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社運人士鄭明軒涉及的「非法集會」案件將由初級法院進行重審。因為中級法院合議庭在審理該案的上訴案後裁定，鄭明軒針對初級法院判處他「非法集會及示威罪」罪，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案件發回初級法院重審。
這宗引發各方面高度注意的案件，在立法會議員蘇嘉豪和前「新澳門學社」理事長，被初級法院裁定二人一項「加重違令罪」改判為「非法集會及示威罪」，判處一百二十日罰金，若不繳納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八十日徒刑。蘇嘉豪聲稱為了兌現對選民的承諾，儘早恢復行使議員的職權，而宣布放棄上訴的權利，繳交罰金並恢復議員身份。而沒有此「負擔」的鄭明軒，則不服判決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日前頒下判詞，指案中存在「刑法定性之變更，但並未給予上訴人辯護機會，違反《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裁定案件發回初院重審。
有人曾大做文章，認為這是中級法院還鄭明軒的「清白」，因而期盼蘇嘉豪也尋求「翻案」。但中級法院的判詞，是指原審法院作出了「刑法定性之（實際）變更」，將檢察院起訴的「加重違令罪」，改判為量刑較輕的「非法集會及示威罪」，但卻並未給予嫌犯就這項變更行使辯護權的機會，違反了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構成該法典第三百六十條B項規定之「無效」，而並非是指初級法院所裁定的「非法集會及示威罪」「無效」。因此，所謂的「清白」之說，及「翻案」之議，均屬不經之談。
實際上，從中級法院的判詞看，初級法院只是在「程序正義」層面有失誤，並不等於在「實體正義」層面的裁決出錯。因此，中級法院沒有直接對該上訴案的本身作出裁決，而只是發回給中級法院重審。只要初級法院矯正程序，知會被告方已經變更檢察院所起訴的罪名，並給予被告充分的時間進行辯護準備，在案件的事實部分應該是沒有得「拗」的。當然，如果辯護律師能夠提出充足的理由，或者可能會獲得輕判。
類似的官司，利用程序出錯而意圖推翻裁決個案，過去也曾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葡京斬殺案」。，案中被告劉強的犯罪事實，有充分的證據，而其本人也直認不諱，因而澳門法院作出有罪判決並判定刑期。但其辯護律師在向里斯本法院提起上訴時，緊緊抓住澳門法院審理時出現的重大程序瑕疵－－此案的法官高瑞玉與檢察官盧靈素是夫妻關係，未有實行司法迴避，而被里斯本法院接納，判決該審判無效，下令釋放重審。而劉強則籍著澳門與里斯本之間的通訊時差，逃之夭夭。至今仍是懸案，說不好或已越逾了追訴期。案中被告劉強的犯罪事實，有充分的證據，而其本人也直認不諱，因而澳門法院作出有罪判決並判定刑期，並下令將各被告還柙市牢繼續羈押。劉強等人委託辯護律師向里斯本高級法院提出上訴（當時澳門地區沒有終審權）。而這幾位辯護律師包括許輝年、高步輝、戴明楊等，剛從葡國學成歸來不久（高步輝是來澳葡國人），由時任立法會主席的資深大律師宋玉生在幕後出謀獻策。在證據確鑿的不利情況下，他們所採取的策略是不打「實體正義」，而是專門針對「程序正義」，抓住該案法官歐瑞玉與檢察官盧靈素是夫妻關係，沒有實行司法迴避，主張判決無效。結果里斯本高級法院判決案中被告全部上訴得直，但只是發回重審，並非無罪。 不過，當時通訊還很不方便。在以長途電話告知上訴結果時，不知是刻意傳錯話，還是聽錯，變成了「無罪釋放」。劉強等被告獲得釋放後，又是高調舉行記者會，又是花天酒地，日夜笙歌，鬼混了十幾天。但當正式司法文書寄達澳門法院時，法官們都傻了眼，急忙捉人歸案。誰知已經走漏風聲，全部被告早作鳥獸飛遁，逃之夭夭，結果一個都抓不到，至今仍是懸案，說不好或已越逾了追訴期。
因此估計，初級法院在重審該案時，作出程序方面的矯正之後，可能仍然堅持對「非法集會及示威罪」的實體部分的認定，但不排除在量刑方面會有鬆動。 而中級法院對該上訴案的判決，則折射了澳門特區的司法機關，在堅持司法正義及公正方面更趨嚴謹，依法審判，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會因為被告具有特殊政治背景就予以特別的對待，因而法治形象更為鮮明。
實際上，雖然初級法院在審理該案時，更改檢察院對被告的罪名訴求，確實是存在著「程序正義」方面的失誤，但正是初級法院對該案作出了「刑法定性之（實際）變更」，而折射了初級法院是就法用法，實事求是，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受政治背景的干擾，
筆者在去年初初級法院審理該案之前，就針對該案的主要被告蘇嘉豪的同情者聲稱這是一宗「政治案」的說法，分析認為，正因為該案已經被「反對派」陣營視為「政治案」，澳門特區的司法機關就更不會讓蘇嘉豪成為「烈士」，吸取到更多的負面能量，並成為全世界注視的「英雄」。何況，因為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倘在澳門特區內外犯有刑事罪行，被判處監禁三十日以上的刑期，經立法會決定，即喪失其議員資格；倘蘇嘉豪被判處三十日以上的徒刑，那就必然會被褫奪議員資格，他就可以回复過去的「遊魂野鶴身」，或許會作出更激進的動作，甚至會跑到聯合國人權機構等國際組織「告狀」，這反而對整個澳門社會都不利。讓他既要背負一定的法律懲罰，又要將他繼續被「罩」在立法會的「鳥籠」中，必須按照「建制內」的規矩進行「反對」活動，一方面使他得到一定的教訓，另一方面又不讓他在社會上無拘無束地從事激進活動，而且也使得他的同情者們失去「逆反」的正當性和動力，這才是最佳的結局。其實，法院越早審理並作出裁決，對蘇嘉豪越有利。因為基於「比例主義原則」，比照此前法院對類似案件如善豐花園「阻街案」，某「黃衣請願人士」「加重違令罪案」等，其量刑都遠未達可以導致褫奪蘇嘉豪議員資格（三十日以上徒刑）的「規格」。倘事情的進展果然如此，讓法院儘早審理裁決，蘇嘉豪被中止職務的決議就越早失效，這對蘇嘉豪來說，反而是好事。
而初級法院對檢察院起訴的「加重違令罪」，改判為量刑較輕的「非法集會及示威罪」，可能就是出於這樣的考量。遺憾的是在作出，「刑法定性之（實際）變更」之後，並未給予嫌犯充足的時間就這項變更行使辯護圈進行準備。
不過，從近來系列的案件中，也發現一個「規律」，就是檢察院的起訴，往往是「高高提起」，比如「十幅墓地案」，及最近的「媒體誹謗案」等。而法院在審理時，則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作出比檢察院求刑要輕得多，甚至是無罪的判決。這並非是澳門檢察院的「原罪」，因為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世界各地司法機關的「潛規律」
因此，最近最高人民檢察院發表的新聞稿，就將不起訴不批捕的個案率大幅提升，當作是響應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被告中提出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求論述，大力推動司法改革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