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埃文·凱爾踏上中國之旅時，在美國紐約，清晨5點多，美籍華人魯照寧先生回復了《環球人物》記者的採訪資訊。
  早起是他維持多年的習慣。這樣一來，他得以避開整個紐約蘇醒後擁擠的街道和喧囂的雜訊，提前一至兩個小時到達辦公室，高效地開始一天的工作。
  時間意味著金錢。2004年至今，為了搜尋南京大屠殺及日軍侵華的史料鐵證，魯照寧花費不菲，因此必須常年加班，「幾乎是把自己賣給公司」，從而保障生活和搜證的開銷。
  時間也關聯著真相。在全世界搜證，與其他競拍者競爭，歸根結底都是在與時間賽跑。他擔心歷史資料像戈壁灘上的岩石，會隨著時間之風的侵蝕日益磨損，直至消失。「歷史過去了，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越來越少，我們只能尋找歷史資料來揭露、證實，不讓下一代忘記歷史，也不要讓悲劇再發生。」
  「頭顱抽煙照」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的史料展陳中，有一張觸目驚心的「頭顱抽煙照」：一名中國男子的頭顱被卡在鐵絲和木頭做成的護欄之中，他的面部遍佈累累傷痕和斑斑血跡，嘴中則被塞進了一根香煙。
  這張原本刊登於美國《生活週刊》的照片，成為揭露日軍暴行的經典照片之一。它的搜集和捐贈者，正是魯照寧。
  2000年，魯照寧讀完了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此時，他離開家鄉南京已有20年了，比他在那裏生活的時間還要多4年——離鄉時年紀尚小，他對家鄉的歷史所知不深。
  這次閱讀就像一道橋樑，讓魯照寧與家鄉重新聯結。後來，他去紀念館參觀，更深刻地認識了家鄉曾經遭受的苦難。得知日本一直在否認南京大屠殺，他感到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當時紀念館裏展出的實物比較少，我覺得應該利用自己在海外的便利，尋找更多有價值的史料。日本一直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那我就去尋找更多有說服力的證據。」他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從那以後，魯照寧每天都要用2至4小時上網「打撈」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史料，發現有價值的便參與競拍。遇到出差、旅行等不方便用電腦的時候，他就用手機流覽、搜索。其他的空餘時間，他則用來研讀相關歷史書籍與論文。
  隨著「打撈」的深入，魯照寧漸漸發現，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後，西方媒體進行過大量報導。
  2007年，魯照寧在盧森堡的網站上偶然檢索到一本《生活週刊》。雜誌的出版日是1938年1月10日，也就是南京淪陷後第二十八天。點開雜誌介紹，他看到了一篇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報導，以及「頭顱抽煙照」等4張配圖。
  在驚懼和悲傷中，魯照寧幾乎下意識地作出判斷：「這張照片很珍貴！」當時他專注南京大屠殺史料搜證已近5年，有了一定知識儲備——在他流覽過的眾多照片中，沒有哪一張如此直觀和震撼。他當機立斷買下雜誌，將其捐贈給了紀念館。
  2016年，魯照寧在一名比利時收藏家手中發現了「頭顱抽煙照」的原版存檔照片。他花費重金，終於在多名競拍者中勝出，將照片收入囊中。第二年適逢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他特意在紀念日前夕回到南京，把它和另外600多件文物史料鄭重交到紀念館專家手上。
  差不多同一時期，魯照寧還有另一大收穫，是一套由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編印的《日本侵華戰爭日記》半年刊。《密勒氏評論報》由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托馬斯·密勒創辦，1923年改名為《中國每週評論》。整套《日本侵華戰爭日記》共有5本，完整記錄了1937年7月到1939年12月內每一天發生的日軍暴行。由於拍賣者所在的地區跟紐約有時差，競拍結束時間是紐約的午夜，魯照寧乾脆標了一個「封頂價」1000.01美元。第二天淩晨4點多醒來一看，成功了！加上稅收、運費，這套雜誌的成本約合9000元人民幣，相當於魯照寧當時兩個星期的工資。但他說，這樣的「一擲千金」是值得的。
  2023年，魯照寧又捐贈了3份報紙，分別是《紐約時報》《芝加哥每日論壇》和《三藩市紀事報》。
  前兩份報紙轉載了日本報紙中關於日本軍官進行「百人斬」競賽的報導。「來自上海前線的一份電報詳細介紹了兩名日本少尉之間的一場比賽，看誰先殺死100名中國人。26歲的野田毅和25歲的向井敏明，把賭注押在了這件事上，並一直在努力贏得賭注。」《紐約時報》的這篇報導發佈於1937年12月6日。
  《三藩市紀事報》則記錄了美國記者在南京看到的悲慘景象：「我剛剛登上『瓦胡』號炮艦，我是自從日軍進攻南京以來第一批離開的外國人，當我們離開這座城市的時候，看到的最後一幕是300名中國人在江堤前被無情地處決，那裏的屍體已經堆積沒膝。」
  小粉橋1號
  史料中有公開報導，也有私人見聞——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包括一些歐美外交官，記錄或秘密拍攝了日軍的暴行。他們的所見所思，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更加立體。
