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決議》的通過，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決議》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領導下進行，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組織實施。起草工作由胡喬木具體負責，歷時20個月完成。但實際上應該說，早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決議就已經開始醞釀。鄧小平不但在整個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而且始終如一地堅持《決議》的精神。

鄧小平的兩個重要講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在這次全會上，有兩個最為關心的問題，即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被提出來。負責起草全會公報的胡喬木，在公報中對此作出了基本回答。這個基本回答，來自於鄧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精神。

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講話的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是胡喬木等遵循鄧小平的思想，隨著鄧小平的思路，協助鄧小平完稿的。

鄧小平在啟動改革開放的時候，就預見到那兩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主題講話」中說：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

鄧小平的這個論述，可以說是為後來起草《決議》築起的第一塊基石。

1979年1月18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召開。雖然與會者思想高度解放，但是有些言論已經相當出格，無視胡耀邦在會議第一天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宣佈的開會目的之一：「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統一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來」，無視胡耀邦在這個引言中指出的：「（不能）離開憲法的基本原則、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講民主自由」，「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要搞社會主義、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等等，這些基本原則不能違背。」比如，有人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要連根拔掉毛澤東思想；還有人指出把黨領導國家寫入憲法是很不恰當的，等等。

這些言論在會上的多次出現，還有社會上的類似言論的氾濫，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惕。他敏銳地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錯誤思潮，他在1979年3月多次發表講話、談話，闡述「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定黨的整個歷史。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必要性。

3月27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等談了他準備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要著重闡述的一些主要觀點和想法。他強調，四個堅持現在該講了。

3月30日，鄧小平受中央委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他在批評懷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左」的傾向的同時，著重揭露和批判了某些人以「社會改革」的名義鼓吹資本主義的實質，系統地闡述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道理。鮮明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基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鄧小平再次深刻地闡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明確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後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就。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儘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他在講話中鄭重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

在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收入《鄧小平文選》時，「『版本三』（即《鄧小平文選》中的版本——引者注）替換掉了一些過頭的估計，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如在講到林彪、『四人幫』對國民經濟的大破壞時，刪掉了『把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劉豔、王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形成與歷史地位》，《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2期）。

鄧小平在講話中還進一步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他指出：「我們堅持的和要當作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至於個別的論斷，那末，無論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這實際上把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錯誤區分開來，為《決議〉解決這一根本問題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人員的支持。正如習仲勳指出的：「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檔，是黨中央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給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提供的一個強大的武器。」

《決議》的綱要：葉劍英國慶30周年講話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3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鄧小平稱這個講話是後來《決議》的綱要。

葉劍英的講話稿是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由胡喬木具體負責起草的。在這個講話稿的起草過程中，第一次把對新中國歷史的總結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這兩大問題，提到黨內較大範圍進行討論。

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有些人提出，希望黨中央儘早啟動對新中國成立以來30年歷史的總結，形成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丁偉志就說，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有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總結了歷史經驗，弄清了路線是非，使我黨在後來的一段時期裏沒有犯重大錯誤。現在很有必要有一個社會主義時期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澄清重大是非，統一全黨認識，造福於子孫萬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提供了一個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作初步總結的機會。1979年6月，黨中央決定，由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國慶大會上發表一篇重要講話。

胡喬木在6月底接受任務後，於7月上旬組成15人的起草小組著手工作。8月12日寫出了第一稿。根據中央決定，先召集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來討論，同時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大軍區徵求意見。8月下旬，各地各部門的討論意見陸續回饋回來。鄧小平看了簡報和各種意見，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指出：討論稿子的簡報我都看過了，很多意見是好的。總的印象是，講理論的東西多了，概念的東西多了，讀後感到沉悶，需要做大的修改。接著又談了幾條具體意見。

胡喬木領導起草小組對稿子作了一次大的修改，於9月1日報送中央。

9月4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就9月1日稿提出意見。他說，這一稿的架子可以了。同時指出，最重要的是對毛主席的提法問題，現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貢獻講得太弱了。他說：還是要講在30年的歷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們的黨、軍隊和人民是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領導下建立功勳的。要講我們有了正面經驗，也有了反面經驗，兩方面的經驗經過總結，教育了我們人民，教育了我們黨。說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前進的指南，正是因為這樣，我們黨就站住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也站住了。過去的30年，是堅持、發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鬥爭。我們的鬥爭儘管受到這樣那樣的干擾、破壞，但我們終於克服了這些干擾、破壞，我們始終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30年的整個歷史銜接起來，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講話。要使人看了這個講話以後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的黨和人民現在是真正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不是搞片言隻語。無論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後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否定了毛主席。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鄧小平還說，現在要注意，有從「左」的方面來攻擊黨的人，也打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稿子要批判來自「左」的以及來自右的錯誤思想的干擾。要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

