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社團法律制度》諮詢文本對現行社團管理制度的一項重大調整建議，是社團監管體制權力結構轉型，核心特徵表現為社團終止處置權從「法院司法解散」單軌模式，逐步轉向「身份證明局行政消滅」主導的行政管控模式，呈現鮮明的「司法退場、行政進場」法治變遷態勢，契合「行政主導」的政制設計，並把「身份證明局可基於國安/公共秩序拒設＋國安委審查＋危害國安者行政消滅不得上訴」寫進處理流程，等於在「規範性認可」傳統上加疊了一道政治安全濾網。這不是文字遊戲，是澳門結社法律百年葡式底盤上的一次受力重分配。
  結社自由是澳門特區居民的基本權利，受《澳門基本法》明確保障，同時該權利的行使亦需恪守法律邊界、服從社會公共秩序與國家安全利益。社團作為參與社會治理、表達民意的重要載體，其設立、運作與終止的監管機制，直接關乎基本權利保障與公權力運作的邊界平衡，是澳門行政法治與社會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
  澳門回歸初期，規範社團活動的核心法律為第2/99/M號法律《結社權規範》（還有《民法典》）。該法律繼承並優化了澳門舊有的葡式結社管制規範，其第四條明確規定，社團可自由開展宗旨範圍內活動，公共行政當局不得隨意干涉、中止或解散社團，僅有法定情形下，經司法機關裁判方可終止社團存續，從立法層面徹底排除了行政機關的主動解散權。
  依據《結社權規範》規定，普通管轄法院擁有社團解散的唯一司法管轄權，可依法裁定社團解散的法定情形涵蓋多類場景：全體會員身故或失蹤、社團被宣告無償還能力、設立宗旨已實現或客觀上無法實現、社團真實宗旨違法或與章程公示宗旨嚴重不符等。除此之外，社團自行依章程決議解散、臨時社團期限屆滿等自願解散情形，亦需經司法機關確認效力，方可產生法律終止效果。
  尤其是政治社團，《結社權規範》第一章明訂有「政治社團的特定制度」，但澳門從未像香港《社團條例》那樣賦予警察局長拒批權；政治主張結社與同鄉會、文化會共用同一套「法院終局」邏輯。這套設計的靈魂，是把「結社自由 vs 公共秩序」的拉鋸交給中立第三方（法院），行政權只做登記與服務，不做法官。
  在此模式下，身份證明局的行政職能極為有限，僅承擔社團設立登記、資訊備案、司法裁定後的登記註銷、資訊公示等事務性工作，無權主動審查社團運作合法性，更無權作出社團消滅、終止資格的行政決定。
  隨著澳門社會治理需求迭代與國家安全法治體系完善，原有單一司法主導的處置模式難以適應複雜的社團監管場景，其處置模式逐漸暴露局限性，難以适配現代社會治理與風險防控的現實需求。一方面，司法程序具有嚴格的程序性、被動性與滯後性，審理週期長、舉證標準高，針對部分存在違法運作、危害公共利益、威脅國家安全的社團尤其是政治社團，司法被動審查模式無法及時制止違法行為、防範治理風險，存在監管滯後的制度短板。
  另一方面，政治社團不同於普通民生、公益社團，其運作與公共事務、政治參與、社會秩序高度關聯，具有鮮明的公共屬性與風險屬性。單純依賴司法事後糾紛化解的模式，只能在違法事實發生後被動作出解散裁定，無法實現事前預防、事中管控的全鏈條監管。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治理場景，構建主動、高效、靈活的行政監管機制，成為澳門社團法治改革的必然趨勢。
  與此同時，澳門國家安全法治體系的不斷完善，推動社團監管從「權利保障優先」向「權利保障與風險防控並重」轉型。為落實國家安全責任、規範社團運作、防範非法社團活動危害社會穩定與公共利益，澳門啟動《社團法律制度》立法諮詢工作，核心突破便是重構社團終止處置的權力體系，賦予行政機關獨立的社團資格消滅權。
  因此，《社團法律制度》諮詢文本建議通過修法重構社團監管權力體系，將社團的資格消滅、存續終止等核心處置權賦予身份證明局這一行政機關，實現社團處理權的權力位移。這種從「法院司法解散」到「身份證明局行政消滅」的制度轉型，不僅是簡單的執法主體變更，更是澳門公權力分工、法治理念與社會治理模式的深度調整，標誌著澳門社團監管從被動司法糾紛化解，轉向主動行政風險管控。
  通過後續立法，澳門特區將正式終結司法機關獨壟社團解散權的格局，明確身份證明局作為社團登記與監管的核心行政機關，依法享有對違法社團尤其是政治社團的行政消滅權，實現社團終止處置權的核心位移。此次制度變革並非簡單的權力移交，而是構建了「行政主動審查處置、司法事後救濟監督」的全新雙層體制。
  新制度框架下，身份證明局無需依賴法院司法裁定，可主動開展合法性審查，針對存在法定違法情形的社團尤其是政治社團，直接作出行政決定，宣告社團資格消滅、終止社團存續。其管轄範圍重點覆蓋社團的違法運作場景，包括社團真實宗旨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從事危害公共秩序與國家安全活動、長期停運喪失存續價值、違反法定運作義務且拒不整改等情形。
  相較於司法解散模式的被動性、嚴謹性與滯後性，身份證明局的行政消滅權具有鮮明的主動性、高效性與針對性。行政機關可依職權主動排查社團運作狀況，及時識別違法風險，通過行政決定快速終止違法社團存續，及時遏制違法活動、化解社會治理風險，彌補了司法程序的監管短板。同時，法律明確行政消滅的法定條件、程序規範與裁量邊界，確保行政權行使的合法性與規範性。
  行政機關取得社團消滅主導權後，並不意味著司法權完全退出社團監管領域，而是實現了司法角色的重塑與職能轉型，呈現「有限退場、終端監督」的特徵。司法權保留了事後司法救濟與合法性審查的終極職能，形成對行政權的制約監督。若社團對身份證明局作出的行政消滅決定不服，可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由司法機關對行政決定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程序合法性進行全面審查。若行政決定存在違法、不當情形，司法機關可依法撤銷行政消滅決定，恢復社團合法資格。
  在新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機關承擔起社團動態監管、風險防控、違法處置的核心職責，彌補了傳統司法模式的治理短板；司法機關回歸權利救濟與權力制約的本職定位，守住法治底線與權利保障邊界。二者分工協作、相互制約，構建起規範有序、動態平衡的社團治理格局
  澳門社團處理權從「法院解散」到「身份證明局消滅」的演變，是特區法治建設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縮影，其核心邏輯是公權力分工的優化重組與法治價值的動態調整。「司法退場」是治理模式的優化而非法治弱化，「行政進場」是公共治理的升級而非權力擴張，而是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它旨在清理無效主體，釋放行政資源，讓真正服務社會、合法合規的社團獲得更好的發展環境。
  當然，澳門還需持續細化行政消滅的裁量標準與程序規範，強化司法監督的實效性，不斷優化結社自由保障與公共秩序維護的平衡機制，持續完善具有澳門特色的社團法治治理體系，為特區社會穩定、法治進步與長治久安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