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道謎題縈繞在很多人心頭。2016年12月1日，《求是》雜誌發表了一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於10月31日上午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其中講道：「（十八屆）六中全會上，有一名中央委員和一名中央紀委委員就『請假』了，因為他們所領導的部門出現了系統性腐敗，中共中央決定對他們問責。」此言一出，媒體紛紛推測這兩個人是誰。民政部原部長李立國成為重點「懷疑」對象，因為他在王岐山講話的當天下午就被免去民政部黨組書記一職，11月又被免去民政部部長一職。

2017年1月9日下午，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上，中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羅東川表示，根據巡視和群眾舉報，民政部原部長李立國、原副部長竇玉沛在管黨治黨方面失職失責，要追究責任，中紀委正在對二人進行審查。8天后，那位「請假」的中紀委委員也浮出水面——中紀委官網刊發文章，提到「派駐民政部紀檢組原負責人缺乏擔當精神，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受到責任追究」。這位「原負責人」，說的是曲淑輝，她在2008年至2016年擔任中紀委駐民政部紀檢組組長。三員「大將」落馬，使「民政部窩案」一詞不脛而走。

「他從沒真正把自己當玉田人」

履歷顯示，李立國是河北玉田縣人。他出生的羅蔔窩村與天津交界，距離玉田縣城大約一小時車程，農田遍佈，白楊廣種，在當地人眼裏屬於偏遠貧窮地區。從大路下來後，在村西頭有一條長約兩公里的泥土路，彎折崎嶇，坑窪無數，下雨後泥濘難行，計程車也不接這裏的活，因為跑一次可能還賺不回維護費。隔壁村前幾年引進新西蘭技術辦的養牛廠，是附近唯一像樣的工廠，連綿的白色廠房倒顯得與這裏格格不入。

羅蔔窩村的「寶坤超市」是村裏人常來常往的聚會聊天之地。《環球人物》記者在這裏見到了李立國的堂弟李德運（化名）和李德運的親家、超市主人楊寶坤。

在羅卜窩村，李家是大族，李立國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個姐姐和兩個弟弟。李立國無疑是這個村莊走出的「一號人物」，可《環球人物》記者在玉田走訪期間發現，不論老少、官民，都對李立國這個人很是陌生，在當地村委會的記錄中，也查找不到李立國的任何資訊。

李德運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李立國的父親李俊山是位老革命。抗日戰爭期間，他告別妻子，離開老家，投身革命事業，一路隨部隊打到東北。瀋陽解放後，他便在瀋陽紮了根。「聽老人講，李俊山跟家裏人鬧了矛盾，一氣之下就走了。」楊寶坤說，「據說是他覺得家裏人對他不好，疏遠了他，心裏不平衡，所以他去了瀋陽後從來不跟老家的任何人聯繫，賭氣呢。」

「村子裏見過李立國的人很少。我出生的時候他就不在家裏了。打他8歲那年跟著母親到瀋陽投奔他父親後，就再也沒回來過。」李德運說，李立國的兩個弟弟是在瀋陽出生的。

李立國離開羅蔔窩村後，徹底「失聯」。「沒有任何書信來往，也沒有其他聯繫方式。」李德運說，「只從村裏老人口中知道，他們家在瀋陽過得不錯。那時候，瀋陽是重工業基地，瀋陽老百姓的日子好過。」

前些年，李德運的妹妹因為腸胃不好，生了場大病，在老家沒條件醫治，走投無路之下，想到了瀋陽的堂哥李立國。「我就帶著妹子去了，但是他不接待。」李德運回憶說。那次跟他一起去的還有李家的其他親戚。眾人吃了閉門羹後心灰意冷，對李立國也就沒了念想。

李俊山也只在1991年老父親下葬時回過一次老家。當時，李立國沒有來。對於李立國在瀋陽做什麼工作，李德運一無所知。他第一次見到李立國的樣子還是在電視上。十幾年前，李立國以民政部副部長身份出現在《新聞聯播》裏，李德運看到後說：「那是我們村的立國嗎？」後經確認才知道堂兄已經到北京任職。

