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樺（化名）曾連續好幾天沒來上課。
  2026年6月再說起這起校園糾紛，壽寧職業技術學校調解工作室的負責人吳少輝最先想起的，仍是這個細節。
  事情發生在2025年9月，校內的一次意外碰撞引發了拉扯。學生葉樺在爭執中抓傷了同學胸口。雙方家長隨即趕到學校，葉樺方認為孩子受了欺負，另一方堅稱自家孩子被冤枉，雙方各執一詞。學校的政教處一時難以判斷，便把這起糾紛轉交到工作室。
  工作室二十多平方米，一張長木桌橫在中央，上面擺放著「當事人」「主持人」「調解員」等桌牌，門口的銀色牌匾上寫著「校園楓橋」調解工作室。
  2023年11月掛牌成立後，這裏成了學校專門調解校園糾紛的地方。
  設立工作室並非學校自發創新，而是壽寧縣的一次探索。2023年，壽寧縣將「楓橋經驗」引入校園治理，先在壽寧一中試點設立「校園楓橋」調解工作室，逐步推廣至縣內多所學校，包括壽寧職業技術學校。
  在壽寧，校園糾紛往往不算激烈。它們常常始於口角、誤會和輕微摩擦，也夾雜著家校溝通不暢。讓學校真正感到棘手的，是小事背後的反復解釋、情緒安撫和責任邊界的判斷。
  壽寧縣司法局黨組書記何沝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設立工作室的意義在於讓學校從複雜糾紛中抽身，把更多精力放到教育教學上，減輕老師的壓力。
  「緩衝帶」
  吳少輝已在壽寧職業技術學校工作二十餘年，兼做了十年人民陪審員，有著豐富的調解經驗，現在還是壽寧縣教育督導事務中心的責任督學。
  算上吳少輝，調解工作室共有6名調解員：既有法院副院長，也有擔任縣政協委員的學校副校長。還有3位家長代表，其中一人當過村支書，另一人在電廠工作，人脈廣。
  吳少輝他們沒有急著下結論，而是把葉樺等涉事學生分別叫進工作室，不限制時間，不限制細節，只讓他們把經過原原本本講出來，「把心裏的『苦水』都倒出來」。
  聽完兩邊的講述，吳少輝發現，事情本身並不複雜，難在誤解層層疊加。「不及時化解，小事就會越來越大。」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之後的兩三天裏，他又多次做家長工作，把他們和孩子請到工作室，從同學關係、成長經歷乃至未來發展等角度，引導雙方換位思考。溝通一輪輪推進，家長的情緒才逐漸緩和，兩個孩子最終握手言和。
  「調解完不等於結束，還要繼續跟進。」此後，吳少輝通過班主任持續瞭解兩人的心理狀態和相處情況，並請班級同學留意關係變化。直到雙方恢復正常交往，這起糾紛才算真正畫上句號。
  這樣的處理方式，與學校過去應對校園糾紛的慣常路徑不同。
  坐落在壽寧縣城西南角的職業技術學校，與縣裏另外三所高中相比，職校的生源更為多元。學生中不乏厭學、離異家庭子女、留守兒童等，校園矛盾因此呈現出更加複雜的樣態。
  過去，校內糾紛往往先由班主任、德育處出面處理，「解決不了的找副校長，再不行由我出面，實在不行調動各種力量。」壽寧職業技術學校校長範信斌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一旦校長介入，還需要召開班子會議共同商量，精力和時間被一點點耗費。
  吳少輝介紹，以往學生們的多數問題都由一線老師直接處理。他們教學任務重，處理問題多了也容易形成思維定式，大多直接處罰、批評，「面上是壓下去了，但矛盾沒有化解，只是隱形了」。
  「孩子心裏的疙瘩沒有解開。」他進一步解釋，有的學生覺得委屈，家長又不了解事情經過，只看到孩子挨了批評，誤會便繼續累積，進而演變成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對立。
  也因此，在吳少輝看來，調解工作室就像一道「緩衝帶」，可以把一些校園矛盾從日常教學秩序裏分離出來，更好地應對日益敏感的家校關係。
  「熱臉貼冷屁股」
  壽寧五中政教處主任李華從教25年。據他觀察，如今的糾紛不再只是學生間的口角、推搡，而是更多圍繞學生的手機依賴、心理問題，以及家校教育理念的衝突打轉。
  「變化最大的，是家長。」李華回憶，剛工作時，家長普遍支持老師管教孩子。如今，老師一句批評就可能招來質問：「你幹嗎要批評我的孩子？」
