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0日，湖北省新增確診病例連續三天為0，現有疑似病例連續四天為0，新增疑似病例連續五天為0。被稱為這個春天最美數字的0，意味著中囯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峰期過去之後，形勢繼續向好轉變，也證明了一段時間以來的防控舉措是有效的，效果是牢固的。這讓我們可以下更大力氣、以力度更大的舉措來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

但我們不可輕言「勝利」。尤其是，更不能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產生一種「風景這邊獨好」的自我陶醉。

這一方面是因為，今天取得的成果，是在中國老百姓付出了不小的犧牲、中國社會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之後取得的。這些犧牲和代價，不是一個個冷冰冰的數字，它們在一個個社會成員那裏，都是相當沉重的承擔，無法用數字或者簡單的幾句話就可以打發掉。

另一方面，感染者的清零和病患的康復，只能說是我們走出這場公共衛生危機的開始。前面還有大量的工作等著我們，對新冠病毒規律的認識仍需要抓住時機深入研究和總結。這次危機是對治埋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它既彰顯了我們的制度優勢，又再次蟁露了治理體系的弊端，提醒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快治理現代化的步伐。

也是在3月19日，國家監委通報了李文亮事件的調査結果，調査組負責人回答了記者的提問。2月7日調査組前往武漢的新聞出來之後，當時本刊記者就有個斷言，這次調査不僅是要給李文亮醫生一個公道的結論，而且是對疫情防控的監督問責的組成部分。他的遭遇反映了治理體系在公共危機預警方面存在的問題，他的「平反」意味著下一步的問責將會到來。

預醫

根據凋査組的調査結果，「李文亮轉發、發佈相關信息，主觀上是想提醒同學、同事注意防範，信息被大量轉發後引發社會關注，客觀上對各方面重視疫憎、加強防控起到了推動作用。」而「對調査中發現的有關單位和人員應對疫情反應遲緩、防控不嚴、履職不力等情況，將由有關方面進一步深入開展調査，嚴肅追責問責。」

事實上，從2020年1月7日，中國疾控中心成功分離出首株新冠病毒毐株，並且當天中央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直到1月22日湖北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1月23日武漢封城，存在一個寶貴的窗口期。雖然我們還沒有這個窗口期的完整拼圖，不管具體的原因是什麼，但是社會各界的共識是，我們錯過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時機。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張伯禮就說，「回過頭來看，新冠肺炎在去年12月底、1月初人傳人的現象已經很明顯了，那時還說是『有限人傳人』『局勢可控』，就有問題了，喪失了防控最佳時機。」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論文對確診病例發病日期的回溯，2020年1月11日到20日之間暴增5417（77.6%在湖北省內），並在1月的最後10天裏徹底暴發，新出現了26468人發病（湖北占74.7%）這也就導致了湖北一地無法承受的大規模醫療資源擠兌，相當一段時間內處於人等床階段，輕症的拖延成重症，重症的拖延成危重症，並且無法有效切斷傳染。

2月23日，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針對湖北和武漢前期防控工作存在的嚴重問題，黨中央及時提出整改要求，並對湖北劣委和武漢市委領導班子作出調整充實。」

這都要追溯到疫情初期階段暴露出來的預鱉遲緩、信息失真、社會恐慌等問題。很多臨床醫護人員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未轉化為政府有效的防控措施，直至中央果斷作出重大決策。之所以這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李文亮事件或者類似事件帶來的「寒蟬效應」。

也由此，在疫情防控期間，依據李文亮、張繼先、張笑春等醫生的榜樣力量，人們再次呼籲營造好說真話的氛圍，正如一篇評論所說：「此次疫情暴發前後，許多相關事件反復證明:只有講真話、聽實情、辦實事，疫情防控工作才能有效推進，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欺上瞞下、粉飾太平，就一定會帶來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

顯然，如果說真話都會變成一種悲情，一種個人難以承受的冒險，那麼治理體系的預警機制就面臨著失效的巨大危險。

制度優勢

在中國，一旦一件事情上升到「全國一盤棋」來部署運作，那麼制度優勢就會很快體現出來。能夠把隔離這個對付疫情最古老也有效的辦法發揮到如此極致，世界上恐怕也就中國能夠做到了。正如世衛組織的專家說的，中國採取的控制人員流動的措施，讓中國境內的疫情傳播速度延緩了兩到三天，而讓中國境外的疫情傳播速度延緩了兩至三周。這「兩到三天」「兩到三周」是決策者們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決定極致隔離措施換來的，背後則是中國老百姓的巨大付出。