「沒想著沾他的光。你看看這村裏，窮成什麼樣子？他那麼大個官也沒回來搞點建設，指望不上。現在人都被查了，更指望不上。他跟這裏沒半點關係。」提到李立國，楊寶坤神情冷淡。

「說話少，做事多」

現在位於瀋陽東北大馬路的「東方銀座」地區，上世紀曾坐落著一座監獄，由瀋陽市公安局七處管理。李俊山在瀋陽安定下來後，就從部隊轉業到這裏，當了一名幹部。當時，監獄對面的瀋陽建築機械廠，高級工程師每個月工資40塊錢，已經很不錯了，而李俊山的工資還要高出不少。「那地方人人都想去，按說我們也是國家管理的大廠，條件已經非常好了，但也比不上那兒。」瀋陽建築機械廠原高級工程師曲紅順回憶道。

為了方便職工的工作和生活，公安局七處開辦了一所子弟小學，李立國便在此就讀。七處的家屬樓裏，還有記得李立國的老職工，提到他，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小孩兒讀書用功，話不多，上學都是跑著去的。」沉穩、謹慎、有幹勁，是《環球人物》記者在瀋陽走訪過程中很多人對李立國的共同印象。

小學畢業後，李立國就近在瀋陽市第十四中學讀書。幾年下來，他的家庭背景在班裏一直是個謎。「沒見過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兒。他很有能力，成績優異，做事本分，不張揚，只說該說的話，不多說一個字。但從沒聽他提到過自己的身世。」同班同學李廣順告訴記者。

1970年，瀋陽建築機械廠還是全國著名的鋼結構廠之一，能進去工作的人都是「尖子生」。那一年，廠裏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十四中招人，一共招了兩批。「第一批是最優秀的，是我們自己挑人。第二批是正常分配。」機械廠一名中層幹部黎高輝（化名）說道，「李立國是第一批，分到了鍋爐房。」朱克勝是與李立國在鍋爐房共過事的前輩，兩個人每天在一起推煤車、燒鍋爐，他回憶：「李立國不愛說話，只努力幹活。我們早上7點上班，他5點就到，晚上6點下班，他8點才走，是鍋爐房第一個出現和最後一個消失的人。他也很有禮貌，見到人都會笑著打招呼。但不會跟你走得很近，也不會讓人覺得他冷漠，而是與人保持合適的距離。」當時廠裏的年輕人結婚，都非常熱鬧，吹嗩呐、放鞭炮、唱紅歌，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鬧婚。李立國例外，他結婚沒人知道。

不過，性格內斂、寡言少語的李立國，後來卻做了一件讓全廠人出乎意料的事情：搶軍帽。「當時的孩子都崇拜軍人，非常喜歡軍裝，覺得了不起，有威嚴，很多人買來穿。李立國有一天就在街上冷不防地搶了別人的軍帽跑了。」這件事讓朱克勝覺得，他骨子裏並不是平時那個看上去甘於沉默的人，而是一個有想法、渴望榮譽的人。

黎高輝也有同樣的感覺。「李立國喜歡寫東西，而且寫得很好。普通工人哪里會舞文弄墨？廠領導很賞識他，就把他調到宣傳部門，參與撰寫文書，出黑板報、大字報等。他的政治熱情那會兒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們廠歸瀋陽市建材工業局管理。1974年，局裏到廠裏抽調人手，李立國就被選去了，在局裏的團委當幹事。」從此，李立國開始了自己的仕途。時任建材工業局團委書記的劉海文向《環球人物》記者評價李立國時，只有一句話：「說話少，做事多。」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少單位可以推薦優秀員工到高等院校深造。「像我們這樣的工廠，出去深造的人往往是到專業技術類院校，學成再回來工作，走上工程師之路。但李立國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後來去的是黨校，搞政治去了。」朱克勝說。

