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別胞妹賀子珍
  1979年5月，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福建省政協副主席賀敏學被增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據說會前，胡耀邦等中央領導曾問有關部門，參加過井岡山鬥爭的老同志還有哪些人。當有人提到賀敏學時，胡耀邦說，像賀老這樣的人，全國沒幾個了，起碼得增補為全國政協常委
  使賀敏學驚喜的是，妹妹賀子珍也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得以第一次踏上30多年來只能從電影或電視螢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門，瞻仰毛澤東遺容並率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敬獻花籃。
  年底，賀敏學出席了中共福建省第三次代表大會，為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歡呼叫好，會上當選為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四書記。緊接著，在福建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又當選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為了減少兼職，他提出辭去省政協副主席之職，專注於對撥亂反正之際的人大和紀檢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
  1984年4月中旬，賀敏學在福州接到大女兒賀小萍從上海打來的電話，說姑媽賀子珍高燒不退，大便出血。他心急如焚，和妻子李立英匆匆趕到上海華東醫院。賀子珍神經衰弱，但腦子還是清醒的，見兄嫂來了，好半天才吃力地開了口：「哥啊嫂啊，我可能不行了。」李立英俯下身子，緊握著她的手強裝歡顏道：「上一次我們來也是這個情況，慢慢會好起來的，不要緊。」
  聽醫生介紹，賀子珍除中風偏癱外，還患有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種併發症，所以造成持續高燒數月不退。有兩天，賀子珍神志清醒了，大家逐漸放心下來，誰知4月18日病情突然加重，體溫再次升到四十來度。4月19日17時17分，賀子珍懷著太多的遺憾和難了的心緒，在親人們的淚眼中走完了她一言難盡的坎坷人生，終年75歲。
  4月25日，新華社發表電訊通稿，全國各大報紙均報導了賀子珍逝世的消息。歷史給賀子珍的蓋棺論定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長征過來的老幹部賀子珍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84年4月19日17時17分逝世……賀子珍同志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艱苦奮鬥的一生。」報紙在發表通稿時，還登了賀子珍的照片。賀敏學看到後，情不自禁地又一次老淚縱橫。
  命運給賀子珍以太多的不幸和不公，但她以自己頑強的生命與之戰鬥了一生。她的後事怎麼辦，骨灰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某領導提出要把賀子珍的骨灰安放上海龍華烈士陵園，賀敏學提出不同意見：「賀子珍在上海時間是不短，但基本上沒工作過，不是上海幹部，是中央管的幹部，你們這裏也沒有她的檔案；主席本人（遺體）在北京，女兒、女婿也在北京，把她的骨灰放到北京，讓她靠近主席，女兒、女婿平常去看也方便；希望放八寶山，至於放哪一室，由中央決定。」上海市委專電請示中央辦公廳，中央辦公廳又請示了鄧小平。鄧小平最後拍板：「我們中央的領導人都要送花圈，賀子珍的骨灰放八寶山一室。」一室是八寶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領導骨灰的地方。鄧小平的話給賀子珍葬禮的規格定了調子。賀敏學聽後，神情有些激動，說：「中央沒忘記賀家，小平同志對賀家是瞭解的。」
  賀子珍的遺體在上海火化後，中央派了一架專機，把她的骨灰運送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賀敏學因為悲傷過度，在追悼會上幾番痛哭流涕，半天緩不過氣來，差點休克過去，最終沒有到北京為妹妹送葬。
  賀子珍逝世後，海內外想瞭解她和寫作傳記的人很多，賀家兄妹的唯一倖存者賀敏學成為必須訪談的人。賀敏學每和他們談一次，都會沉浸在失去妹妹的悲痛中。