按照鄧小平的意見，起草小組於9月10日寫出新的修改稿。對第一部分「三十年的回顧」，從原來的一頁半擴充到十多頁。鄧小平對這個修改稿表示滿意。他在9月12日說：「現在這個稿子，對毛主席講夠了，這樣很好。」他還說：「各級幹部，包括老幹部，也有個再教育的問題。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要他們尊重集中，遵守紀律，顧全大局，先公後私，並且在全國人民中逐步恢復和發揚我們曾經有過的好的道德風尚。講話稿沒有這方面的內容，要加進去。要講加強紀律性、組織性，強調批評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現在有的從『左』的方面，也有的從右的方面，來助長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

胡喬木等人立即進行修改。修改後的稿件在9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到原則通過。9月17日，胡喬木在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討論講話稿的會議上作了解釋性發言。9月24日，胡喬木等人把大家意見集中起來後，又改出一稿。9月25日，十一屆四中全會對這一稿分組討論一天。接著26日晚在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27日晚，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

講話稿共分三部分：光榮偉大的三十年、決定國家命運的一場大決戰和向著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

這個講話肯定了新中國的30年「是經歷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巨大勝利的30年」。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以後17年的功績和貢獻。講話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中，把黨所犯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嚴格區分開。對於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講話沒有作正面批評。這個講話採取在原則上分清是非而又不指明責任的辦法，在當時是合適的。總的來說，這篇講話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作了比較深入的總結，確實達到了鄧小平一開始提出的要求，因而得到了黨內外、國內外的一致好評。

《決議》的核心原則：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葉劍英國慶講話後，1979年11月，黨中央決定，在葉劍英講話的基礎上著手起草《決議》。鄧小平作為起草決議的主持人，高度重視這項工作。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1980年2月，以胡喬木為負責人的起草小組，擬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案。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提出《決議》要體現三條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即：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為了貫徹《決議》的核心原則，4月1日，鄧小平又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決議》起草問題。他指出：建國後17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面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他還說：講錯誤，不應該只是講毛澤東，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人都正確，只有一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他再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回顧起草《決議》的整個過程，鄧小平關於《決議》起草的談話有十多次，都是針對稿子起草存在的問題和黨內外、國內外的思想動態，對上述三條要求，特別是最核心的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一條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闡述、發揮，對各種模糊認識和反對意見，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嚴肅而又耐心的說服教育，自始至終都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不論是同起草小組談話，還是在會上講話，都反反復復強調要按鄧小平提出的三條基本要求辦。

在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1980年6月27日同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的談話。他明確指出：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他還說：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儘管後來的《決議》沒有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列出來，但這個篇目仍然收入了鄧小平親自審閱的《鄧小平文選》中。

1980年9月，《決議》初稿完成，首先提交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討論後經過大的修改，又寫出一稿，提供給全黨4000多名高級幹部進行討論。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大討論，是黨內民主的大發揚，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進行一次廣泛而深入的總結。在討論中，爭論的焦點之一，仍是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鑒於這個問題的關鍵性質，鄧小平在10月25日的談話中，針對四千人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存在的思想混亂，旗幟鮮明地指出：「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面旗幟，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者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情。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同時又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鄧小平10月25日的談話，在當時爭議最多、分歧最大的問題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上，表明了黨中央堅定的、毫不含糊的態度。這是《決議》取得成功的關鍵。

