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沈奕斐，被一名小學生家長持續舉報兩個月。
  與沈奕斐連線視頻時，該家長稱自家孩子在學校遭到「霸淩」。沈奕斐則指出，孩子之間的零食分享和輕微推攘，屬於正常社交摩擦，「霸淩」一詞太過嚴重，應當由更嚴肅、專業的標準來界定。
  但家長認為沈奕斐分析不當，隨後以「侵犯隱私」「影響教學」等理由，向復旦大學校方多次投訴。沈奕斐自稱，這一系列程式，導致她不得不反復配合調查、撰寫說明材料，無法正常開展工作。
  5月底，復旦大學發佈了官方處理結果：沈奕斐教授在直播間對連麥案例的點評內容專業且客觀、不逾越任何合規邊界，其所做的連麥內容直播並沒有影響正常教學秩序，也不存在所謂的「侵害第三方隱私權」等問題。
  校方未給予沈奕斐任何形式的行政處分或專業處置。
  調查過程中，因堅信自己的言行與判斷，沈奕斐堅持不下架那條連線視頻。而在相關視頻評論區，無數自稱中小學教師的網友紛紛哭訴自己也遭遇無理舉報，有人留言說：「沈老師，您目前的負擔，是中小學班主任與學科老師正在經歷的，常常經歷的，且有過之無不及。復旦會支持您，但經歷過和正在經歷這些事的其他中小學老師們，大概率不會這樣幸運，被壓著彎曲膝蓋往往是最終結局。」
  過去十幾年來，我國基礎教育的側重點、準則逐漸發生改變，與之相伴的，是調整與適應階段的家校矛盾。
  沈奕斐在視頻裏毫不掩飾自己對於該小學生家長舉報理由及過程的錯愕。大型抱團取暖、互相傾訴的評論區，則讓小學教育工作者的困境，以及藏於縫隙裏的隱秘家校矛盾，被一個作為公共人物的高等教育從業者，看見了。
  被濫用的舉報
  因為老師沒能在深夜及時接到自己的電話，家長撥打了投訴熱線，將對方投訴到了教育局。
  這是北方某城市公立小學班主任夏星親身經歷的事。2026年5月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十點半，夏星班上一個女孩的父親在班級群裏發消息，聲稱自己的女兒在體育課上被老師強迫運動，導致回家後受了風寒。他「」了夏星，要求作為班主任的她「出來解釋一下」。
  2分鐘後，女孩父親給夏星打來了電話。夏星沒接到。十幾分鐘後，她給對方回去了電話，卻得知，由於自己沒能及時接電話，女孩父親已經打了12345熱線投訴她和體育老師。
  後來，女孩父親對夏星承認，舉報有一時衝動的成分。「上火了，」他自稱。而通過多方走訪和詢問，夏星也向學校領導瞭解到，當天的體育課上，老師並未強迫學生運動。
  零門檻的舉報，只需要一個電話。但衝動之下的投訴，依然導致夏星和學校領導不得不花時間作出解釋和回復。夏星工作所在的學校還有明文規定，如果12345投訴核實屬實，對老師的年度評獎和考核會存在一定影響。
  2026年春季學期剛開學，四川一所公立小學的科學老師秦菲收到了任教兩年以來的第一封舉報信，舉報理由包括過度體罰學生、言語侮辱學生等。
  秦菲負責五年級7個班的科學課，科學屬於「副科」，不被家長和學生重視，其中一個班有幾個調皮搗蛋的男同學，常常肆無忌憚地破壞課堂紀律，跑來跑去、大喊大叫，甚至挑釁老師，秦菲提醒後仍不改正。一次課上，有學生忽然跑到教室後面，拿著拖布與同學打鬧。兩三個學生幾乎全程在教室放紙飛機。
  中午放學，秦菲將幾個學生留了20分鐘，讓他們寫下自己的錯誤言行及今後該怎麼做。但就是這20分鐘的留堂，為秦菲帶來了麻煩——舉報信上，出現了對她「過度體罰學生」的指控。
  2021年開始執行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明確，「學校、教師應當重視家校協作，積極與家長溝通，使家長理解、支持和配合實施教育懲戒」，但懲戒範圍，僅限於點名批評、課後教導、一節課內的教室內站立等。秦菲的課本身不會超過一堂課，她要求頑皮搗蛋的孩子罰站，也最多不超過課間時長。
  秦菲察覺到，對待年輕的女教師，尤其是副科老師，家長本能持有懷疑乃至不信任態度。一方面，家長不允許副科老師對學生釋放威嚴。但另一方面，對待部分囂張跋扈，不懂尊敬師長的孩子，的確只有足夠嚴厲才能應對。在秦菲班裏，這種嚴厲的「特權」，被家長集體交給了班主任一人。