  病中最掛心頭的事
  八旬高齡的賀敏學堅持工作，雖然經常咳嗽，痰中還偶帶血絲，可他毫不在意，吃點藥後又去參加各種會議，討論問題，為改革開放殫精竭慮，出謀劃策。
  1987年，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會議。賀敏學因身體不好，大家都勸他別去。他卻發了脾氣，說就是進八寶山我也要去，這個會一定要參加。會議中途，他因肺部疼痛、發高燒而被送進醫院。
  得知自己得了癌症，賀敏學並沒有什麼思想負擔。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這是逆轉不了的自然規律。他顯得樂觀、豁達，還情真意切地對妻子和孩子們說：我希望趁著腦子還不糊塗，為國家和福建的經濟騰飛多出些力，再做點事，希望你們不要阻攔我，否則讓我躺在床上不動，即使多活幾年又有什麼意思？
  福建省委、省政府對賀敏學的病情十分關心，組成專門醫療小組精心治療、護理。為了他休息和治療方便，省委還專門請他在溫泉賓館11號樓居住。省委書記陳光毅、省長王兆國多次前往看望，並指示醫護人員想方設法，全力醫治。原昆明軍區司令員張铚秀既是賀敏學的同鄉，又曾是其部下，一向敬佩他忠心對黨、全心為民、老實為本、一身正氣的品質，聽聞老首長身患重症，十分牽掛，當即派身邊醫生前往福建醫治。雖然醫生報過病危，但賀敏學卻奇跡般地從鬼門關抽身出來了。
  大病初愈感到來日無多的賀敏學，最掛心頭的事情之一，是關於自己所謂的歷史不清問題。8月間，他得知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丕顯回到了福建，馬上提出要見他。
  陳丕顯親切接見了這位三年遊擊戰爭時期的老戰友。賀敏學一見面就說：阿丕，有人講我有歷史問題，長期懷疑我的歷史，卻又不把組織結論和我見面，這個問題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
  賀敏學點及的人是福建省委前領導，陳丕顯見賀敏學帶病談「問題」，而且語氣很重，吃驚道：他們講你究竟哪一段有問題？
  賀敏學生氣地說：還不是說我在贛南時被捕過，龔楚沒有殺我！
  陳丕顯聽後，說：這個問題不是已經搞清楚了嘛！我當時是負責南雄這塊的，你出來後，找到了我，又找過項英，組織上對你進行了審核考察，清楚你的歷史，對你也是信任的，他們怎麼冒出這個事情來？！
  賀敏學的戰友、省政協主席伍洪祥知道賀敏學所受的各種委屈，對陳丕顯說：丕顯同志當初作個正式結論就好了，還差點讓它成了無頭案。
  陳丕顯表態後，賀敏學安心了，在這年的中秋節過了最後一個生日。福建省委給他送來了壽桃和蛋糕，許多老同志也紛紛前來慶賀。
  1988年春節，賀敏學堅持參加福建省委在梅峰賓館召開的團拜會，隨後又病倒了。3月6日，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第十七次會議，賀敏學因病重未能出席，只得專門交代家人要替他請假。擔任過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的他，在這次會上，作為特別邀請人士，當選為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接到通知後，他氣喘吁吁地說：謝謝組織和大家的信任，但我已不能工作了，還是把名額讓給別人吧。
  供毛澤覃和賀怡的兒子賀麓誠等讀書
  賀敏學生病後，女兒女婿不用說，妹妹賀怡的孩子們也一個個趕到福州探望舅父。在他們的心目中，媽媽死後，舅舅就是世界上最親的人。
  新中國成立初，賀敏學在上海，和賀子珍一起撫養妹妹賀怡的孩子。他對妹妹的孩子視同己出，既充滿慈愛，又十分嚴格，諄諄教育孩子們：第一，不要打父輩的牌子，在別人面前，不要講自己是什麼人的孩子，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吃苦耐勞；第二，我們賀家都是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缺的是專家教授，現在國家需要建設，需要知識份子，你們要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這些話，對孩子們確立畢生的志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賀怡的一個兒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後，要舅舅、姨媽帶他去見毛澤東。賀子珍開口便罵：傻孩子，你讀你的書，管什麼事呢！你一個小蘿蔔頭，不被江青害死才怪呢！賀敏學也對他和孩子們說：你姓賀，不姓毛。
  賀敏學、賀子珍千方百計要為妹妹和毛澤覃保留香火。把道理給賀怡的幾個孩子講透後，他們也就釋然了，後來在填寫的各種登記表上，他們都把這層關係隱去，儘量不讓人知道他們的身世。