1981年2月，起草小組又搞出一稿，報送中央常委審閱。1981年3月9日，鄧小平在看完這一稿後指出：送給我的歷史決議的歷史部分，看過了。總的講，決議稿對缺點錯誤講得多，成績講得少，鼓舞人們提高信心、提局勇氣的力量不夠。問題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現在稿子的調門不符合原先設想的方針。看完後，給人的印象是錯誤都是老人家一個人的，別人都對。我說過多次了，不能說成別人都對，只有一個人是錯誤的，這個人就是毛主席。歷史不是這樣的。這不符合實際。那時的錯誤，大家都有責任，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經驗。「文化大革命」十年，錯誤寫得差不多了。應該承認，老人家還是看到了黨的缺點錯誤，還是想改正，但是他對情況估計錯了，採取的方法錯了，因而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危害。中心是對老人家的評價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錯誤講過分了，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不恰當，國內人民不能接受，國際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起草小組隨後又提交了幾次修改稿，鄧小平看過後都發表了重要意見。例如，針對一些人認為「文革」期間外交、經濟等方面沒有做什麼工作，沒有什麼成績，指出：這不符合實際。「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我們對已經取得的成績要充分肯定，對毛澤東同志，要維持原來正確的評價。不這樣，就是給黨、給社會主義制度、給國家抹黑，就會使人民對黨、對社會主義事業喪失信心。

1981年5月15日上午，鄧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胡繩再談《決議》稿的修改問題。鄧小平指出：爭論問題可不談，但原則問題一定談，如四項基本原則，可以反駁一些錯誤觀點。在談到《決議》中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三個基本方面時說：在戰略上運用辯證法，沒有超過毛主席的。鄧小平最後總結說：把毛澤東的旗幟打起來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尼雷爾再三強調，毛主席不僅是中國的領袖，也是世界的領袖。這對非洲、拉美都是有影響的。

1981年6月11日，起草小組提交了《決議（草案）〉。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後，交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分組討論。討論從6月15日到6月22日共8天。同時，(決議（草案）》還分發給4000人大討論的中央黨政軍機關幹部1000人徵求意見。中央還在中南海懷仁堂邀請在京的黨政軍機關、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無黨派人士、全國政協部分老同志座談，徵求他們對決議稿的意見。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會召開各組召集人碰頭會，匯總討論情況。在各組召集人發言後，幾位常委都講了話。最後鄧小平作了「敲定」的講話。講話最後一句是：「核心冋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屆六中全會舉行，《決議》獲得一致通過。

《決議》通過以後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被選為黨中央主席。他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專門說了這樣一段話：「我相信，歷史決議的公佈，黨內黨外的絕大多數，是會熱烈擁護的。但也有人，對其中的一些看法、說法感到不理解，會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對此，我的意見，不必過於著急。要採用通常學習討論的辦法，不但比較穩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人們的思想水準。」

鄧小平在閉幕會上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真正是達到了我們原來的要求。這對我們統一黨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當然，胡耀邦同志說，統一思想還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思想不通，組織服從。相信這個決議能夠經得住歷史考驗。」

儘管十一屆六中全會後，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按照中央的部署進行了認真的學習，而且絕大多數都表示贊成和擁護，但仍有極少數人，一直有抵觸情緒，甚至發展到公開否認《決議》的核心原則。著名黨史專家，曾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金沖及，在2011年5月坦率地說道：「那時，小平同志說，要『使這個決議起到像1945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它把30年中間許多根本問題說清楚了，希望通過決議的總結，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大家團結起來向前看，今後更好地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30年過去了，思想看來並沒有完全統一，社會上混亂的思想還相當多。」金沖及舉例說：「一種是我們不少媒體好像特別津津樂道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消極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對當時全國人民如何熱氣騰騰建設一個新社會、新國家，卻表現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於有一些地方，特別是海外，抓住個別事實，甚至是歪曲和編造事實，散佈很壞的影響。這是值得警惕的，蘇聯解體前也有這樣一段過程。另外一種是出於好心，因為要宣傳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往往拿過去30年作為對比或者是反襯。」

今天，當我們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候，我們仍然應該記住，在《決議》通過以後的歷史進程中，鄧小平一直堅持《決議》的立場不動搖，繼續反對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錯誤思潮。尤其是國內外出現政治風波的時候，鄧小平總是要求我們堅持《決議》的立場，以《決議》為武器，對否定毛澤東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科學成果的各種思潮進行教育和鬥爭。

1989年2月，當一場政治風波正在醞釀之中，鄧小平發出「中國不允許亂」的信號的時候，他又強調指出：「我們已經對建國以來歷史事件的是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也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這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

當蘇聯的局勢出現劇烈動盪之際，鄧小平在1991年8月，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決議》之初說過的「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的論點，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講。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

鄧小平在《決議》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實事求是精神、政治勇氣和遠見，將繼續鼓舞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