  舉報信上還稱，秦菲對學生進行了言語辱罵。秦菲仔細回憶了一下，自己最近一次當著全班同學說過的話，是鼓勵優秀學生努力學習，「進入更好的環境去」。但在學生對家長的轉述裏，變成了「我罵學生是窮屌絲」「有娘生沒娘養」。秦菲不知道，這些「我根本不可能說出口的話」，學生是從哪里學來的。
  如今的小學生，普遍出生於2015年以後，成長於短視頻和自媒體井噴的網路時代。相較於上一代人，他們普遍表現得更早熟，但也更加容易失控。與此同時，學生家長更容易全盤相信自家孩子的說辭，對待老師則持下意識懷疑和否定態度。
  收到舉報信後的一個小時內，校長找秦菲一共談了三次話。隨後，校長按照秦菲的回應及解釋，替她一一寫下了對舉報信的說明，其中包括具體哪一天的哪一堂課，是否對學生作出體罰，等等。這個過程並不十分順利，「老師站在講臺上，每天要講這麼多話，我真的記不清每一句說了什麼。」
  學校對老師大體持維護態度，但這讓秦菲感到更加愧疚，「好像我給領導們帶來了很多麻煩」，她覺得自己仿佛「被澆了一盆冷水」，好好教學的熱情也被澆滅了一半。
  被舉報之後，秦菲決定不在課堂上花時間維持紀律了，也不會對搗蛋的學生過度關注。學生們依舊不把她放在眼裏，依舊吵鬧，課堂依舊烏煙瘴氣。
  變動的邊界
  家長正在變得敏感而多疑，學生則正在變得早熟且脆弱。任教五年來，王琳漸漸感受到這一點。
  一次，王琳批評班上一個女孩完成作業不認真。放學後，女孩家長給王琳打來電話，責怪她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並稱，由於王琳的批評，女孩在家哭泣不已，還出現了發燒、食欲不振等症狀。後續整整一周，王琳不斷收到那位家長的資訊騷擾。後者對王琳放下狠話：如果我女兒今後出了什麼心理問題，都是因為你。
  「現在的一部分孩子非常善於利用規則把自己變成受害者。」王琳觀察到。她班上有兩個男孩經常互相打鬧，一次，孩子身上出現了瘀青和刮傷。其中一個孩子的家長找到她，堅稱自己的兒子被霸淩了，提出讓對方轉學的訴求。但對方也覺得自家孩子被霸淩了，雙方僵持不下。
  但在王琳看來，對這個年齡的男孩來說，兩人之間真的就是「小打小鬧」。
  脆弱的另一面，就是孩子的早熟，尤其體現在對抽象話語的熟練運用。王琳常在一些孩子口中聽見諸如「人權」「主體性」等詞語，最常見於當她對某個孩子作出了批評之後，有的孩子就會拿「權益侵犯」等概念來反詰王琳。王琳甚至聽見過班裏的男孩子聚在一起討論「未成年犯罪」的刑法問題。
  「95後」王琳在2000年代初念小學，她記得，自己小時候在學校被老師體罰，回家根本不敢告訴家長，學生大都認為家長是「站在老師那一邊」的，只會責怪自己不聽老師的話。
  王琳與同齡人的父母，大多出生於20世紀60-70年代，這一代人深受「知識改變命運」的價值觀影響，對學校與老師抱著「教書育人」的樸素期待和信任。受父母影響，他們的孩子也往往將老師的話視為權威。
  而當「80後」至「90後」一代人做了父母，卻可能選擇無條件相信自己的孩子。
  「孩子是家長的一面鏡子，孩子對老師是怎樣的態度，其實反映了家長是如何教育孩子的。」
  王琳班上有個男孩，常常會主動對老師說「辛苦了」，她猜想這也許是家長教的。男孩的媽媽有時會做一些手工，托孩子轉交給老師。這些讓王琳感到心裏一暖的瞬間，是支撐她繼續從事這份職業的最重要動力。
  夏星做教師十幾年了，她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是一所鄉村小學。她還記得，那裏的孩子和家長對老師幾乎無條件信任，家長會對夏星說：「如果孩子有什麼問題，老師你該打打該罰罰。」後來，夏星到一所城中村小學任教，家長的需求開始增加，也變得更細緻，比如排座位、課桌的高矮、班費的用途等等。
  有了微信群後，家校之間的接觸變得更加直接和無孔不入。夏星遇到過深夜喝醉的家長，在班級群裏用「非常骯髒的辭彙」罵老師，夏星忍無可忍將對方暫時移出群聊，卻反手被對方撥打了12345舉報。
