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經濟「五化」挑戰
  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全球局勢錯綜複雜、外部衝突持續不斷，國內社會壓力亦逐步加劇，從社會層面看,正面臨五大結構性問題，即「五化」現象，需高度警惕並破解。
  其一，經濟過度平臺化。平臺經濟在拓寬就業管道、便利社會生活的同時，也暗藏多重隱憂：不僅擠壓傳統就業崗位、摧毀部分實體就業形態，更持續拉大收入差距，甚至對年輕一代的心理健康與線下社會交往造成負面影響，弱化人際聯結。
  其二，市場過度國資化。地方國資全面湧入盈利性領域，過度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導致民營經濟活力受挫，部分企業選擇「躺平」觀望，甚至主動出走海外尋求發展機遇，不利於市場生態的多元均衡。
  其三，技術過度自動化。當前不少企業將「無人化」作為核心目標，技術自動化的核心訴求局限於降本增效，卻忽視了就業保障與民生生計，與「技術服務社會福祉」的初衷背道而馳，加劇就業市場壓力。
  其四，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資本無序擴張，不少實業品牌被金融炒作收割，而國內股市運作尚不成熟,投機性金融活動氾濫，不斷侵蝕實體經濟根基。鄭永年強調，立足實體經濟、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讓金融回歸服務本質，重點賦能製造業，才是金融領域的正確發展方向。
  其五，虛擬化引發「三被」風險。人工智慧等虛擬化技術的快速發展,可能導致人類面臨「被欺騙、被操縱、被殖民」的潛在危機，進而引發思維退化、文化多樣性流失等深層問題,需警惕技術對人性的剝離。
  針對上述「五化」挑戰，鄭永年提出，僅依靠「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二元結構，難以破解當前困局，必須加入「有力社會」這一關鍵維度，重構「政府-市場-社會」三元協同體系，堅持以人作為發展的核心與中心。他呼籲，人工智慧時代更要守住人性底線，回歸以人為本的發展邏輯，在變革中找准方向，守住社會的溫度與活力。
  直面問題，為何要做中國經濟的樂觀主義者？
  鄭永年強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獨善其身，中國亦不例外。但梳理問題、正視挑戰，並非為了放大悲觀情緒，而是為了精准破局、找到應對之策，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
  從現實來看，相較於全球大多數經濟體，中國經濟仍處於相對較好的發展位置。只要敢於直面困難、深挖問題根源，精准施策、主動作為，就完全有能力克服挑戰、超越困境，最大限度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目標。
  信心不足者習慣掩蓋問題，悲觀主義者畏懼正視問題，而真正的樂觀主義者，始終敢於直面問題、積極求解。當前中國經濟雖面臨內外雙重壓力，但保持樂觀並非盲目自信，而是基於客觀存在的增長空間與發展潛力——無論是現有經濟格局中的可挖掘空間，還是未來的增長潛能，都能通過導入科學有效的經濟政策轉化為發展動能。
  樂觀之基
  鄭永年認為，中國經濟的樂觀底氣，首先源於現有格局中尚未充分釋放的增長空間，具體集中在四大領域。
  第一，陸地經濟潛力持續釋放。中國作為典型的大陸經濟體，無論內迴圈還是外迴圈都仍有拓展空間。內迴圈層面，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能打破地域壁壘，推動生產要素高效流動。西部、西南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各具比較優勢，若能實現要素雙向融合、優勢互補，就能催生新的增長極，啟動全域發展活力。外迴圈層面，隨著交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中歐班列等跨境鐵路網絡持續延伸，將進一步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國與沿途國家互利共贏、協同發展。
  第二，海洋經濟亟待突破傳統邊界。目前沿海各省發展海洋經濟，多集中於海洋牧場、水產養殖等傳統領域，而海洋經濟的潛力遠不止於此。鄭永年提及，當前中國造船技術與產能均位居世界第一，若政策層面適度放開私家船產業發展，不僅能催生一個規模龐大的新產業，更能培育民眾的海洋精神，推動中國從「海洋大國」向「真正的海洋強國」轉型。
  第三，空中經濟打開新增量空間。隨著中國大飛機製造技術的成熟，大飛機產業正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升級，催生新的製造業集群。同時，低空經濟成為新的風口，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已率先佈局，低空飛行、通用航空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將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
