表達了最後的想法，她為國家和人民盡了最後的力氣。
  會後，首長是躺著回到駐地的。從那以後，她只坐起來過一次，是中國福利會的秘書長、鄒韜奮的夫人沈粹縝請首長為「韜奮手跡」題寫書名。首長為老朋友鄒韜奮題字，這是她參加活動回來後，唯一一次能坐起來完成的事情，從那以後躺下就沒再起來。
  出生日期的確定
  首長得病後，一直是由北京醫院派專家、教授、老中醫治療。5月10日，隨著病情的加重，北京醫院將所有需要的醫療設備安置在曾經首長從不讓外人上來的二樓臥室。她的臥室裏面有鋼琴，有辦公桌，有小飯桌，去故居參觀過就有印象，那是二樓最大的一間。這是她平時工作、吃飯，待得時間最長的地方，有時特別特殊的人見面也在這裏，比如吳院長、魏璐詩、顧大夫、護士長和我父親。她到最後離去一直是在這裏接受搶救，所有看望的人都是從樓下到樓上，到她床頭看望。
  沒過兩天，我被通知帶上所有的攝影器材，到首長駐地報到。到了駐地，我看見大客廳裏坐滿了人，連地毯上都有人坐著在互相說話。各個單位都派人來作為聯絡員等消息，有中央、國務院、人大的代表和警衛局、國管局的同志，還有新聞單位、保衛部門的，現場比較混亂。這時候廖承志在國管局同志的陪同下來到了大客廳。他是中共中央分管宋慶齡所有事務的，也是宋慶齡的親戚。他進來以後就說，請大家各回各的單位等消息。當我也要走的時候，廖承志說：「你留下，你就留在這兒拍照片。」
  然後，他轉身又問杜秘書：「首長的確切年齡是什麼？」杜秘書說她的表格中沒有親自記錄。一旁的秘書張玨說：「首長說過和毛澤東的年齡差不多。具體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您可以查一下。」廖承志想了一下說：「去美國查。她在那兒上學一定有記錄。」
  我一聽，立刻想到我們雜誌社的總編張彥當時正在美國，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講宋慶齡在美國讀書的事情，估計他可以聯繫到美國的學校，可以請他幫忙查找。廖承志接受了我的提議。不久，張彥通過校方在學生檔案裏查閱到了宋慶齡的出生日期：1893年1月27日。
  共產黨員 國家名譽主席
  首長患上的是一種血液病，沒有特效藥，基本是在維持，隨時都可能出現不可逆轉的情況。前來探望的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向醫務人員瞭解了這些情況後，表達了對他們的感謝，也希望首長能夠好起來。隨著首長病情漸漸加重，北京醫院派來的專家、教授、老中醫都在想方設法救治，有一位解放軍上校還來為她獻了血。14日晚，首長高燒，病情進一步惡化。
  15日早晨，首長體溫下降，王光美前來。她見到我很激動，說：「在西柏坡你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見過你。現在再見到你是來給宋慶齡照相，我特別高興。宋慶齡對我們家是有恩的，在『文革』的時候，我的幾個孩子想到首長曾給他們很多關愛，就想通過首長找到我和少奇。首長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頂著壓力，通過廖夢醒找到鄧穎超，又通過總理請示毛主席，後來我和孩子們終於團聚。對於首長幫的這個大忙，我特別感激。」隨後，我陪她來到首長床前，王光美俯下身說：「在1957年時您曾提出要求入黨，不知現在是否還是這樣的想法？」宋慶齡點點頭，表示肯定。王光美隨即用駐地值班室的直線電話告知胡耀邦，胡耀邦立即表示：「我這就辦。」下午3點，鄧小平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會上一致決定，接受宋慶齡為中共正式黨員。6點，中組部部長宋任窮和副委員長廖承志受中央委託，告訴了首長。
  王光美為什麼要做這件事？除了她見我時所說，另據我所知，1957年，王光美和劉少奇路過上海的時候，曾特地去見首長，轉告她將要有一個運動，這是毛主席要求他們二人提前來打招呼。首長對此非常感動，也就在這時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我從已解密的蘇聯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所知，在1931年宋慶齡從德國回中國為母親下葬的時候，路過蘇聯，共產國際把她發展成為蘇聯共產黨員，希望她回到上海後能幫助解救牛蘭。此後，她不僅為共產國際服務，也為中國共產黨服務。共產國際為宋慶齡提供充足的經費，還派了美國人史沫特萊做她的英文秘書，後來又派奧地利人魏璐詩女士接替史沫特萊繼續為宋慶齡作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絡員。史沫特萊和魏璐詩都是共產國際的聯絡人員，宋慶齡靠她倆和共產國際保持聯繫。魏璐詩和宋慶齡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1951年魏璐詩應宋慶齡之邀回到中國，在北京國際新聞局（注：外文局前身）任英語專家，1965年到人民畫報社任德語專家。
