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本月三日發佈《二零二一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刊登於當日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並由廉政專員陳子勁呈交給行政長官賀一誠。從《工作報告》的內容看，廉政公署在去年雖然面對反覆多變的新冠疫情，但仍能因時制宜、創新應變，於疫下有序推進工作進程，竭盡所能完成不同的廉政任務。
　　除了是以維護廉潔選舉為重心，提前部署並投入大量資源，全力做好了監察立法會選舉的工作，保障民主選舉在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下進行之外，繼續恪守職責，監督政府的施政，偵破了多宗涉及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和違紀的案件，查處了多宗與私營部門賄賂有關的案件，並在行政申訴領域，完成了多個全面調查卷宗，除了找出問題癥結，與有權限的機關及部門謀求解決辦法，以維護大眾的正當利益及改善行政工作，為澳門特區的廉政建設又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工作報告》開列的去年偵破的貪腐案件看，與以往相比，少了一些較為轟動並引發廣泛注意的涉貪事件。雖然其中有一宗案件是涉及到前局長級的官員，其實是舊案新揭，因而其被關注度也已淡化。這顯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澳門特區的廉政建設取得進一步的成效，公務員不敢貪、不能貪、不願貪、不必貪的風氣基本形成並獲得鞏固，維護了絕大多數奉公守法公務員的榮譽與尊嚴，並提昇了政府的清廉形象。當然，公務員的社會生活並非是在真空中，物質的誘惑力仍然十分很大，而且連續兩年多的疫情對各行各業的影響巨大，可能會有人從中鋌而走險，希望能夠從賄賂官員中獲得「搵快錢」利益。因此，反貪工作仍然不能有任何鬆懈，必須繼續緊繃絲弦。
　　去年的反貪工作，除了是恆常化的工作之外，還有一個是屬特殊性的監察工，那就是有一個第七屆立法會選舉，這是反貪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維護民主選舉的純潔性，及保障「澳人治澳」尤其是「賢能愛國者治澳」能夠順利實施的防火牆。
　　為此，廉政公署全力以赴，以維護廉潔選舉為重心，提前部署並投入大量資源，全力做好監察立法會選舉的工作。除開展連串宣傳活動，提供多個平台及途徑接收選舉投訴或檢舉之外，還主動巡查各類高危賄選場所，重點監察餐飲活動、社團派發禮物及頒發敬老金等活動，並迅速調查及依法處理與選舉相關的違法案件，成功達到事前、事中、事後的全方位預防及打擊的效果。
　　相比之下，查獲的疑似賄選或違規案件，比以往歷屆較少。這可能是廉潔選舉的教育收到實質性的實效，社會風氣有所提高，也可能是廉政公署的盡忠職守，對意圖賄選的人物或團體發揮了強大的震懾力，更可能是澳門特區忠實執行「愛國者治澳」原則，褫奪了被認定「不效忠，不維護」的提名人的參選資格，從而防避了惡性競爭，因而疑似賄選的事件沒有過往那麼多。雖然查處出幾宗與同鄉會或其他社團機構相關的違規行為，但在程度上也是較為輕微，因而只是以行政處罰等方式處理，尚未構成嚴重的刑事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報告》列舉的在立法會選舉過程中的調查個案，其中有部分是在接到舉報進行調查的，雖然是有發生舉報的表面事實，但卻並非是抵觸及違反選舉法律的行為，其中有些是平常的公司福利，並沒有與選舉掛鉤，有些雖然與選舉有關，但在事前有依法進行申報，因而不涉違法違規，廉政公署作了歸檔處理。這固然是反映了市民們對廉潔選舉的敏感度足夠，但不排除其中也有過於敏感的情況，甚至是摻有「惡性競爭」的因素，濫用廉潔選舉的檢舉機制，進行濫告。對此，除了是對事實進行澄清之外，是否也應給予一定的勸喻，並對被證實是出於惡意企圖者給予適當的懲戒？當然，前提是必須保護市民揭發賄選案件的積極性。而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應延伸到全方位的反貪工作之中。總之，毋枉毋縱，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
　　除了「舊案新提」的工務局前領導的貪賄案件之外，其餘查獲的公務員涉貪案，案值都較小，與過去同類性質的案件的案值相比，屬於「小打小鬧」。這固然是因為是反貪工作及宣傳做得深入廣泛，形成一定的震懾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可能也是在疫情衝擊下，工商百業的經營環境頗為艱困，因而就連某些不法商人要行賄，也不能像疫情前那麼「豪氣」了。
　　值得注意的是，廉政公署在反貪及行政申訴工作中，引進了新方式。其中一個新做法，是參照內地紀檢機關的「回頭看」規定，對多宗已經結案處理的案件進行再度審查。這不但是進一步提高審查的品質，而且也增加了震懾力，堵塞一切漏洞。實際上，內地紀檢機關實行巡視「回頭看」的目的，是對之前巡視沒有發現的問題再發現，對尚未深入瞭解的問題再瞭解，對巡視反饋意見整改不徹底或沒有整改的問題再整改，確保問題見底，形成有力的再震懾。而澳門廉政公署的「回頭看」，也確實是發揮了這方面的作用。
　　廉政公署在進行案件調查的過程中，曾經向內地和香港的對口部門提出協查請求，也收到境外執法機關請求協查的要求。由於貪賄案件是屬於刑事案件，而且也是屬於履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範疇，因而在查案過程中，需要進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和區際刑事司法協助。而後者，是在一個中國範疇內，尤其是在強調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之後，本來應該是能夠執行得較好；但由於受到各種主客觀原因的制約，澳門特區至今仍然未能為規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立法，因而就無法分別與內地及香港洽簽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這對開展跨境反貪工作，當然更是建立與內地及香港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機制，都頗為不利。因此，應當盡快恢復《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立法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分別與內地及香港進行簽署《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協議》的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