  第四，數字經濟穩居全球第一梯隊。以互聯網、人工智慧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賽道。當前在全球範圍內，中美兩國占據新產業發展的主導地位，尤其在互聯網與人工智慧領域，中國作為領頭羊之一，優勢顯著，其他國家難以在短期內實現趕超，為數字經濟持續領跑奠定了基礎。
  破局關鍵
  若說現有增長空間是樂觀的「底氣」，那麼科技創新與體制機制改革,則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鄭永年認為，創造和增加新經濟活動,關鍵在於兩大路徑：傳統產業技術升級與科技創新，而後者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一一傳統產業升級最終仍需依託技術進步，唯有科創才能催生全新經濟形態、啟動增量空間。
  當前中國在多個領域已從技術跟隨轉向原創突破，但需直面一個突出問題：生產關係及部分上層建築領域的體制機制，未能及時跟上生產力發展步伐，過度監管現象突出。監管越位、過嚴，導致新經濟活動落地難、推廣慢，增量經濟難以壯大，甚至出現「新質生產力外流」的情況——大量創新成果因國內落地環境受限，流向更包容的經濟體，尤其是美國，造成創新紅利流失。
  對此，鄭永年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松規鬆綁」已刻不容緩。對企業適度放鬆監管、對地方政府精准鬆綁，是啟動經濟活力的關鍵——企業與地方政府，始終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核心抓手，若不能充分賦權二者，中央宏觀經濟政策就難以轉化為具體的市場紅利與發展實效。
  一是適度放鬆技術應用監管，為創新鬆綁。以生物醫藥領域為例，中國已實現從仿製藥到創新藥的轉型突破，但創新藥落地難的問題始終存在。企業回饋的核心痛點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審批流程煩瑣、耗時過長,部分申請提交後長期無回饋，錯失市場窗口期；二是創新藥上市後需對接醫保體系，定價受到嚴格限制，難以覆蓋研發成本、實現合理盈利。在此背景下，不少企業被迫選擇「出海」，將創新藥技術或產品出售給國外廠家。這一現象造成雙重損失：一方面，國產創新藥在海外市場可實現上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估值與收益，國內卻錯失紅利；另一方面，部分優質創新藥在海外落地後，中國企業可能需要高價回購，才能滿足國內臨床需求。適度優化監管流程、完善定價機制，成為生物醫藥及其他新興技術領域發展的迫切需求。
  二是精准鬆綁地方政府，激發治理活力。當前地方政府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從「捆綁式發展」轉向「鬆綁式發展」。鄭永年指出，反腐與廉政制度建設中，將地方官員權力納入法治軌道是必要舉措,但實踐中部分「制度籠子」過於嚴苛，反而束縛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導致不少幹部「不敢為、不願為」。具體來看，地方政府主要面臨四大困境：一、監管過度頻繁且分散。紀檢、監察、審計、巡視等多種監管形式缺乏統籌整合，地方政府需要投入大量時間、人力配合各類檢查，分散了抓經濟、促發展的核心精力。二、考核指標過度細化僵化。幹部考核本是推動履職盡責的有效手段，但過於煩瑣、固化的考核指標，反而形成束縛——不僅杜絕了違規違紀行為，也限制了主動作為、大膽創新的空間，導致「好事難辦、實事難推」。三、政商互動機制不健全。此前為構建親清政商關係，禁止地方官員與企業過度互動；如今為推動經濟發展，雖適度放寬相關規定，但監管層面仍未形成明確的制度化標準，導致官員與企業溝通時心存顧慮、不敢作為。四、減薪泛化影響幹部積極性。部分地方因財政困難推行減薪政策，本是應對壓力的權宜之計，卻逐漸演變為「政治正確」，甚至部分財政狀況良好的地區也跟風減薪，不僅影響幹部工作情緒，更給部分年輕幹部帶來生活壓力，間接催生「躺平」心態。
  以改革破局
  鄭永年強調，無論是對企業的「松規」，還是對地方政府的「鬆綁」，本質上都是體制機制的深化改革，這一進程已刻不容緩。當前體制機制改革面臨雙重動力：對內，是破解發展難題、釋放增長潛力的內在需求；對外，是應對國際競爭、搶佔發展先機的外部壓力。
  值得警惕的是，若美國持續放鬆監管、優化創新生態，極有可能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佔據主導甚至壟斷地位，助力其實現再工業化與「再次偉大」。中美兩國的體制機制改革，均立足應對工業革命浪潮、推動生產力發展，這一背景也明確了中國改革的核心方向——通過體制機制優化，為新質生產力鋪路搭橋，讓創新活力充分釋放。
  誠然，中國經濟未來面臨的風險挑戰不容忽視，風險係數亦不低，但我們有充分理由保持樂觀。這種樂觀,源於充足的增長空間與發展潛力，更源於直面問題、勇於改革的決心與能力。唯有以樂觀心態正視挑戰，以務實舉措破解難題，才能在時代變革中穩步前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社會長治久安。
  （察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