「他的手伸得很長」

走上仕途後，李立國長年在建材領域任職。曲紅順是瀋陽建築機械廠裏為數不多的後來又見過李立國的同事之一，按照他的話說，「是廠裏最後一個見到李立國的人」。

1993年，李立國離開工作了23年的東北，來到西藏自治區擔任自治區黨委秘書長。據曲紅順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西藏沒有天然氣能源，牛糞依然是很重要的燃料，人們需要四處搜集牛糞，很不方便。1995年，瀋陽建築機械廠在拉薩附近參與修建液化氣站，改善那裏的能源結構，曲紅順被委任為負責人。

「出發之前，廠長怕我們人生地不熟，就跟我說李立國現在西藏當秘書長，萬一有問題，可以找他。」曲紅順說，「其實，這工程跟他一點瓜葛都沒有，但他知道後特別熱心，囑咐我們工程一定要認真仔細，不要給瀋陽人丟臉，要給西藏人民留個好印象，增進民族友誼。」工程開工後，李立國隔三差五便帶些煙酒和日用品去工地看望工作人員。「他給我們遞煙點煙，聊些工地的事情，問我們有沒有什麼困難。」

簡樸是曲紅順對李立國的另一個印象。工程完成後，拉薩市區第一次用上了液化氣，曲紅順去了趟李立國的辦公室，是慶祝也是告別。「原本以為當了大官，條件應該很好，結果發現他辦公室特別小，就十來平方米。屋裏東西也少，只一張老辦公桌和兩個凳子。」曲紅順感慨，「跟李立國接觸過的人都想不到他今天會被查。」

但瀋陽官場一位知情人士的看法則截然相反，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李立國在民政部任職期間，時常越權辦事。「他的手伸得很長，瀋陽部分區縣的幹部，比如某局局長人選，他都會干預。所以他出事，瀋陽的幹部一點都不感到意外。另外，他這個人在官場還有些『口碑』，主要是重感情。老同事、老部下找他幫忙，提拔個處級幹部什麼的，他都會打招呼，還不時組織聚會。」

「民政部的問題，『一把手』難辭其咎」

目前，李立國落馬的原因尚未明確。資深媒體人周筱贇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民政部內部人士告訴我，李立國和『民政部窩案』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福利彩票，據說涉案上百億；二是涉嫌將優撫退伍軍人的資金挪用，在北京開發商業房地產；三是在慈善與公益領域存在巨大貪腐。」

從2011年起，周筱贇持續關注和揭露公益領域的一些問題，如中國紅十字會社監委事件、李亞鵬嫣然天使基金事件等。「中國公益事業之所以出現很多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監管機構，即民政部涉嫌失職乃至瀆職造成的。作為民政部曾經的『一把手』，李立國難辭其咎。」

2013年3月，周筱贇向民政部實名舉報民政部下屬的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以下簡稱兒慈會）的財務報表中，48億元善款神秘消失。「2014年5月16日，民政部工作人員向我電話通報調查結論：小數點點錯了。我要求不僅公開調查結論，還要公開完整的調查報告全文。民政部工作人員稱沒有法律規定要向舉報人公開調查報告。」周筱贇說。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付諸實施。當天，周筱贇再次申請公開民政部對兒慈會的調查報告全文、調查組人員名單、會議紀要等。「結果，民政部2016年10月19日的答復顯示，上述材料竟然都不存在！」周筱贇說，「我於2016年11月1日將民政部告上法庭。11月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經表決免去李立國的民政部部長職務。我的起訴狀在12月被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退回，理由是被告有誤。起訴狀上，我寫的被告是民政部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立國。隨後，我重新修改被告後再次將起訴材料快遞給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目前正期待該事的進一步發展。」周筱贇說。

周筱贇還發現，兒慈會作為民政部直屬的公益組織，其高管名單幾乎全是民政部高層領導。而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相關檔，領導幹部不得兼任社會團體領導職務。2016年2月至4月，中央第九巡視組對民政部黨組開展了專項巡視，並于當年6月6日向民政部黨組回饋專項巡視情況，給出的意見中就有這樣一句：「公共權力部門化利益化，利用主管社會組織的權力為幹部謀職謀利，福利彩票發行管理也存在問題。」

