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南灣湖十多幅逾期未完成發展的土地被澳門特區政府依法收回，隨即引起地產業界和社會的關注。有輿論認為應該修改《土地法》，如果地皮是基於政府部門的效率問題而導致未能依期完成發展的，政府收回這些所謂「不可歸責」土地就不合理；也有意見認為，發展商藉故遲遲未開始發展項目，有囤積土地之嫌，不應放生。

固然，後者的言論可能有其道理，但是，如果任由《土地法》的爭議繼續下去，不但對澳門經濟和民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也不利於明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和新一屆特區政府的組成。因此，現屆政府修改《土地法》，平息爭議，而非留待下屆政府去做，是應盡之義。

可是，特區政府卻出現了多次施政失誤，大大地削弱管治權威。近期有關修改《道路交通法》的諮詢被迫撤回，進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治信心和能力。因此，修改《土地法》之前，政府必須先營造一個合適的修法環境，令市民相信修改《土地法》並不是放生地產商，更不是官商勾結的表現，那麼，修法才可以水到渠成，政府也可回復行政主導的強勢。

改善施政，消減怨氣

特區政府如要啟動修改《土地法》程序，必須先營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減少社會對政府的怨氣，令市民不會產生「條件反射式」的反對，這樣才可確保修改《土地法》工作不會重蹈《道路交通法》覆轍。

首先，特區政府應了解社會民意現狀，盡力紓解民怨。現時最深的民怨是房屋問題。特區政府可以利用「上車難」的住屋問題來為修改《土地法》開路。政府可以向社會表達這個訊息：修改《土地法》雖然會令一些逾期未完成發展的地皮得以放生，但同時也會令發展商繼續並加快興建進度，遠較政府收回土地再用一段時間來進行興建工程為佳，所以單位落成量可以在短時間內有所增加，有助解決住屋問題。特區政府應進一步表明，「不可歸責」土地重新得到發展之餘，發展商也須嚴格遵守相關規限。

再進一步，政府可以指出，之所以放生「不可歸責」土地，主要是讓業權人繼續他們的規劃項目，讓本來要受阻滯的發展項目得以盤活起來，既可增加住屋供應，又可令相關產業例如建築業得到更大的發展，使從業人員生計更得保障。

事實上，幾年前修改舊《土地法》時，特首和一些有識之士已察覺當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礙於當時民意取向，以及政府急於修補「歐文龍貪污事件」揭示出來的土地批給法律漏洞，才同意繼續修法。到了今天，如崔世安可以撥亂反正，在他執政最後一年多通過修改《土地法》，重建行政主導，重建特首強勢管治，那麼對他個人、對政府，以至對整個社會，都是有利的。

消除官商勾結疑慮

特首崔世安自 2009 年上任以來，一直都被外界擔憂會繼續產生甚至強化官商勾結情況。可是，政府不但沒有做好工作去消除市民的擔憂，反而在泊車位問題、的士牌競投、增加違例泊車罰款等事項上，大大加重社會對官商勾結的擔憂。

特區政府應清楚地向社會表明，今次修改《土地法》，只是針對目前一些屬於「不可歸責」的土地，而一些已經被終審法院作出「終極判決」的土地，不屬於獲得放生的行列。只有這樣，社會才會對政府修改《土地法》背後的官商勾結疑慮得以減少。

特區政府亦應向社會表示，任何特區法律，隨著時間和社會發展，都有可能與社會脫節，妨礙經濟和民生發展，因此，政府有責任定期檢討包括《土地法》在內的特區法律，並於有需要時修改法律去符合社會。這是與時俱進、為民設想、為民謀利，而不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按照筆者估計，如果特區政府能營造一個合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來進行修改《土地法》程序，建制派立法議員，尤其是較早時期已要求修法的議員，應該會加以贊成，相信修改法案會以大比數通過。修改《土地法》，宜快不宜遲，政府應加快工作，爭取在立法會休會前完成全部審議程序，令持續多時的《土地法》爭議得以盡快告終。

（文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