  廖承志的回憶錄裏也提到，宋慶齡在上海把廖承志從國民黨監獄裏解救出來以後，在何香凝家問廖承志：「地下黨裏誰是叛徒，上頭讓你給我把名單寫出來。」廖承志寫完以後，宋慶齡把一支煙的煙絲倒出來，然後把廖承志寫的字條卷起來藏在煙紙裏，再把煙絲放回去。廖承志說，真沒想到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的人。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宋慶齡正是蘇聯共產國際的黨員。我不知道王光美知不知道這件事。1957年時，宋慶齡提出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劉少奇說這件事太大了，得報毛主席。後來毛主席回復的大致意思是：宋慶齡已經是做得比加入共產黨還好的中國共產黨員了，如果不入黨，可能比在黨內做更多的事情。在首長病重的時候，王光美從個人角度考慮到共產黨的規矩，就是說如果宋慶齡是中共黨員，論她的地位，去世以後一定會在遺體上蓋黨旗，全國要下半旗，這個國葬的規格是最高的。王光美促進了宋慶齡入黨這件事。
  5月16日下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八次會議，決定授予宋慶齡同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在我看來，這是首長當之無愧的，她一直是中國人民眼裏最受崇敬且毫無爭議的偉大的人。1949年，中共準備派金仲華護送她到香港以躲避國民黨的迫害，宋慶齡說：「以不變應萬變，我就不動了。」在她的眼裏，國民黨不敢動她。要知道，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特別送給宋慶齡一套房子，就是現在的上海宋慶齡故居，這是她非常喜歡的房子。蔣介石當時交代國民黨上海市市長，一定給她房產證，避免將來房子的歸屬問題給她造成麻煩。在國民黨退守臺灣前，殺害了上海的大批共產黨員，使得在解放軍進入上海前的真空期，上海聚集了中國最多的壞蛋，比如青幫、紅幫和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土匪、流氓、大煙鬼、傷兵等，他們都眼紅宋慶齡的家產。但事實證明，沒有人敢闖進宋慶齡那個只有竹籬笆牆圍住的房子進行搶劫。當時除了共產黨，在民主人士當中恐怕沒有人比她更有威望。毛澤東因此讓鄧穎超帶著信，請她北上來幫助共產黨建國。所以，新中國成立後，她當選了國家副主席，並在逝世之前，名正言順地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這兩天發生了兩件特別重要的事兒，中國共產黨接納了一名最優秀的共產黨員，中國人民有了一位敬愛的國家名譽主席。毛澤東1945年在重慶曾對宋慶齡說：「孫夫人，邊區人民讓我轉達他們對您的問候和謝意！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裏，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提供了最急需的藥品和物資，您不知道這一切對我們的幫助有多麼大。」我認為，首長加入中國共產黨和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是理所應當的。
  也是從這天起，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開始發佈宋慶齡病情公告以及各方前來探望她的情況。每天向全社會通報國家領導人病情，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陸續前來探望的有中央領導、中國婦聯會、上海方面的單位以及她的一些親戚……孫中山的後人也分別從夏威夷、香港等地趕來，他們都是廖承志特地請來的。