對於彩票問題，李立國自己也很清楚。2015年12月2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聯組會議，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向李立國和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提出了一連串關於彩票的問題：「審計抽查發現虛報、套取、擠佔、挪用等問題金額達到169.32億元，占抽查資金的26%。彩票管理為什麼存在這些突出問題？你們是怎麼進行整改的？違紀違規違法資金都收回來了嗎？對有關責任人員都嚴肅問責、追責了嗎？如何舉一反三，完善有關法律制度？」李立國回答說，制度建設滯後、管理運行方式調整不及時、法治觀念淡薄、行政監管不夠到位，是問題屢現的主要原因。他還表示，要建立健全福利彩票發行費管理制度和公益金使用管理制度。

「有失大局意識」

中央第九巡視組在向民政部回饋巡視情況的過程中，講到民政部存在的問題時，首先提到的是：「黨的領導弱化，貫徹中央社會政策要托底、打贏脫貧攻堅戰等重大決策部署不到位，有些惠民政策在一些地方落實不及時不得力。」民政部社會福利與社會進步研究所社會保障研究室原主任唐鈞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時，首先講到的也是這個問題。

「從2010年到現在，城市低保對象數量下降得特別快。2009年最高峰時約為2300萬人，現在只有大約1700萬人。這麼做是有問題的，因為理論上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全用經濟手段讓所有人脫貧，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這一點。為了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習總書記提出了『精准扶貧』，並為此提出了『四個一批』，除了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移民搬遷安置一批之外，還有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過醫療救助扶持一批。前兩個『一批』由國務院扶貧辦負責，後兩個由民政部負責。像現在這樣盲目地把低保物件數量減掉，就與習總書記講話精神不一致，是不『精准』的。」唐鈞說。

唐鈞認為，有些地方的低保對象大批量減少，並不是他們真的小康了、富裕了，而是在政策落實上存在不作為、亂作為。「比如，低保對象當中，有一部分是下崗工人，他們的父母原來可能是國有企業員工，分得一套小面積的福利房，這一代人現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房子就留給了兒女。如今，兒女也都五六十歲了，他們可能會有兩套房。他們的孩子也長大了，但買不起房，只能住在父母的老房子裏。有些地方因為這些下崗工人有兩套房，就取消了他們的低保，但他們的生活還是很艱難的。國際上有一個慣例：不能變現的財產不能拿來作為限制條件。有些地方的做法在理論上講不通，在實踐上有些『左』，最終會損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品質。」

「在民政部負責的養老工作上，也有盲目行事問題。『十二五』期間，在老年服務中單純以『床位數』為單一目標，最後造成床位數翻番但入住率不足一半，雖有政績但留下後患。」唐鈞說。

曾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退役老兵胡國慶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民政部門對革命烈士家屬撫恤金的管理也令人憂心。他的戰友何紹榮是昆明市西山區海口鎮人，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犧牲，當地民政局給他的父母送去了1000元撫恤金和《定期撫恤金領取證》。此後每個月，何紹榮的父母都能領到幾十元的撫恤金，但一直不捨得用，因為這是兒子用命換來的錢。2011年，何紹榮的父親去世，民政局突然把撫恤金領取證收了回去，並告訴何母：按規定，你有退休工資，不再享受撫恤金。何母很不理解：「我們沒有退休的時候，也有工資啊，怎麼就可以享受呢？」她後來越想越難受：「收回證書是不是取消了兒子的烈士資格？」胡國慶說：「烈士為國犧牲，對烈屬的撫恤不應有貧富之分，更不應該以任何理由剝奪對烈屬的撫恤，何況何媽媽的生活條件低於當地的平均水準。國務院頒佈的《烈士褒揚條例》明確規定：『保障烈士遺屬的生活不低於當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準。』當地民政部門在落實國家政策時存在偏差。」

民政部作為擬定民政事業發展規劃和方針政策的主要部門，負責救災救濟、社會福利和扶危濟困等諸多工作，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關，理論上應該在社會發展中起著很重要的「穩定器」作用，但實際中並未完全如願。「民政工作必須重視調查研究，不唯上，不教條。民政工作又是一種平衡機制，應為大局所用，但現在來看，有些工作有失『大局意識』。」唐鈞說。

（田亮、龔新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