並且，「中外歷史上，大疫大災往往導致社會失序，社會失序又使抗疫救災雪上加霜」。無論什麼國家，面臨這樣大的疫情，老百姓的安全感都會降低。比如美國疫情暴發後，很多老百姓包括華人都去買槍，本刊記者的一位美國同學就去購買菔彈槍，不用瞄準，用來威懾不法分子。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中國社會總體上保持穩定。相信每個人也都有這樣的體會，即可能對疫情的走向會有焦慮和擔憂，但很少會對治安安全產生恐慌感。

對於制度優勢，我們也應實事求是，不必刻意拔高。有些總結很難說是制度優勢，只是國情和文化不同，決定了治理體系的差異，人家不會也沒必要「抄作業」，比如說老百姓的忍耐能力。這個很難說是一種「優勢」，只能說是任何執政者的「幸運」。

還是第三方的說法有說服力。比如，世衛組織的專家就特別提到，「中國其他省份的醫療隊攜帶個人防護設備和醫療設備馳援湖北，甚至接管整個院區，區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對口支援。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大制度優勢。如果不是對口支援，整個湖北的疫情防控絕不會取得今天這樣的成果。全國人民感謝湖北人民，湖北人民感謝全國人民，這都不是空洞的口號，背後都是共同經歷的生死考驗。

允其是湖北武漢以外的地區，醫療資源相對更加薄弱，疫情防控的精細化程度也相對較低，對口支援後這一局面得到了迅速改觀。比如廣東醫療隊支援荊州監利之後，監利才做到了四個百分百：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兩類人員100%集中到定點醫院收治；發熱病人100%到固定場所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和治療、分診；密切接觸者100%到集中醫學觀察場所隔離管理。沒有這四個百分百，傳染源的切斷不會如此有效。鄂州的主政官員也說，如果沒有貴州醫療隊的緊急馳援，鄂州的疫情將不堪設想，多虧了支援，多名重症病人從死亡線上被拉了回來，「有人說，除了金絲猴，你們是將家底和盤托出、盡其所有」。

一位到湖北一個疫情重災市支援的疾控中心的幹部介紹說，到這個市之後，給當地明確提出書面建議後，當地這才下令全市居民小區逬行封閉管理。還有的支援隊對當地的流行病學調査等工作提出專業化的建議。所有這些也說明，對口支援的背後在一定程度還存在著當地對治理權的暫時讓渡，這在常態情況下是不會發生的。對口支援，不僅僅是解決各種資源的匱乏，而且是更精准、更專業的治理方法的一種擴散。

過分宏大的制度優勢描述背後，真正發揮作用的是這些具體生動、靈活應變、富有成效的治理實踐。對制度優勢的總結，應當像對口支援的例子顯示的那樣深入和具體，要避免大而化之和空洞。

刹車裝置

從初期的預警，到全國一盤棋下的組織和動員，中國的治理體系的故事慢慢成型。這個故事還有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刹車裝置，即戰時動員機制的作用充分發揮之後，怎麼根據形勢「退出」，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

這才是完整的中國治理體系的故事。我們所追求的治理現代化，是從風險預蝥到全國動員再到恢復正常秩序的完整鏈條。撇開開始階段的預鱉和最後的戰時體制退出，只大談特談戰時體制的威力如何巨大，不是嚴謹和負責任的做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有選擇的遺忘，我們應當越來越警惕這種做法。

事實上，有識之士們也多次對此進行很到位的總結。

經濟學家林毅夫在2003年非典時期就提出過兩個意見，仍然適合今天的情況。第一是，早期反應遲滯、信息不透明，要積極化解由此帶來的不利影響；第二是，依靠行政動員的優勢，很快把疫情的擴散抑制下去，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但這套行政系統的力量一啟動起來怎麼刹車是一個問題，只有採取適當的過渡措施使經濟社會各項活動逐步恢復正常，整個社會的總體損失才能降到最低。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也認為，「抗疫過程中，高效率地集中資源和力量攻堅克難，當然是件大好事，也實實在在地展現了強大能力。但是在抗疫前期、需要定位和明確疫情的性質時，在戰疫過程中、在戰疫進入後半段、需要重新明確和調整目標的時候，是不是真正尊重了科學規律，是值得改善的。」

當下的復工復產難，背後就是戰時體制的退出難。在老百姓那裏，體會到的就是一項項煩苛的限制和約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限制和約束已經越來越脫離實際，但到底怎麼調整，不會有人先主動出來打破傾局。我們對此總結為有關部門和相關幹部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其實這又涉及問責的科學和幹部的主動性，而不是某個幹部的個人品質出了問題。

好在中央很早就提出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如何統籌，是治理現代化道路上的重要課題。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頂層設計和地方主動性如何互動，讓戰時體制和正常社會經濟秩序恢復之間的切換更加順暢自如，這將是中國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收穫。

（趙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