  在壽寧五中，家校教育理念的分歧還疊加著鄉鎮學校的現實處境。學校所在的平溪鎮，距縣城有兩小時車程。全校三百多名學生裏，雙親半年以上不回家的留守兒童占四成以上。
  面對分歧，李華只能一遍遍向家長解釋，解釋不通，也只能退一步處理，「不敢用原先的方式要求孩子」。可他有時又於心不忍，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老師的責任」。
  學生也在變化。多位學校管理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學生的自主意識增強了許多。李華記得，有一次老師批評一名學生時，對方當場反駁：「老師，你再批評我，我就告你，我們也學過未成年人保護法。」
  李華坦言，老師變得更被動，「大家都側重於對家長或者未成年人的保護」。現實中，不理解學校教育方式的家長接連出現，再加上新聞裏家校矛盾事件頻發，老師在日常管理時陷入了兩難，「管則出錯，不管失責」。有時，他和同事開玩笑，教育孩子是「熱臉貼冷屁股」。
  這種壓力並非鄉鎮學校獨有。
  壽寧六中位於縣城。校長葉永興也有類似的體會。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學校已有一套內部處理機制，但每學期仍有一兩起糾紛最終「鬧」到校長這裏，有時還得借助熟人從中協調。
  他提到，一名學生騎電動車沒戴頭盔，被交警批評後，班主任又在班上進行了提醒。家長覺得孩子受了委屈，專門打電話向他「討說法」。
  在他看來，如今家長更加關注孩子的在校感受，老師處理學生問題時，不僅要考慮教育效果，更要講究方式和措辭，必要時甚至會請其他老師在場，以免引發新的誤解。若處置不當，還可能引發新的糾紛，甚至被投訴到教育主管部門。
  壽寧縣教育督導事務中心督學葉允江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家長的投訴往往先由辦公室受理，瞭解緣由後再轉至對應科室。隨後分管領導聯繫學校，核實情況並作出答復，此間需在多個環節逐一流轉。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壽寧開始嘗試把司法調解的力量引入校園。
  司法局牽頭，教育局參與
  這項試點最早落在壽寧一中。它並非由某起激烈的校園糾紛直接觸發，而是源於學校搬遷後持續湧來的家長焦慮，以及由此不斷增加的家校溝通壓力。
  2023年2月，壽寧一中從縣城整體搬遷到15公里外的鼇陽鎮新校區。作為壽寧縣最好的高中，1370多名高一、高二學生隨之遷入。
  新校區啟用後，不少家長擔心孩子能否適應新環境：吃得怎麼樣、住得習不習慣、生活管理是否到位……問題在家長群裏一條接一條。
  金昌展既是壽寧縣司法局工作人員，也是壽寧一中家委會副主任。那段時間，他幾乎每天都在忙著回復家長資訊。
  與此同時，時任壽寧縣司法局副局長龔桂雲也在琢磨，能否將司法調解的力量，向更多日常矛盾延伸。
  金昌展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一次和龔桂雲的閒聊中，他想到，家委會本就承擔著家校溝通協調的角色，與司法調解有些相通。如果可以建立一個校園矛盾調解工作室，將家長、學校和調解力量連接起來。
  龔桂雲認可這個設想。
  長期以來，調解一直是司法局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常住人口約16.9萬的壽寧縣，全縣就有專職調解員153個、兼職調解員651個。
  隨後，龔桂雲將設想向司法局黨組書記何沝清彙報，獲得許可。2023年2月，司法局牽頭，教育局參與，共同籌備工作室落地。
  「當時我們的想法其實是不謀而合的。」金昌展說，家委會一直在做調解，司法局和教育局也希望把機制建起來，「結合校園搬遷這個機會，就自然推進了。」
  籌備過程中，司法局和教育局多次開會，重點討論工作室的運行機制：資訊如何收集、工作室成員怎麼構成。
  他們首先建立了一套資訊線索收集機制：除了班主任、班幹部、宿管員等校內資訊員外，還包括校園信箱、家長微信群與郵件、熱線電話，以及12348法律服務熱線、12345便民平臺等。
