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選舉中意外擊敗希拉蕊，這不僅對美國政治而言是一個分水嶺，對整個世界秩序而言也是如此。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新的民粹民族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里，自上世紀50年代構建起來的自由秩序受到來自憤怒的大多數人的攻擊。世界陷入競爭性民族主義的風險同樣巨大。如果這真的發生，它將標誌著一個與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同樣重大的關頭。

特朗普獲勝的方式表明了他動員起來的那場運動的社會基礎。看看投票地圖，我們可以發現，在地理上，希拉蕊的支持者集中於沿海城市，而農村和小城鎮堅定支持特朗普。最令人意外的轉變是，他在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和威斯康星翻盤，這三個北部工業州在最近的選舉中曾力挺民主黨，希拉蕊甚至懶得在威斯康星搞競選活動。特朗普獲勝是因為爭取到了那些受到去工業化衝擊的工會工人的支持，他承諾恢復他們失去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從而「讓美國再度強大」。

我們見過這樣的情況。英國脫歐就是這樣的情況，支持退出歐盟的投票者同樣集中於農村地區和小城鎮以及倫敦以外的城市。在法國也是如此，父輩和祖父輩曾為共產黨或社會黨投票的工人階級選民正支持瑪麗娜•勒龐的國民陣線。

但民粹民族主義是一個遠比這更廣泛的現象。

民粹主義源於社會分裂

如今由受教育程度定義的社會階層似乎已經成為無數工業化和新興市場國家中一種最重要的社會分裂現象。這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直接推動，而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又受到自1945年以來由美國創建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促進。

在我們談到自由世界秩序時，我們說的是近年來推動全球增長的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這是使得蘋果手機能夠在中國組裝、並在聖誕節前的那周運到美國或歐洲顧客手中的體系。它還促使大批人員由較貧困國家流向較富裕國家，他們在這些富裕國家可以為自己和子女尋找到更多機會。

但大家如今都痛苦地意識到，這個體系所帶來的益處並沒有擴散到所有人口。隨著企業為應對競爭殘酷的全球市場而進行外包並提高效率，已開發國家工人階級的就業崗位逐漸消失。

這一長期情況因為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幾年後發生在歐洲的歐元危機而大大加劇。在這兩個例子中，精英們設計的體系都在面對外部衝擊時嚴重崩潰。這些失敗的代價又一次更多由普通工人承擔，而非精英自身。此後，真正的問題不該是為什麼民粹主義在2016年出現，而是為什麼它過了這麼久才顯現出來。

美國的政治失敗在於，該體系並未充分代表傳統的工人階級。在共和黨占據支配地位的是美國企業及其從全球化中獲利頗多的盟友，而民主黨變成了身份政治的政黨：一個由女性、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環保主義者以及同性戀者等群體組成的聯盟，這個聯盟忘記了對經濟問題的關注。

美國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問題也反映在歐洲各地的類似情況中。

民族幾乎總勝過階層，因為它能帶來強烈的身份認同感，與一個有機的文化共同體建立聯繫的渴望。這種對身份認同的渴望正以美國另類右翼的形式出現。但除了這些極端主義者之外，很多普通美國公民也開始思考為什麼他們的社群正充滿移民，誰批准了一個政治正確的語言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中人們甚至無法表達不滿。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從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富裕的選民那裡也得到了不少選票，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從他們手中奪走他們的國家。

美國霸權時代走向終結

特朗普獲勝對國際體系將帶來哪些具體影響呢？與批評者們的觀點相反，特朗普確實擁有始終如一、深思熟慮的立場：他在經濟政策和全球政治體系方面是民族主義者。他曾明確表示，他將尋求就現有的貿易協議重新進行談判，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能還有世界貿易組織。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願意考慮退出。他對俄羅斯的普京等「強有力的」領袖表示了讚賞，他們能通過果斷行動獲得結果。他對其他北約成員國或日本、韓國等傳統美國盟國的熱情要小得多，他指責這些國家搭美國力量的便車。這意味著對它們的支持將在對成本分擔重新談判的條件下進行。

這些立場對全球經濟和全球安全體系的危險不可能被輕描淡寫。當今世界充滿經濟民族主義。一直以來，一個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機制的維持依賴於美國的霸權。如果美國開始採取單邊行動改變契約條款，全世界範圍內會有很多強大的參與者樂於實施報復，並引發一次讓人想起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螺旋式下行。

對國際安全體系的危險同樣巨大。特朗普對俄羅斯的立場尤為令人擔憂。特朗普那種與俄羅斯「更好相處」的努力將首先令烏克蘭和喬治亞受害，這兩個國家一直依靠美國的支持才能作為拚命掙扎的民主國家保持獨立。

更廣泛地說，特朗普擔任總統將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生活在腐敗獨裁政府統治之下的人們而言象徵著民主。美國的影響力一直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它的「軟實力」，而不是入侵伊拉克那樣的錯誤力量投射。美國周二作出的選擇意味著由自由國際主義陣營向民粹民族主義陣營的轉變。

「交易特質」帶來不確定性

關於這個新美國，目前仍有一些很大的不確定性。雖然特朗普從本質上說是一個始終如一的民族主義者，但他也是「交易型」特質的。在特朗普發現其他國家不會依照他的條件就現有貿易協定或同盟安排重新進行談判後，他會怎麼做？他會勉強接受他能得到的最好交易，還是直接退出？

由他來控制核按鈕的危險得到了很多談論，但我的感覺是，他內心深處更是一個孤立主義者，而不是一個渴望在全世界使用軍事力量的人。在他面對要處理敘利亞內戰這個現實時，他最後很可能借鑑歐巴馬的劇本，然後繼續坐等這齣戲演完。

如今，對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戰不僅來自公然實行獨裁的國家，也來自於自由民主世界內部。在美國、英國、歐洲和很多其他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反抗自由部分，並威脅要使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來撕毀之前的一些規則，正是那些規則維持了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

創造了這一體系的自由主義精英需要傾聽門外的憤怒聲音，把社會平等和身份認同作為他們必須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來思考。不管怎樣，我們都會在接下來的幾年遇到一段艱難路程。

（福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