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通社7月31日電】7月31日，日本政府宣佈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有受訪專家指出，日本國家情報局與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特高課」，在核心特徵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批評高市早苗政府成立該局，情報活動邊界模糊、制衡薄弱，很容易出現權力濫用等失控隱患。
  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7月31日接受香港中通社採訪時指出，日本國家情報局與軍國主義時期的「特高課」比較，兩者情報權力均高度集中。該局的成立統合了日本外務省、防衛省、員警廳等省廳的情報搜集體系，打破了以往的部門壁壘，形成了中央垂直管控的情報中樞，這與「特高課」脫離地方約束、統合特務力量的集權路徑完全一致。
  其次，兩者兼具內外管控功能。「特高課」最初負責日本國內思想控制、鎮壓反戰力量，此後延伸到對外情報滲透。日本國家情報局首任局長原和也長期深耕日本國內安保、輿情管控領域，這讓該局具備對內監控、對外偵查的雙向能力。
  兩者權力監督也存在明顯漏洞。此次高市政府成立該局，卻沒有設立獨立的第三方監督機構，國會僅保有事後報告權，情報活動邊界模糊、制衡薄弱，很容易出現權力濫用，復刻「特高課」時期的失控隱患。
  外界普遍認為，當前日本持續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建立情報中樞為其軍事介入、地緣博弈的先導。同時，該機構可依託情報網絡開展認知輿論滲透、高新技術情報搜集，服務其大國化戰略佈局。這一做法實際與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一系列「情報先行」的做法完全一致，值得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接下來，日本《間諜防止法》立法如何界定「間諜」、「外國干預」、「外國影響」等概念，以及日本國會能否真正調閱機密、獨立調查情報機構違法行為，值得關注。陳洋指出，若同時出現首相主導、情報高度集中、反間諜法擴大以及第三方監督不足，情報權力就可能突破國家安全領域，逐步向政治活動、社會組織和個人隱私延伸。
  有輿論擔心，日本國家情報局會否加劇國家間的情報博弈？對此，陳洋認為，日方此舉意在整合分散情報資源，降低對美國情報供給依賴，自主支撐安保決策，將深刻重塑東亞安全生態，持續推高區域情報博弈風險，確會埋下長期安全隱患。
  從地區格局來看，東亞多國地緣利益交織，日本對外情報力量擴張，周邊國家將被迫升級反間諜、境外情報防範體系，情報攻防競爭趨於常態化。而情報博弈具備隱蔽性、低門檻特徵，極易引發誤判，一旦出現情報摩擦，缺少成熟危機管控管道，會持續侵蝕區域安全互信。在日本未能徹底清算侵略歷史、右翼勢力持續抬頭的背景下，集權化情報體系成型，疊加持續擴軍動向，令周邊鄰國安全憂慮上升。
  長遠而言，東亞現有基於戰後秩序形成的安全平衡持續受到擾動。單純依靠情報能力擴充無法真正改善安全環境，反而容易形成軍備與情報競賽的惡性循環。陳洋說，地區各國應保持高度警惕，同時倡導建立透明溝通機制，依靠多邊對話管控分歧，抵制陣營對抗與情報軍事化，維護亞太持久和平穩定。