  1956年，賀怡和毛澤覃的兒子賀麓誠大學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留蘇研究生，組織上連衣服、皮箱都給他買好了，派他到北京外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俄語，後因中蘇關係變化而未能出國讀書。他對此頗有情緒，賀敏學專門找他談了大半天話，做通了他的工作，他很樂意地接受了國家的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研究院）工作。正如舅舅賀敏學教誨的那樣，「父輩是父輩，你是你，不該去沾這個光」，他在北京從未以自己身份上的方便去找過毛澤東。走出了毛家人光環的他，一直默默地奮戰在國防科研戰線。
  大外甥賀麓誠的表現，讓賀敏學十分欣慰，旋又把賀怡的小兒子接到福州上高中。在此前，為了治好小外甥的肺病，賀敏學花了不少錢。可以說，妹妹賀怡的三個孩子能大學畢業，與他的培養分不開。
  1988年2月28日，從北京趕來的賀麓誠向舅舅談起自己上年的井岡山之旅——看到了姨媽賀子珍的塑像，看了舅舅在井岡山的革命史料展覽。賀敏學靜靜地聽著，當外甥談到袁文才、王佐時，躺在床上的他忽然舉起了雙拳，說：「袁文才很相信我，聽我的，所以我和袁文才在一起。王佐會武打，我從小學過武打，他打不過我。」
  談到賀家一門中有數十位親人為革命獻身，賀敏學情不自禁地流淚，他對外甥說：「你們好好地為國家作貢獻，加強學習，鑽研業務，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們工作有成績，為死去的親人爭氣，我就死而瞑目了！」
  孩子們看他雖發低燒，但精神還算飽滿，說話依然帶勁，尤其是剛才那個舉拳動作，不禁充滿了期待，盼望他能重新好起來。
  賀敏學的病情牽動了很多人。他們中有領導人、有戰友、有鄉親，更多的是生活在周圍的普通群眾。然而，昏迷比清醒多的賀敏學對此已懵然無知。
  在最後歲月裏，賀敏學依然關心著國計民生，經常詢問外邊的情況。移住福州鼓山療養院後，他不辭辛苦地接受了南京軍區《陳毅傳》創作組的採訪。逝世前一個月，又接受上海《建工報》記者採訪，談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的建設情況。上海《建工報》記者代表上海建築界，向這位「開創上海建築業的元老」贈送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字軸，表達上海建築界對他的深切思念和問候。
  4月26日，賀敏學在親人們的守候中，在省立醫院安詳地閉上了眼睛，終年84歲。
  與賀敏學一起戰鬥、工作或接觸過的戰友、同志以及賀家所在的街道群眾，對他的逝世無不感到悲痛。年近90的老太太陳英聽說賀敏學去世了，哭得捶胸頓足，隨後拄著手杖，趕到賀家，老淚縱橫地說：賀老這樣好的人，不應該走呀，要走，也應該是我先走呀！這位老太太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講，她是從賀敏學的所作所為看到共產黨幹部優良作風的。賀敏學去世的第二天，許多街坊鄰居紛紛來家致哀，一位工人拉著賀敏學女婿的手，泣不成聲地說：賀老曾給我買藥治病，這麼好的人如今走了，讓我們上哪再找啊！
  「無產階級革命家」蓋棺論定
  福建省委把賀敏學的悼詞電傳給中組部時，中央領導指示加上「無產階級革命家」這個稱謂，並追授正部級待遇。追悼會規格一下子提高了，原定的由省長致悼詞也改由省委書記致悼詞。
  1988年5月8日上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西湖賓館禮堂為賀敏學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禮堂門口，懸掛著「沉痛悼念賀敏學同志」的橫幅，引人哀思不絕。禮堂前廳的正面屏風上，寫著「無產階級革命家賀敏學同志永垂不朽」。兩邊牆上掛著眾多挽聯，其中開國上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的挽聯最是引人注目：
  上井岡赴疆場初顯英雄本色；
  逢浩劫處逆境更見烈士高風。
  葉飛對賀敏學一向是敬重的。他對賀敏學在「文革」中對自己和家人的保護深深感激。20世紀80年代初，葉飛的秘書黃傑回福建工作時，葉飛特別交代他：你回福州後，要經常去看賀老，他家裏有什麼困難，要設法幫助他解決。
  福建省政協原主席伍洪祥是賀敏學的老搭檔，對賀敏學相知甚深，因此挽聯也寫得情真意切：
  井岡擎紅旗，緊跟朱毛行；獻身為主義，不圖功祿名；
  革命六十載，堅貞貫一生；典範鼓來者，競赴新長征。
  新四軍戰友、安徽省政協原副主席、書畫大師賴少其的挽聯是：
  論英雄數公為上，