  後來，夏星到城區公立小學教書，起初的幾年裏，老師尚且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學生上課不專心，老師可以專門花一節課來揪坐姿。沒完成作業的學生會被罰抄寫，計算題錯一道罰做十道這類事情稀鬆平常。沒按要求背完古詩詞，可能會被老師在中午最後一堂課後留下來，佔用一部分午飯時間。學校甚至會給老師們配備戒尺，用以管理和訓誡。
  對於這些方式，曾經的家長們也大多無異議。而如今，夏星「想都不敢想」。
  她感受到，變化約是2020年前後開始發生的。夏星如今帶的學生，大都經歷了幾年網課時光，也許部分出於這個原因，家長開始輕視教師乃至學習的重要性。夏星班上有位學生家長就直白地告訴她，他不指望孩子上大學，「能讀到哪就算哪」。理由是，那名家長有個親戚的孩子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卻仍然找不到工作。
  微光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兒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邊玉芳告訴南風窗，家校矛盾的增加，與教師權威性被消解的客觀環境相關。如今，「伴隨著家長自身的學歷提高、媒體的發達、AI的出現，文化知識的獲取變得便利，老師的權威性逐漸被消解。」
  「現在很多家庭把問題絕對化了」，邊玉芳提醒，不少家長希望孩子在學校裏一點問題都遇不到，但這未必對孩子有利，「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裏，同學之間的一些衝突、摩擦、老師的批評，只要不是主觀惡意和實力強的一方對另一方的持續欺負，大多數孩子是可以自己處理好的，並且在這一過程中學會處理人際衝突與人際交往能力。但如果我們的孩子被過度溺愛和保護，恰恰可能會導致很嚴重的問題。」
  邊玉芳強調，「兒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一定是在老師和家長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而這些完成的基礎，就是良好的家師關係。」家長與老師之間的協同，依靠彼此更深入的瞭解和理解。
  因此，邊玉芳認為，學校應當通過更多家校活動和家庭教育指導活動的開展提升家長的家庭教育水準，讓家長進入校園，瞭解老師的工作，與老師成為孩子成長的教育合夥人。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確立教師的專業性和權威性。有些問題，家長是可以有發言權的，比如校服、食堂等生活問題，但像老師和課程安排、作業等問題，就應當有一定邊界感來保障教師的專業性。」
  多年來，邊玉芳持續呼籲建立一種家校矛盾的應對機制，比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調解機構。如今，部分省份和學校已經設立了「家校衝突人民調解委員會」，一般由政府牽頭，各級教育部門，教育領域專家、法律專家、心理專家以及街道社區幹部組成，「主要職責是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構建和諧的家校關係。」
  學生、家長與老師三方，唯有建立在真正的看見、理解與信任之上，真正的教育才會發生。
  如今，協同機制的失調，部分家長的情緒性舉報、教師專業權威性的缺乏確認，都讓家校關係變得緊張。社交媒體上，不少中小學教師紛紛抱怨在教學工作之外的瑣事，緊張的師生關係、家師關係，和為了自保和自證不得不愈加謹慎的教學態度，讓老師們疲憊不堪。
  對教師的監督，終究不能澆滅志於教育的年輕人真正的熱情。
  如夏星這樣對教育事業始終飽含熱情的教育者，留在這一行的根本動力，仍然在那些與孩子們真切交流的瞬間，在發生在教室裏的，如澆花結果般清晰可見的希望和微光裏。
  今年春天，夏星在教室講臺上種了一盆鈴蘭花，後來，花朵枯萎，夏星換了一朵塑膠花插進泥土裏。春天來臨後，孩子們悄悄把她的假花摘掉了，替換成了校園別處摘來的，每天不重樣的鮮花。
  （肖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