  得知其中一些知名人士的日記、書信保存在耶魯大學，魯照寧數次前往查找、掃描或複印，並把600多件複印資料全部捐給紀念館。
  為了更好地銘記國際友人的貢獻，魯照寧還把他們的遺物納入了「打撈」範疇。
  一次，他檢索到一個英文信封，寄件人是德國西門子公司，收件地址上則寫著「小粉橋1號」。看到這裏，魯照寧腦中的弦立即繃緊了：小粉橋1號，就是大名鼎鼎的約翰·拉貝的地址！
  魯照寧與拉貝故居的業主相熟，此前就搜集過一些拉貝的遺物。在南京的至暗時刻，這位德國人與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容納了25萬多名避難的中國人。
  多年「打撈」下來，不斷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已經內化成魯照寧的一種敏感。「這是很珍貴的信封。」在一場激烈的競拍「拉鋸戰」之後，魯照寧拍下了它。
  正如寄給拉貝的信封一樣，網路上的大量史料並沒有清晰的標注。為此，魯照寧琢磨出各種各樣的「大海撈針」技巧。以關鍵字「南京」為例，就有Nanking、Nankin、Nanjing等多種不同的寫法。再如，想搜集碉堡的照片，用「bunker（碉堡）」搜出的結果很少，用「pillbox（藥盒子）」會更多——當時碉堡的造型與現在的藥盒子相近，外國人習慣使用更通俗、更簡單的說法來代指。
  除了拉貝，還有一個信封的主人令魯照寧念念不忘：美國人詹姆斯·麥卡倫。
  1937年日軍逼近南京時，麥卡倫44歲。因金陵大學醫院的大部分人員撤離，本應回國休假的他毅然留下擔任行政主管，後來又參與設立南京安全區。
  麥卡倫不僅為安全區難民奔走，還積極發聲，試圖讓外界瞭解南京的悲慘真相。在致家人的信中，他寫道：「……我們估計每晚至少有1000起案件，而白天也有許多。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順從，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槍擊。」他的信至今保留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裏，成為證實南京大屠殺的可靠憑證之一。
  在魯照寧看來，媒體報導也好，個人見聞也好，西方的這些史料客觀地記錄了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沒有添油加醋或立場偏向，作為證據就更有說服力。「他們當時是出於人道主義去做這些事情，沒有政治或私利上的考慮。」
  紀念館一位專家這樣評價魯照寧：「他的眼光很好，搜集了許多極為罕見的一手史料，填補了紀念館館藏文物中歐美等西方國家有關南京大屠殺史料的空白，為浩劫的存在給出了不可辯駁的第三方鐵證。」
  「有比無重要」
  從報刊、書籍、照片到海報、光碟、衣物，截至目前，魯照寧已向全國各地抗戰相關紀念館無償捐贈近3000件（套）史料，其覆蓋主題也從最初的南京大屠殺擴展到慰安婦、抗日航空英烈等。根據紀念館2017年披露的數據，這些史料中的164件（套）為國家珍貴文物，60多件（套）為國家一級文物。
  對於這些評定細節，魯照寧沒太關注。在他看來，把史料捐贈給紀念館後，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就已完成，剩下的研究還是要交給專業人士來做。
  同樣的，他不願意提起搜集過程中的花費和辛酸，似乎一強調這些，就傷害了他的純粹和初心。對於那些比較珍貴的史料，他只會籠統地用「天價」來概括。為了多賺取一些加班費來維持收支平衡，他每天一般要工作10到12個小時，最長是16個小時。日常生活裏，他開普通的車，有時穿幾塊錢的衣服。早年有媒體報導說，他原本可以在美國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
  歷史太沉重，有時他會不自覺地墜入那些描述裏。即將崩潰流淚時，他不想讓家人擔心，就趕緊躲進家裏的地下室，完全調整好情緒後再出來。一開始，身邊的人都不理解他為何如此執著，付出如此之多。他能做的就是先努力。至於為什麼要做，為什麼是他來做，花費那麼多的金錢有什麼用，這些歷史碎片到底有什麼好處，種種提問，他一律回答：「有比無重要，多比少重要；有就是重要；總要有人來做的，為什麼不可以是我呢？」
  每次去南京，魯照寧都要攜帶3個行李箱。箱子裏只有極少的貼身衣物和洗漱用品，其他空間都留給寶貴的文物和史料。至於出席正式的捐贈場合要穿的西服等衣物，他放在了南京的老同學家，免得帶來帶去，佔用行李空間。
  有一年，航空公司暴力托運，摔壞了一張記錄日軍侵華罪行的黑膠唱片，魯照寧很是心疼。從那以後，他就成了「打包大師」，易碎品都要用紙板和泡沫包好，同時確保不會來回滑動；行李箱的外層也要全部纏上塑膠膜，以防下雨時書報之類的紙質史料浸水。
  一次出行少則一周、多則半個月，魯照寧得把一年的假期攢起來用。時間長了，美國同事們看他時不時要「消失」一陣，也會好奇地問他去了哪兒。他跟這些土生土長的美國同事講南京大屠殺，講日軍侵華的罪行。因為美國經歷了珍珠港事件，大部分同事對二戰有一定瞭解，但南京大屠殺的慘劇還是超出了他們的認知。聽魯照寧講完，關係要好的同事拍著他的肩膀連連稱讚：「你真了不起！」
  今年12月的南京之行，魯照寧又將捐贈一批新的史料。未來，他還想去紀念館做志願者。他很高興的是，今年5月他退休了，終於不用再攢假期，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時間去搜集證據。
  這條路，他打算一直走下去。「遺忘就是第二次殺戮，只要我還活著，打撈歷史的腳步就不會停下。我要通過我的努力，把南京大屠殺鐵證擺在大家面前。我堅信，歷史應該被公平地對待。」
  （馮群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