  糾紛處理實行分級調解，並規定解決時限。一般的學生間矛盾，由班主任在半天內調解；班主任無法解決或更複雜的家校矛盾，提交工作室介入，兩天內完成調解；涉及重大隱患的，則由政府多部門聯合處置。
  此外，司法局建立調解員專家庫，提供各鄉鎮司法所負責人、政法委工作人員的聯繫方式，學校可按矛盾類型，邀請合適的調解力量介入。
  龔桂雲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最初推進時，壽寧一中也擔心新增工作負擔。她解釋，老師的精力應主要放在教育教學上。「能調的學校自己調，調不了的由工作室幫忙調，（這樣）學校領導和老師都安心。」
  不要「一窩蜂」
  歷經一月的籌備，2023年3月，首個「校園楓橋」調解工作室在壽寧一中落地。機制隨即從一校試點，向全縣延展。
  不過，設立工作室並非易事。
  首先擺在眼前的是硬體問題。調解工作室需要固定場所，還要配備電腦、檔案櫃、會議桌椅等設施。壽寧六中校長葉永興坦言，學校一時拿不出專項經費；壽寧五中在2025年12月建成工作室，校長何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籌建費用花費了兩萬多元。
  比起硬體，更難的是找到合適的人。
  在壽寧，各校工作室規模不一，成員來源也不固定：既有法治副校長、分管安全和德育的教師等校內力量，也吸納家委會代表、退休法官、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以及轄區司法所、派出所負責人、人民調解員等專業調解力量，共同參與校園糾紛化解。
  為敲定調解員名單，吳少輝前後忙了一個多月。最難的是尋找家長代表——他看重的，是那種長期關心孩子成長、學校發展，又有一定社會地位和溝通能力的人。可即便條件都對上，對方也未必願意投入：「這屬於公益事業，他們也未必有這個閑情和時間。」
  卓而謙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壽寧職業技術學校能順利推進，很大程度得益於吳少輝的個人優勢：當地人脈積累深，也更懂得處理疑難糾紛。
  對一些希望進一步引入專業力量的學校而言，現實掣肘依舊明顯，更多時候只能依靠學校自身去協調資源。壽寧六中自2025年起著手籌建調解工作室，推進至今仍未落地。
  葉永興此前長期在鄉鎮學校工作，調任縣城時間不長，能聯絡到的社會調解資源有限。他希望司法局幫忙對接司法所、人民調解員等專業力量，「如果能聘請一名專業調解員，哪怕兼職，我們心裏都會更有數，也更省心」。
  人選確定之後，如何讓這支隊伍穩定留下來，成為新的難題。
  卓而謙說，各學校的調解室成員各有本職工作；能駐校的往往是學校的人，但校內各部門工作本就飽和。要再找一批願意長期投入，又沒有任何報酬的人，並不容易。
  吳少輝過去做人民陪審員，每參與一起案件還能領取補貼。如今做校園調解完全是公益，「如果沒有一點適當補貼，長期堅持確實很難」。他臨近退休，最擔心的是自己離開後，能否有人接續，工作室還能否維持運轉。
  卓而謙補充說，有些工作室負責人本身是家委會成員，孩子畢業後自然退出；司法所、派出所人員也會因為崗位調整不斷輪換。「怎麼挑人、怎麼培訓、怎麼保證隊伍不斷檔，這些都需要慢慢建立機制。」
  圍繞這些問題，壽寧縣司法局已經開始醞釀新的方案。
  卓而謙透露，他們曾專門開會討論為工作室成員購買意外保險，並探索建立適當的調解補貼機制，以吸引更多人長期參與，但相關措施尚未正式落地。
  2026年春節前，司法局又在縣城設立了「校園楓橋」聯絡點。卓而謙解釋，壽寧一中等學校地處鄉鎮，不少家長和工作室成員卻長期在縣城工作、生活，這樣設立可以減少雙方來回奔波，便於調解。
  距離壽寧設立首個調解工作室已歷時3年多。在當地受訪者看來，調解員如何接續，各校調解中發現的問題和總結的經驗如何共用，並最終沉澱為更穩定的機制，仍是他們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粟滿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