  我的任務是給所有來人拍照片。最先到來的是鄧穎超，她特別關心首長，給杜秘書佈置了很多任務。這期間，因為中央三部門發佈了首長的病情公告後，我們在駐地接到了全國大量的慰問信，六一兒童節快到了，還收到很多少年兒童寄來的紅領巾。各地還寄來了大量的補品及治療的中藥和偏方。
  8點18分
  5月29日上午，第11號病情公告發佈，稱宋慶齡「病情危篤」。晚飯後，我正坐在小會客廳地毯上看電視，警鈴突然響了。這個警鈴是安在首長床頭的，在她的辦公桌、床頭等多個地方都有這個按鈕。警鈴一響，我驚出了一身冷汗，知道首長不好了，拿起相機立刻沖上二樓。醫生、護士長正在搶救。
  吳蔚然院長主管宋慶齡的治療工作，是首長醫事的最高決策人。他也是上海人，經常和首長在一起說英文、講上海話，甚至偶爾在二樓陪著首長偷偷抽煙。
  最後的搶救階段，吳院長和其他幾名醫生都在首長的床邊。站在床腳的吳院長說：「不搶救了。床頭那個鬧鐘准嗎？」護士長說：「它一直在首長的身邊，準確的。」吳院長說：「這樣，把它撥停了。就按這個時間，8點18分，就是首長去世的時間。」
  後來我問吳院長：「幹嗎不搶救了？」他轉過身往後撤了兩步告訴我：「十多天都沒搶救過來，再搶救過來幾個小時沒有太大意義了，把她胸部都給摁塌了，將來遺體告別時不好辦。而且再晚，中央領導們都已高齡，半夜再趕到這裏，恐怕不好。」我立刻明白了。首長最後離開這個世界的時間，就是這麼確定的。
  往日裏，每天8點多鐘也是首長上二樓準備休息的時間。從首長住的二樓窗戶望出去，只有一棵大槐樹，夏天還好，一到冬天就只剩枯枝，傳來大群烏鴉的鳴叫聲，讓人感覺暗夜無比漫長又寂寞。實在睡不著時，首長曾讓杜秘書買來一掛鞭炮，想轟走烏鴉，卻沒有成功。也有不是晚上8點睡覺的日子，在「文革」只有八個樣板戲時，首長每隔一段時間要在大客廳放電影，她喜歡叫上艾黎、我和我父親，還有吳院長、為她看牙的韓院長、前秘書的兩個女兒和駐地的戰士等人一起看。電影結束經常要到半夜兩三點，吳院長和韓院長因為白天手術看診很忙很累，有時看著看著就睡著了，只有我和首長都能堅持看完，因為我是電影學院的學生。所以我想，吳院長考慮這個時間也是首長一般休息的時間，他是想讓首長像平常一樣安靜地睡去吧。
  保姆給首長最後一次梳頭
  在小會客廳裏進行遺體告別，我佈置好了燈光和照相的機位。鄧小平等50多位中央領導陸續都來了，我忙著拍照。一開始沒有秩序，比較混亂，還出現了某個領導人弔唁時，身邊是別的領導夫人的情況。電視臺的人馬上跟廖承志說這樣不行，明天沒法播出，讓大家別走，按照次序重來一次。
  等大家都走了以後，保姆跟杜秘書說，想給首長再梳一次頭。我看著保姆把首長的頭輕輕托起來，一點一點地梳，她一邊梳一邊流淚。我突然注意到首長的發簪放在邊上，想起來她曾說過，她的幾個發簪裏面的頭髮除了她自己的，還有她母親的發絲也在其中；她和姐姐靄齡、妹妹美齡三姐妹發過一個誓，她們三人的髮型將一生不變，因發簪裏都有母親的頭髮。
  我從這個發簪裏抽出來幾根頭髮，又抓下幾綹梳子上掉的發絲，把它們抓在一塊兒，揣進兜裏。首長走了，我留下她的頭髮作紀念。
  然後，首長的遺體要被救護車送到北京醫院太平間，我們乘坐首長的紅旗車跟在後面。杜秘書坐在後排，我坐在副駕駛位，司機老李一邊開車一邊流淚。杜秘書忍著悲痛說：「不許哭，好好跟著。」車子開到北京醫院西門遺體告別廳，馬教授留下負責屍檢和遺體整容，我們大家對著遺體三鞠躬後離開。
  等辦完這些事，我回到家已是深夜12點多。家裏黑黢黢的，忽然一股悲痛的情緒油然而生，前面那幾個小時，我太忙了，只有一個心思拍照，換相機、換鏡頭、換膠捲，那麼多重要的人來遺體告別，所有的細節都不敢大意，不能出任何差錯。我不停地忙碌，好像根本沒時間想別的。這個時候一下子靜下來，我才意識到，首長走了，永遠地離開了我。我為她拍照10年，她喜歡我，認可我的工作。在我8歲生日的時候，她就在方巾巷駐地張燈結綵，為我慶生。她給我準備了好多非常漂亮的學習本、彩色鉛筆和一支派克鋼筆作禮物，還為我準備了生日蛋糕，那是1951年啊，我第一次度過了那麼隆重的生日，還擁有了過去從來沒見過的文具。為她拍照的10年裏，首長總讓我去吃飯、看電影，我為她拍照，她總是高高興興的……我越想心裏越難受，悲傷的情緒令我禁不住地哆嗦起來，趕忙沖進浴室，讓冷水不停地沖刷著身體，過了很久才平靜下來。
  難忘的告別儀式