  為革命至死方休。
  一幅幅挽聯情深意切，寄託著無盡的哀思與懷念。
  8時30分，靈車徐徐而至，賀敏學的骨灰由親屬護送到會場。會場正中臺上，懸掛著賀敏學的遺像，下麵簇擁著一排青松和鮮花。骨灰盒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會場的四周擺滿了花圈。萬裏、李先念、鄧穎超、胡耀邦、薄一波、宋任窮、彭沖、葉飛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來了花圈和挽聯；生前友好也送了花圈。除中央及地方許多單位送的花圈外，街坊鄰居和群眾自發送來的花圈更是不計其數，會場內擺了三層都擺不下，一直排到禮堂大門口。
  9時20分，追悼會在哀樂聲中開始，會場一片肅穆。追悼會由省長王兆國主持，省委書記陳光毅致悼詞。
  送別的人群把禮堂擠得水泄不通。福建省文史館館長、著名劇作家陳虹哽咽地說：賀老啊，你現在有「家」可歸了！此語一出，立即引發一群戰友的感慨，大家都熱淚盈眶。雖然賀敏學在生前受過許多委屈，屢遭坎坷磨難，並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但在他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倦奮鬥60多年後，蓋棺論定，黨中央終於對他作出了客觀而公正的評價。以一副部級職務而享「無產階級革命家」哀榮者，大概絕無僅有，賀敏學以生前功績、品行贏得了身後名。陳虹回到家裏，含淚揮毫作就《哭賀公》一詩。
  許多老幹部也都對賀敏學的逝世感慨萬千，說賀老實實在在是個好人，忠心耿耿為人民，我們應向他學習。
  賀敏學作為「上井岡第一人」，新中國成立後行政級別只有8級，一輩子沒提，直到死後才被追授正部級待遇。這個正部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可以看作組織上對他過去所受不公待遇的一種補償。組織上還提高了賀敏學妻子、福建省物資廳副廳級離休幹部李立英的待遇。賀敏學逝世幾天後，省委秘書長向李立英傳達中央決定：享受賀敏學生前的待遇，「三大員」（司機、炊事員、保姆）不動。李立英卻說，這是組織上對賀老的關照，現在賀老不在了，自己不應再享受這樣的榮譽和待遇，因此，只同意保留炊事員。
  賀敏學的遺物很簡單，除了兩套卡其布外套及內衣褲，存款不足千元，真是個無產者。1989年4月26日，賀敏學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願，李立英和親屬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這位井岡山的兒子，為著心中的理想，離開故土南征北戰六十載，終於葉落歸根！
  開國上將宋任窮對賀敏學的逝世表現了深深的悲傷之情。新中國成立後，兩人分別在北京、福建，卻時有往來。宋任窮位高權重，但賀敏學從不為自己的職位、名利求助於老戰友，即使滿懷委屈也不吐露。20世紀80年代中期，時任中顧委副主任的宋任窮來閩視察，和賀敏學相談甚歡，在接見在閩工作的老幹部時，特地讓賀敏學坐在身邊。這番情誼讓人感慨不已。要知道，以往中央領導人來閩接見老同志，有關部門排座位時，賀敏學幾乎都不會出現在第一排。宋任窮這個舉動，讓人想到了很多很多。賀敏學逝世前兩年到北京開會，宋任窮專程到他的住地看望他，兩人又一次共同回憶起半個多世紀以前共同戰鬥的往事。不料，這竟是最後一次會面。在老戰友逝世後，宋任窮情動於懷地拿起了手中的筆，如此向世人述說：「敏學同志自井岡山參加革命以來的革命生涯中，60多年如一日，為黨的事業奮鬥了一生，始終懷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始終保持著共產黨員的優良品德，不愧為一位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的好黨員、好幹部。」
  原昆明軍區司令員、中顧委委員張铚秀也向世人追述了他所認識的賀敏學：「由於種種原因，敏學同志的一生歷經坎坷，屢遭磨難，但他從未向黨組織提出過非分的要求，在別人面前流露出患得患失的情緒，總是虛懷若谷，忠心對黨，全心為民，老實為本，一身正氣感人至深。……敏學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清白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如果說敏學同志在他生前沒有留下一篇個人的回憶文章，那麼他黨性第一，工作第一，從不向黨伸手的高尚品德，不正是留下了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嗎？」
  （鍾兆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