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中選會」昨日舉行新任主委交接典禮。新任「中選會」主委游盈隆談及未來六大挑戰包括「陸配參政權」議題，他認為除非台灣地區「憲法」與相關法律做出妥適周延的因應和修正，畢竟兩岸關係有其特殊性，現階段用「國籍法」處理陸配參政權問題，實屬牽強，且具有高度爭議性。但「內政部」於傍晚發表聲明，仍重申要依「國籍法」二十條規定，欲擔任台灣地區民選公職者，均應於就職前辦理放棄「中華民國」以外國籍，並於就職內一年內完成。「本部依法行政，從未改變立場」。
  游盈隆與「內政部」對陸配參選權的「不同調」，這不僅是一場關於法律適用的爭議，更深刻地揭示了台灣內部在兩岸關係定位、民主價值與政治現實之間的複雜拉扯。首先是意識形態的對立，「內政部」的做法，被廣泛批評為是民進黨當局推行「兩國論」的具體表現，透過將大陸配偶定位為「外國人」，並以此剝奪其政治權利，旨在強化兩岸的區隔與對立，服務於其「抗中保台」的政治論述。其次是政治現實的考量，游盈隆作為「中選會」主委，其職責是維護選舉的公正與中立。他點出法律適用的「牽強」與「模糊」，不僅是基於專業的法律判斷，也反映了選務機關在政治壓力下，試圖回歸法制面的努力。他的表態，客觀上對民進黨當局的意識形態操作構成了一種制衡。再次是民主價值的檢驗，陸配群體在台灣地區長期生活、納稅、參與社區發展，卻被剝奪基本的參政權，這無疑是對民主社會平等原則的挑戰。這場爭議也成為檢驗台灣社會是否真正包容多元、保障人權的試金石。
  總而言之，游盈隆與「內政部」的「不同調」，表面上是法律技術的爭議，實質上是台灣社會如何定義自身、如何面對兩岸關係的深層矛盾。這個問題若不從根本上透過法律修正或政治對話解決，未來勢必還會出現更多類似的爭議案例，持續消耗台灣的社會成本與民主能量。游盈隆的表態雖然無法直接改變現行法律，但對陸配群體而言，具有相當程度的正面意義。
  作為「中選會」主委，游盈隆最直接的影響力在於選舉的執行與候選人資格的審查。依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陸配取得身分證滿十年後即可取得參政權。這為「中選會」未來審查具有陸配背景的候選人資格，提供了明確的法源依據，避免了因法律適用模糊而產生的爭議。游盈隆強調面對即將到來的選舉，「中選會」需要很明確的依據來審查參選人的資格要件。這意味著在選務執行上，他傾向於回歸《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一「特別法」，而非「內政部」所主張屬於「普通法」的「國籍法」，按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法理原則，這在程序上為符合資格的陸配參選者提供了保障。
  游盈隆的發言在政治層面上，對民進黨當局的既有政策構成了有力挑戰，為陸配權益發聲。他直言用「國籍法」處理陸配參選權「實屬牽強」，這直接挑戰了「內政部」長期以來用以限制陸配參選的法律邏輯。這種來自於官方選務機關負責人的專業判斷，有力地削弱了歧視性政策的正當性。他點出目前在台陸配已超過十四萬人，隨著時間推進，「理論上一定會有越來越多陸配擁有參政資格」。這番話將陸配參政權從單一事件（如李貞秀案）提升到一個無法忽視的社會趨勢，迫使社會大眾與執政當局必須正面思考如何應對。他承認這是一個法律體系的「模糊空間」，並呼籲「政府」與「國會」共同努力，從根本著手進行「修憲」或修法。這將爭議的焦點從「如何刁難陸配」轉向「如何完善法制」，為陸配群體爭取長遠的權益保障開闢了論述空間。游盈隆的立場雖然無法立即廢除限制陸配參選的障礙，但他在選務執行上提供了更友善的解釋空間，並在政治論述上挑戰了既有政策的合理性，這對維護和促進陸配的參政權益是一股重要的正面力量。
  從法律和政治現實來看，這個由「法律衝突」造成的僵局是有解套可能的，但難度較高。目前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修法」與「釋憲」兩條路徑上，但都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阻力。路徑一是修改法律，這是最直接但也最困難的解套方式。由於衝突源於「國籍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適用矛盾，理論上可以透過修改其中一部或兩部法律來解決。而可能的修法方向，一是修改「國籍法」，增設「除外條款」，明確定義大陸地區人民不適用該法關於「外國國籍」的規範。這正是國民黨黨團所提出的「防小人條款」概念，旨在直接排除「國籍法」對陸配的適用。二是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進一步明確定義陸配在取得身分證並設籍滿一定年限後，其參選公職的權利完全不受「國籍法」限制，將「特別法」的地位徹底釐清。
  然而，由於民進黨當局將此議題與「國家安全」和「抗中保台」的意識形態高度綁定，執政黨極不可能支持任何被視為「放寬」對陸配限制的法律修正案。即使是藍白兩黨黨團挾議席多數通過修法，「行政院」可能也將會使用「不副署」的惡劣手法予以阻攔。
  路徑二是聲請「釋憲」，當法律條文本身存在矛盾或適用爭議時，聲請「憲法法庭」進行解釋是另一個關鍵的解套途徑。而可能的「釋憲」論點有三個，其一是「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主張《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作為處理兩岸事務的「特別法」，應優先於「國籍法」適用。行政機關（「內政部」）逕行適用「國籍法」是違法的。其二是違反「憲法」平等權：主張對陸配與外籍配偶在取得戶籍/「國籍」與參政權上的差別待遇（陸配需十六年、外籍配偶僅需四年），以及在參選公職時額外要求「放棄國籍證明」，構成了不合理的歧視，違反了「憲法」保障的平等權。其三是牴觸「憲法增修條文」，主張將大陸地區人民視為「外國人」的作法，直接牴觸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將兩岸關係定位為「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的架構，而非「國與國」的關係。
  「釋憲」需要由符合資格的機關（如「立委」一定人數、法院等）提出聲請。雖然這是一條可以繞開「國會」政治僵局的道路，但「大法官」的解釋也難以完全脫離當下的政治氛圍。不過，一旦「釋憲」結果認定現行作法「違憲」，將對行政機關產生強制性的拘束力，是打破僵局的有效手段。
  然而，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法律技術，而在於政治意志。只要民進黨當局繼續將「兩岸一中」的法律架構視為政治禁忌，並堅持以「兩國論」的思維處理兩岸事務，那麼無論是修法還是「釋憲」，都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障礙。因此，這個「模糊空間」在短期內恐怕仍將持續存在，並成為台灣政治與法律體系中一個持續引爆爭議的未爆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