  5月30日晚，移靈到大會堂。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弔唁活動。那三天，前來弔唁的隊伍從大會堂的北門一直排到長安街邊上。宋慶齡的遺體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我父親和路易·艾黎、西園寺公一、愛潑斯坦等在京的國際友人都前來守靈，還有一些黨的領導人以及人大、國務院、政協的領導來換班守靈。
  6月2日，遺體要被移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戰士們把遺體抬出大會堂，當時的靈車是由一個大面包車改裝的，遺體被抬進去後，我拿著相機站在大會堂北門門口拍照。靈車前停了一輛敞篷紅旗車，是專門供攝影用的，上邊已經站著中央新影、新華社、電視臺的3個人。杜秘書對我說：「上那個車。」
  下午6點半，靈車隊伍從大會堂出發，十裏長街兩側人山人海，好幾次車子被堵在路上，好多剛剛下班的群眾自發前來送別。當靈車駛到八寶山時，已是傍晚時分。
  到了八寶山，等告別人走後，天已經黑了，就剩下我和杜秘書陪伴著擔架上的首長遺體，等著火化。我們兩個人默默地坐著。我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在首長身邊了，她就這麼走了。那屋裏暗暗的，工作人員進來說：「我們用一個新的爐子來送首長，我們馬上準備好。」
  這時候有人敲門，八寶山的工作人員進來指著我說，有人想見你。進來的人介紹說認識我，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司徒兆光，他的父親是文化部副部長、電影局局長司徒慧敏，當年也是宋慶齡的座上客，首長看的電影都是他批的。司徒兆光說要給宋慶齡做一個頭像的面模，需要塗上黃油，然後用石膏什麼的。我問為什麼？他說如果有了這個面模，以後任何宋慶齡的雕塑都得依照這個面模，才最真實。我就跟杜秘書說：「馬上就火化了，能做就給她做吧，這是好事，永遠留下。」杜秘書問：「多長時間？」司徒兆光回答說半個小時。杜秘書看看我說：「那就好好做。」我們就轉身出去了，不想看。
  國葬典禮在上海隆重舉行
  6月3日，宋慶齡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當天全國各地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娛樂活動。上午，我們先迎來了首長的骨灰，另外有一個黑色的小袋子，裏面是隨身一些熔化不了的鞋釘什麼的金屬物件，讓她的親友都看過了。下午，追悼大會開始。會場莊嚴肅穆，宋慶齡的巨幅遺像被懸掛在主席臺正中，遺像下安放著她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面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在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今天，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中國各族人民包括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衷心敬愛的領導人，舉世聞名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保衛世界和平事業的久經考驗的前驅，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宋慶齡同志……」我特別注意到，鄧小平說：「1941年12月底，宋慶齡同志到達重慶，聯絡馬海德、史沫特萊、斯諾、艾黎等同情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國際友人並肩戰鬥，對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鄧小平提到我父親和宋慶齡關係的這段話，讓我至今難忘。
  6月4日，國葬典禮要在上海舉行。一早在西郊機場，鄧小平、李先念、彭真等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前來送行。鄧穎超、烏蘭夫、廖承志、陳慕華和專程從上海前來北京迎靈的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等人護送首長的骨灰乘專機到上海虹橋機場。
  在飛機上，我父親坐在鄧穎超旁邊。鄧穎超對我說：「幼馬，給我們倆照張相，我和你爸爸有近50年的友誼，你爸爸救過我的命。」為什麼是鄧穎超送宋慶齡骨灰回上海呢？我認為，32年前就是她接宋慶齡北上建國，現在還是由由她把宋慶齡送回上海，這也是一個輪回吧。
  一下飛機，全是迎接宋慶齡骨灰的人，汽車緩緩駛向西郊的萬國公墓。之所以要安葬回上海是有原因的。首長的父親宋耀如和母親倪桂珍有6個兒女，1918年宋耀如在上海病逝後，安葬在萬國公墓。後來倪桂珍在青島病逝，遺體運回上海，安葬在丈夫身邊。當初，宋家在萬國公墓購置了八穴墓地，作為全家的最後歸宿地。在首長病重時，跟她有40多年友誼的鄒韜奮夫人沈粹縝住進了她的寓所二樓，以便陪伴和照顧她。那個時候，首長就告訴沈粹縝，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從事革命活動和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她的父母也都葬在上海；她在上海交往過許多革命者和進步人士；上海還有孫中山的故居和許多遺物，因此去世之後，一定要把她的骨灰盒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氏墓地，葬在父母的身旁。對此，首長向被尊稱為「李姐」的保姆李燕娥也有過承諾，後來李燕娥先於她葬在了那裏。
  大理石墓地事先已經準備好了，幾個戰士捧著骨灰和一個裝金屬物件的罐子，按照儀式很快地下葬了。我只顧著照相，感覺一切都進行得太快了。一想，這就結束了？太快了！我說：「不行，拿出來，重放。」當時的我一心想多拍幾張照片，那個年代是用膠片拍攝，無法立即看到效果，另一方面我思想高度集中，只看眼前，根本沒注意身後是否有旁人，以為在場就自己一個人在拍照。於是就讓他們把骨灰盒拿出來，再重放一遍。戰士們小心翼翼地又把骨灰盒拿了出來，為了照顧我拍照，他們特意放慢了速度重來一遍。過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真是大不敬了，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轉念一想我只是單純考慮一定要保證最後一次給首長照相的任務能圓滿完成，留下首長最後的照片。經歷過這一遍後，才把墓上面的大理石蓋合上。
  走出陵園時，我回頭看到下了半旗，想起幾年前去世的周總理，聯合國為他下了半旗，因為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說大國總理沒有存款、沒有子女，誰要這樣，我也給他下半旗。我想到首長生前沒有子女，在大陸也沒有親戚，在我和她接觸的10年裏，我覺得她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記得她送給我的一份禮物，是她用紅絲帶系著上海維夫牌餅乾鐵盒，裏面裝了滿滿一盒一分錢兩塊兒的油紙包裝的水果糖。當時我可是經常吃到外國巧克力的，對她送給我這樣的禮物有點兒意外。後來才知道，那個時候她的經濟條件很窘迫，自己500多元的工資除支付日常開銷外，還要兼顧身邊的兩個正處在青春期的女孩的開銷。實在沒錢的時候，她不得不請來上海的李家熾幫忙變賣自己的首飾和一件皮襖，結果她的幾個翠件兒是假的，皮襖也有太多蟲眼兒，最後在舊貨市場上僅僅賣了兩千元錢，這令她非常失望。可想而知，首長的生活並非常人想像中的樣子，她走時應該是沒什麼積蓄的。
  儀式全部結束以後，鄧穎超叫上北京來的幾個人到孫中山的故居留影。鄧穎超特別把我拉到身邊，說：「你給那麼多人照相，今天就咱倆照一張合影吧。」
  葬禮結束的當天，全體來滬人員原本要坐專機直接返回北京的，結果突然下起雷陣雨。我們不得不多留了一晚，我想這或許是首長捨不得我們離開。
  首長走後我一有機會到上海就去萬國公墓看看，給她獻一束花，後來那裏改名為宋慶齡陵園，裏面越來越漂亮，也有了紀念館。她的好朋友魏璐詩去世後，在宋慶齡基金會主席黃華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幫助下，魏璐詩的墓地建在了宋慶齡陵園，就位於宋慶齡墓地的東邊兒20米處。這樣看上去，她們還在一起，還可以悄悄地說話，我覺得很好。
  我忘不了首長，常常回憶起那10年在首長身邊的事情。我和我父親的一生開始的道路是宋慶齡指引的，她生命的最後時光，我們在她身邊送終，她走時是那麼安詳……
  （周幼馬 樊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